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216节
“要不这样吧，我给爱因斯坦先生看毛蛋，顺便再给他一个选择：去上海大学讲一次学。他去了中国，自然还要顺路去一下其他国家，当然，最好不要去日本。”李谦说，“这样爱因斯坦先生就完全有理由在选举期间离开德国，并且在国外一直呆到国内尘埃落定为止。你看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爱因斯坦先生这次可绝对不会去日本，要知道，去年十一月，也就是你被轰炸那次，他可是带头发出号召，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全面禁运的呢。”德布罗意说道，“你的这个计划，我觉得很不错！”
第四百四十章 拯救爱因斯坦计划（2）
李谦在法国呆了大半个月，期间的主要事情就是拜访朋友，讨论各种数学和科学方面的问题。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大家都通过信件和刊物上的论文进行过讨论。但是那个效率毕竟低了一点，所以面对面的交谈依旧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讨论之余，很多人再次向李谦提出了“中国太危险了，还是来欧洲比较好”之类的劝告。当然，这些劝告都被李谦婉言谢绝了。
等李谦到达德国，已经是七月初了。说起来李谦以到德国，立刻就引起了德国媒体的关注。因为很多媒体，都在等着看爱因斯坦出洋相。
如今爱因斯坦在德国的形象，和当年可完全不一样了。在十年前，经济形势还算好的时候，爱因斯坦在德国国内的形象相当正面，虽然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形象就不是很好了，（不过话说回来，犹太人的形象几乎就没有好过）但至少爱因斯坦的个人的形象还是不错的。就是一些反犹主义者，也最多就是感叹：“爱因斯坦为什么是个犹太人呢？”而在说这个话的时候的那个感觉，简直就和朱丽叶说“哦，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一样。
但是现在，这话就变成了“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了。爱因斯坦的各种黑料，有的没有的，都被曝了出来，总之，爱因斯坦如今的形象倒是有点像傅满洲了。
如果放在十年前，爱因斯坦就一个科学上的问题，和李谦这样的低等的黄种人发生争论，那么整个德国舆论界都会毫不犹豫的站在爱因斯坦一边。而当李谦最终获胜之后，大家都会为爱因斯坦感到惋惜，一些格调不高的报纸甚至可能会因此攻击李谦。虽然这可能导致可怕的反击，但这也意味着得到关注不是？
但是放在现在，几乎所有的德国媒体都站到了李谦这边。在一些媒体，尤其是倾向纳粹的媒体看来，中国人，或者说黄种人，当然都是劣等人。李谦呢，当然也是劣等人中的一员，虽然他是最出色的劣等人。李谦对爱因斯坦的胜利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犹太人连低劣的黄种人都不如，是最劣等的人类呀。
事实上，纳粹已经不止一次地用李谦来对比爱因斯坦了。爱因斯坦科学成就高？和黄皮猴子打赌都输了。黄种人李谦都懂得爱国，面对国家的危险，都能挺身而出，他虽然是个低等的黄种人，但是却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个具有了高尚的精神的荣誉雅利安人。
所以，李谦一来，就有记者主动的问起他们的赌注的事情。李谦则表示，他这次来，除了和哥廷根的数学家们讨论数学问题之外，的确也是要和爱因斯坦先生就他的“统一场论”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数学方面的问题，和他略作讨论。
“你们知道，我对物理所知不多，我更关注的是数学问题。”李谦又装了一句。
“那么您和爱因斯坦的那个赌注，我记得是如果爱因斯坦先生输了，您将有权力指定他使用一种安全的，但是非常特别贵国食物。我们知道，在关于群论的争论上，您获得了胜利，请问您会利用这个机会，让爱因斯坦兑现他的诺言吗？”
“啊，您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这事情了。”李谦道，“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嗯，那我就要准备准备，准备一种足够刺激的东西，至少要能压倒瑞典人的那些东西——哈哈哈……”
李谦的这些话，当然也通过报纸传进了爱因斯坦的耳朵，老实说，爱因斯坦对于李谦要和自己就“统一场论”中的一些数学问题进行探讨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对那个赌注却也是有一点担心的。他甚至有点后悔，当初不知道发了什么毛病，会和李谦这种人打这个赌。好在他通过对好朋友德布罗意的试探，已经了解到了这种可怕的食物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通过某些碱来让蛋白质发生质变吗？这有个什么大不了的？”爱因斯坦对于解决这种真正的“黑暗”的食物，并不是特别在意。虽然此前他甚至专门为此，拜托人通过在欧洲的华人学生那里弄到这变质蛋，又请教过化学家朋友，确认了化学反应的过程，以及生成物的安全。然后又在德布罗意那里弄到了正确的使用方法——要蘸着酱油和醋吃。
然后，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试了试，然后发现，这东西虽然看起来很吓人，吃起来味道其实并不是那么让人不能接受，尤其是在蘸酱油和醋之后。
“就这？有个什么大不了的？”准备好了酱油和醋的爱因斯坦便有恃无恐地等待着李谦的来访。
李谦还是先去拜访希尔伯特和诺特他们，毕竟，这才是自己行业内的真的大佬。他准备在哥廷根待上几天，然后再去找爱因斯坦。
哥廷根是一座不大的城市，这时候只有不到十万的人口。整个城市也没有什么大的企业，城中最为重要的，也最出名的，就是哥廷根大学了。在这座不到十万人口的城市中，就有接近两万的大学生。
正因为这种结构，所以在经济危机中，哥廷根相比其他的德国城市要安静不少。但是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
诺特女士如今在哥廷根大学已经有了正式的教职了。但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哪怕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生活都非常的艰难了。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哪怕是希尔伯特先生，他拿到的工资，都已经只能让全家人啃面包了，好在希尔伯特先生以前有不少的积蓄，而且他很明智地将这些积蓄都换成了英镑、法郎以及美元。所以希尔伯特先生在生活上还能维持高级知识分子的体面。至于诺特女士，她的教授职务的工资比希尔伯特更少，而且她得到教授职务的时间也更晚，她没能赶上二十年代早期的好时光，所以她现在甚至还需要干一点兼职才能保证家用。而她的兼职当中，就有给一些学生——主要是外国学生提供有偿的数学方面的辅导。
在传统上，正规的教授干这种事情，是有失身份的，如果放在后世的某国，在职教师干有偿家教的事情，一旦被发现，是要开除公职的。但是在如今，事实上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当中，不做有偿家教的已经没几个了。这样的教授，要么是像希尔伯特那样的，早年间有积累，而且还很明智的将这些积累早早地换成了其他的更可靠的货币的；要么就是家里有其他收入，本来就不靠当教授的那点工资的。
除了教授们的生活日益窘迫之外，即使在这座大学城中，都处处可以看到德国如今的政治局面的变化。比如说，李谦就告诫过学生们，在德国，轻易不要独自上街，因为即使是哥廷根这座大学城，治安情况也不太好。支持德共的人和支持纳粹的人经常在街上发生冲突。德共的支持这倒也罢了，那些支持纳粹的冲锋队，对于黄种人，可真的谈不上友好。
不过总的来说，在哥廷根这样的大学城中，左翼还是天然的更占上风一点的，所以这里的情况，比起德国其他城市倒是要好不少。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就连哥廷根这样的城市，都有 “褐色瘟疫”在活动，其他城市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至于爱因斯坦居住的柏林，那更是斗争最为激烈的城市。所以当李谦准备去柏林的时候，黄婉贞还真有点担心。
对此，李谦表示：“不要紧，要论周围的恶意，某些德国人对黄种人的恶意，绝对比不上对犹太人的恶意。更不要说在上海的日本人对我的恶意了。而且爱因斯坦都能在这里生活，我更不是问题。所以，这根本就不用担心。”
事实上这种说法完全是有道理的。中国人当然是在歧视链的底层，但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并没有利益上的太大的矛盾——现在和德皇威廉那会儿可完全不一样了，德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将手伸到中国来，而中国人在德国的数量也有限，不存在什么中国人抢了德国人的饭碗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无论是德国和中国，或者是德国人和中国人，都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任何后面没有利害冲突的矛盾或者歧视，都是不足以引起什么太大的行动的，因为采取行动是要付出成本的。
所以，李谦在柏林的行动相当的顺利，虽然他刚一下火车，就在柏林火车站外面遇到了一起冲锋队和德共的支持者的冲突，但是双方都忙着打对方，谁也顾不上李谦他们。李谦他们几个倒是远远地找了个视野开阔，又相对安全的地方看了把戏。
当然这出大戏还是干扰了李谦他们的行程，原本按计划，李谦他们应该在中午就抵达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区的住处。但是因为冲突导致的混乱，李谦他们直到傍晚才得以抵达，以至于让很多记者都等着的新闻，只能推到明天了。
第四百四十一章 你杀了我吧
据说当天晚上，李谦不顾旅途中的疲劳，就和爱因斯坦一起就统一场论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数学问题进行了讨论。按照后来李谦的说法，这次讨论并不具备建设性的意义，相反倒是充满了“破坏性”的意义。因为这次交谈否定掉了爱因斯坦的好几个思路，但是李谦却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思路。
但是爱因斯坦对这次谈话却很满意，因为它否定了一些错误的方向，“这本身就让我们进一步地接近了真理”。
不过两个人具体谈论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说出来每一个单词记者们都听到过，但是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记者们就完全不明白了。记者们自己不明白，而且他们也知道读者们肯定也不明白，所以他们对这些东西也毫无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李谦这个小捣蛋鬼又会拿出什么恶作剧的东西出来。
但是在很多年之后，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女士在回忆爱因斯坦的文章当中提到的这一晚上的情况，却和这完全不一样。
按她的说法：
“李先生带着他的妻子（编者按，当时黄婉贞还只是李谦的未婚妻，在这里应该是海伦·杜卡斯女士弄错了）进来，爱因斯坦先生和夫人一起向他们表示了欢迎。他们便一起到了小花园里坐下。
爱因斯坦先生首先称赞了李先生不久前拍的电影，尤其是电影中的三首歌曲。然后他们就电影艺术以及音乐的事情谈了至少一个小时。接着李先生便拿出了几份文件，据他的说法，是对上次爱因斯坦先生写给他的信件的一些回复。
李先生说：‘这是关于您对于统一场论的一些猜测的数学上的判断，比较复杂，我觉得您可以慢慢的看，不过现在，我认为我们有比这些事情更迫在眉睫的事情。’
所以，关于‘统一场论’的讨论，其实在那个晚上并没有进行。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进行，李先生给出的答复相当多，而且很复杂。爱因斯坦先生也是花了好几个晚上，才慢慢看完这些东西的。这当中，很多时候他也和李先生进行了不少的讨论——他们讨论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晚上能够讨论明白的。
不过爱因斯坦先生说的那句话到真的不假，他后来也和我说起过这样的话，他说：‘能排除一些错误项，就是非常大的成绩了。’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另一句话。他对我说：‘海伦，你知道和数学家讨论物理问题，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就告诉我说：‘那就是，明明讨论的是物理问题，但李却可以光明正大地说“我不懂物理”，而大家，甚至包括我都会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我要是说‘我不懂数学’，那就连我自己都会觉得羞愧——这完全不公平嘛。’
你问那天晚上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事实上，那天晚上，李先生一直都在劝爱因斯坦先生暂时离开德国……”
李谦在那天晚上，与爱因斯坦就世界和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爱因斯坦首先对中国遭到的侵略表示了关注，李谦知道，这并不是出于虚伪，爱因斯坦虽然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学知识，而有那么一点种族主义思想（毕竟，在这个时代，种族主义甚至都是政治正确），但是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其实还是相当的天真的。老实说，李谦在科学界的那些朋友大多都比较天真。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的算力基本上都被安排给了各种研究项目，剩下的，也要花在其他方面一些，结果能放到研究政治局面上的算力，可能也就比草履虫强那么一点点。
“爱因斯坦先生，我觉得您应该在七月底的选举的之前离开德国。”李谦一坐下来，就直截了当的说道。因为他知道，说的太拐弯抹角了，弄得不好，爱因斯坦根本就明白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