民国文匪 第223节

“我们也才刚刚到。”哪个更年轻一点的人开口道，“李校长，久闻大名，其实我们早就想来一睹先生的风采，聆听您的教导了的，只是一直没什么好机会。我是博古，这位是洛甫同志。”

博古是1907年出生的，到这个时候也就25周岁左右，而洛甫则略微大一点，现在是三十二周岁。这会儿两个人到都是正处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时候。李谦看博古虽然说得谦虚，但是那个眼光，呵呵，李谦见得多了。一些自以为很牛的学生，总喜欢拿一些困难的问题来了考考老师。当他们嘴巴上很谦虚地说有个问题要请教请教的时候，眼睛里面闪烁着的就是这样的光。

“两位请坐。”李谦请他们在茶几边上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又亲自拿起开水瓶给他们两个倒茶。

“哎呀，李校长，这个还是我们自己来吧。”洛甫赶紧说。

“在这里我好歹是个主人，哪里有主人让客人倒茶的道理。”李谦笑道，“两位身份特殊，我冒昧相邀，两位却能来，真是令蓬荜生辉。只是我们见面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我这里也没办法还好招待二位了。”

三个人寒暄了两句，博古便开口道：“刚才我在李校长的书架上，看到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比如德文版的《资本论》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看来您对我党的理论很有研究呀。”

“很有研究这话怎么敢乱说？”李谦摇摇头道，“社会科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科，贵党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是有很多值得研究学习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生都是天纵之才，他们穷尽一生才发展出来的东西，我一个学数学的，偶尔涉猎一下，哪里就敢说很有研究了？很有研究这种话，怕也只有那些连马克思主义的门都没进的家伙敢胡说了。不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确非常有好感——因为这种学说踏踏实实地，颇有些我们自然科学的感觉，和那些骗人的社会学说完全不一样。你们二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正确。”

李谦的话里面是带了点刺的，那句“很有研究这种话，怕也只有那些连马克思主义的门都没进的家伙敢胡说了”，多多少少的是有点对着和尚骂秃驴的味道了。博古和洛甫都干过文字工作，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两个人哪有听不明白的？只是李谦这话也没错，所以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自己笑笑。

不过李谦后面的话倒是很对他们的胃口。李谦说马克思主义踏踏实实的，很有自然科学的感觉。他们知道，李谦是搞自然科学的，那些搞自然科学的家伙们对社会科学通常都是有一点鄙视的，甚至经常会来一个：“你说你也姓赛？，你怎么会姓赛？你也配姓赛？”所以李谦的这个说法，将吗，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骗人的社会学说区分开来。肯定其科学性，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李谦的确是可以往正确的方向上引导的，甚至是有希望发展成自己的同志的呀。

“李校长说得对。”洛甫赶紧说，“所以马克思主义又被称作‘科学社会主义’。”

“这我在法国的时候，也听法共的朋友提到过。”李谦点点头，然后又问道：“二位能给我讲讲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和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区别吗？”

博古和洛甫互相望了一眼，知道这是李谦在出考题了。他们两个是人民党的理论家，如果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的主场上，都顶不住李谦的进攻，那后面也就别想着说服李谦“反常抗日”了。

“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不过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这么几点……”博古首先开口了，而洛甫则在一边听着，随时准备查漏补缺。

按照博古的说法，以及洛甫的补充，博古他们的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而空想社会主义则仅仅从抽象的理性和正义出发来探讨社会发生变迁的原因。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找到了现实的道路。空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从没有理性的社会向有理性的社会过渡，他们深信自己的天才实验能够使有产者和统治者感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客观地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能够承担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现实的物质力量——社会化大生产的主体——觉悟了的无产阶级；而乌托邦共产主义则指望有产者的良知。

……

总的来说，他们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要是连这个问题都会出问题，那他们两个就趁早把自己打个包，赶紧邮寄回莫斯科去重修好了。当然，如果真的可以这样打个包把他们寄回到莫斯科去，李谦也一定会很乐意的。

“很好，这解决了我不少的问题。”李谦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资本论》吗？”

博古和洛甫都摇了摇头。

“首先，自然是因为他有一种数学一样的美感。”李谦说，“而且这本书我觉得最为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的科学精神。嗯，二位能理解什么是科学吗？或者我问一句，你们觉得科学是真理吗？”

“科学……李校长，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毕竟在科学上，您才是专家。”博古很敏锐地将球抛了过去。

“好吧，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吧。”李谦说，“很多人都喜欢说科学知识，科学真理。但是科学本身并不是知识，也不是真理，科学只是一种方法，一种用来认识世界的方法。运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获得对这个世界的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是受限制的，而且我们的观察本身就会影响观察的目标。另外，你们知道‘不完备原理’吗？”

既然博古把球踢回来了，那就是李谦的主场了。的确把球踢回来，避免被不断地提问，这是占据主动的一种方法。但是任何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比如说，现在李谦就利用发言的机会，把对话引导到了自己很熟悉，而对方并不熟悉的领域去了。

两个人摇了摇头。毕竟他们不是专业学数学的。

“这个原理可以这样表述：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李谦说，“这也就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同时具备完备性和相容性的公理体系。而这样的公理体系，曾经是无数徐学家为之努力的东西。既然数学如此，那么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的自然科学，自然也会受到这个原理的制约。同样使用了科学方法来构建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一样。它不可能是真正的真理，只可能是一定范围内的真理。”

第四百五十章 中国社会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至少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真理。”这个话在博古和洛甫听来，就很有些不好听了。

但是李谦的话，在理论上真的还没什么太多的问题。所以博古只能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实了它的正确性。”

“这话可不够准确。”李谦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严格来说，是证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可行性和正确性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另外，苏联的实验的初始条件和中国也有很大区别，虽然我觉得科学社会主义可能是将中国从泥潭里拉出来的最后的希望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经验就可以照搬过来。二位都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自然知道沙皇俄国和中国的区别。你们说说沙皇俄国和中国各自是什么属性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但是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博古和洛甫都知道，要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怕后面跟着的问题就过来了，而后面一环套着一环的问题恐怕会非常的不好对付。但是年轻人有一点很好，就是对自己总是充满了自信，往往喜欢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玩意儿，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普遍头铁，总觉得凭自己的本事，这点困难不算啥，不信？你看我越塔反杀给你看看。

所以虽然知道这个问题后面可能会有一大堆的新问题，但是在博古看来，自己不能采取转移话题之类的招数，不然就是示弱，就是认输。再说了，他们是来说服李谦的，如果采用各种技巧，就算在辩论中占了上风，那也达不到说服的作用。

所以，博古便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列宁同志说过，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沙皇俄国有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工业既要依靠沙皇政府的庇护以求得发展，又受到前资本主义关系层层密网的困扰。沙皇专制制度依靠贵族地主阶级和军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具有明显的军事封建性。我觉得这一点和我们中国很相似。”

“和我们中国很相似？”李谦吃了一惊，赶紧问道，“难道中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

你别说，在历史上还真的有人将“帝国主义”这个帽子扣到中国头上过。一战结束之后，协约国组织了一个“十四国联军”支持远东的俄国白军，苏俄便将这十四个国家称之为“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当时还是北洋政府的中国，也忝列其中，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一。

博古对于这个掌故是很清楚的，他当然知道，苏俄曾经将中国也列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是他却很难按照当初苏俄的口径，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按照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对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就中国，连一点边都沾不上。毕竟，这会儿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不是后来的中特帝。

正因为苏联曾经金口御批了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列宁同志又有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这五大特征，中国一个都沾不上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苏联的达瓦里希们自己说话不严谨，弄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玩意儿。

这个问题，如果让一个斯大林达瓦里希来回答，会非常简单，那就是按列宁同志的标准，中国还需要好好努力才能叫帝国主义。什么？“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宣传部里面总是有处理不完的傻瓜呀。但是，这个事情，斯大林同志可以这样说，但博古同志可没办法这样说。所以他一时间沉默了下来。

见博古一时间没有回答。李谦便主动道：“我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那里，列宁给帝国主义总结了五条特征，这五条特征分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高度发展，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也已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我记的应该没错吧？”

这怎么可能有错呢？博古和洛甫当然表示：“就是这样，没错！”

李谦便继续道：“显然，中国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没有高度发展，垄断组织都不纯在，就更不要说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了，所以这第一条肯定是不符合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中国也没这个东西，在外国银行的压力下，本土的那些银行规模小，力量弱，和这个标准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这一条也不符合。资本输出——我们基本上没有资本输出，只有资本输入，所以这一条也对不上；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也已形成——我们就是被瓜分的对象，所以这个也对不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我们没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以，按照列宁的标准，沙皇俄国肯定是帝国主义，虽然它是最薄弱的环节；但是中国，绝对不是帝国主义。你们看，我的看法正确不？”

这还能不对？这全是以列宁的标准来进行的判断。如果说这个结论不对，那就是在说列宁同志的理论不对；说列宁同志的理论不对，那就是在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同志，请跟我们去内务部委员会喝一杯格瓦斯。

所以无论是博古还是洛甫都只能承认，李谦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中国的性质是什么呢？”李谦说，“我认为，中国的性质可以这样归纳：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谓半封建是相对于完全的封建社会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社会已逐渐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发展扩大。半殖民地则是相对于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中国是有自己政府的独立国家，但实际上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当年军阀混战时期，各个军阀背后，都有相应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如今，虽然在形式上，国民党政权勉强完成了统一，但是他们其实依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