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745节

库恩贝拉问道：“但那时候我们如何抵挡奥军？”

铁托摊开巴尔干的地图，解释说：“匈共的同志们，请看，我们与贝尔格莱德条约组织中的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毗邻，我们能够与他们结盟，并肩作战。”

库恩贝拉摇头：“不，罗马尼亚人视匈牙利占领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是他们的核心领土，不解决这个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怎么可能实现结盟。”

铁托哈哈一笑：“您，贝拉同志，您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如何看待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呢？匈牙利社会党内的主流意见，又是怎样看待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

库恩贝拉思索一番后，便沉吟道：“我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还有匈牙利社会党作为一个共产党，我们的主流意见就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实行真正的民族解放政策，使当地的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都摆脱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

在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世界观里，巴尔干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实性问题。库恩贝拉相信只要效仿东共联的成功经验，一个红色的匈牙利是有办法和邻国建立起普遍的和平、友好关系。

铁托也同样信奉社会主义式的民族观：“只要我们能够夺取布达佩斯的政权，那么匈牙利就有可能和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实现历史性和解，各国在共同对抗帝约的大背景下，完全是有条件形成新的共同记忆，我们在战后就能像东共联那样，也组建起一个巴尔干公社共和国联盟，这样就能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巴尔干问题。”

铁托设想的巴尔干公社共和国联盟，不是南斯拉夫联盟，它必须把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希腊也给囊括进来，这样才能保证各民族人口相当，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一个突出的强势民族，那样也就不存在任何民族沙文主义的基础。

这样的一个巴尔干公社共和国联盟，在政治、军事方面可能是十分松散、软弱的，但以其体量，再加上战争结束以后世界革命一定已经获得很大成功，巴尔干公社共和国联盟也就无需面临严酷的军事挑战，足可以在温和、安全的环境下以松散联盟的形式发展为一个真正的一体化国家。

第九十七章 林淮唐的同化政策

巴尔干千年的历史注定了这里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就是走向彻底的碎片化，任何一个小民族都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国家，像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也都要单独建国；

第二条路就是走向真正的统一，并且必须是毫无保留的统一，不是由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或克罗地亚人牵头组建的国家，而是一个没有主导者、足够松散、因此也不会造成民族矛盾激化的邦联国家。

铁托设想的巴尔干公社共和国联盟，其实最接近的，就是林淮唐规划的印度公社联盟。

林淮唐不是双标主义者，在他看来，像印度、像巴尔干这类民族宗教矛盾奇多的地方，如果不想让它彻底碎片化，变成某某地区的火药桶，那么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实现松散的邦联化。

在主体民族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强集权的联邦或单一制的共和国，都只会导致民族沙文主义的膨胀和民族仇恨的与日俱增。所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主体民族如果连三分之二的人口都达不到，还想搞“强统一”、“强集权”，那当然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就像是另一个时空的塞尔维亚那样，结果只会是“从塞尔维亚到塞尔维亚”，百年的征程和牺牲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实际上三分之二的比例就已经是最低下限了，像另一个时空，即便强如苏联，在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只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一的情况下，强行推行强集权和民族同化政策，结果也是只能起到反作用。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语是言载体问题，民族同化的核心是母语转换，而母语转换需要有母语使用人口作为媒介。母语使用人口越多，这门语言向外传播的动能就越强。最典型的是德语，由于人口过剩，11世纪起德国掀起东进运动，在此过程中大量德语人口向东迁移，很快同化本地人口数量不低的斯拉夫人。

中文也是如此，历史上汉语向西南、西北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同化扩张，本质上都是由于汉族人口过剩导致的移民运动开启的。

如今东共联内部中文的扩张，当然也是由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口数量占有绝对优势，所以汉语这门语言才会随着大量汉族人群的移民在联盟内部急速扩张，以至于短短二十年的时间，汉语就在七河、库伦、滨海等新省份占有了绝对优势，在朝鲜、日本、越南和婆罗洲，汉语的同化也都是由汉语母语人口的外溢带动起来的。

中国在联盟国家一体化的体制建设中，拥有苏联、南斯拉夫都绝无仅有的一项巨大优势，那就是主体民族占到绝对优势的人口比例。其实，朝鲜、日本、越南都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尤其是日本，拥有七千万人口，但在东共联中，七千万人口就连百分之十的人口比例都达不到，按照人口比例换算的话，日本在东共联内部的比例地位，其实仅仅相当于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内部的地位。

假如苏联内部的第二大民族就只是乌兹别克人，而且还是像日本使用汉字那样，使用西里尔字母长达千年以上的乌兹别克人，可能苏联也不会有太大的民族隐忧。

中国从来就没有依靠林淮唐的崇高威望，以及中国社会党在东共联中的特殊地位，谋求扩大汉语母语群体的特殊政治权力，而是极力在联盟内主张推行共产主义式的民族观。

在整个东共联的范围内，三十年代以后各成员国就开始启动了公民资料数据库的统一工程：简单来说，就是将原来中国的身份证、朝鲜的住民登录番号、日本的户籍……全部统一起来，使用同样的规格和防伪验证技术，并把这些公民资料全部载入统一的档案库里。

从1933年开始，东共联的各成员国就开始统一更换全新的身份证，在新版身份证上不再表明民族一项的信息，同时，原来隐含有民族信息的身份证序列号码，也被重新修改了号码的制订规则，将其中原本与民族认定有关的号码全部改为了根据行政区划分的区号。

林淮唐是愿意允许各民族多元文化存在的，东共联要发展文化产业，不管是从学术角度出发还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也都有必要保留东亚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差异，但语言的情况又不同，语言确实是民族文化的一大载体，可也并不是民族文化的唯一载体，林淮唐不认为语言的统一就意味着东共联的政策是要粗暴消灭各民族原有的文化差异。

语言是重要的沟通和交流工具，也是联盟团结和一体化的基石，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那么不管是经济建设还是军事国防，协调方面都会大成问题。

所以东共联必须规定官方的第一工作语言，这个工作语言为方便起见，也只能是中文。

说是中文，其实更准确来说应该是经过改造后的现代白话中文。

现代白话中文里有关于近代工业、学术、军事方面的大量词汇，都是从日语里借用，或是由日本人重新定义了汉语原有单词的内涵创造出来的新词汇，亦即日本名词。

民国初年时曾有学者大言不惭说汉语离开了日本名词，就没办法再作近代化的文章，这是夸大其实，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古来即有采借外来语的传统，日本对现代白话中文中许多词汇的贡献，也没有达到离开日本名词汉语便不能作文的程度。

但日本对现代白话中文的影响和贡献确实存在。

辛亥革命以前，张之洞兼管清廷学部，他对日制词汇极为反感，于是就以职权加以抵制，民初也有有一位留日学生彭文祖写了《盲人瞎马新名词》一书，认为新词入华是“灭国灭族”之事，套用新名词的人是“恬不知耻”，批评“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等59个新名词“不伦不类”。

但在林淮唐看来，彭文祖所批评的“新名词”中，大部分词汇在另一个时空的后世都已经成了标准的中文词汇，彭氏的“灭国灭族”论完全成了杞人忧天的笑话。

这些守旧人士竭力守护的是传统文化，而事实上，缔造这些传统文化的古人却比他们开明多了。古代汉语外来词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佛经翻译，早在唐代，玄奘就确立了“五不翻”的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佛经中的外来词作拿来主义，只做音译不做意译，从而造就了大量现在还在使用的词汇，如刹那、须臾、劫数、罗汉、般若等。

现代白话汉语本身，就是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与中国相互借助，利用汉字翻译大量欧美词汇，甚至其中不少日制词汇其实还是日本人先借用了中国学者翻译的名词，再由日本出口转内销返回来影响到中国大规模采纳这一翻译，足以证明语言之间的同化和转化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规律。

没有道理说汉语受到了日语的影响，是客观的自然规律，汉语转过来影响和同化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就是要抹杀多元民族文化的沙文主义暴行。

林淮唐从没有强制禁止日本人习日语、越南人习越南语，只是在东共联汉语的使用环境确实更为广泛，加之各成员国均有设置必修的中文课程，在东共联极力鼓励全联盟人口自由流动和移民的情况下，汉语的扩张就成为一种确实的自然规律。

第九十八章 半本林选搞革命

而且严格来说，汉语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其实也极大受到了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第二语言的影响，最典型就是在东共联的铁路系统里大量采纳了日语中的铁道术语，而在有关于东南亚方面的工作里，汉语的很多词汇也受到了越南语和高棉语的巨大影响。

如果不是林淮唐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现在的汉语其实都已经可以改名叫做东亚语，或者国语，汉语在同化与扩张的过程里，也在吸收和受到其他第二语言的影响，这个长达二十年的借词过程已经逐渐把汉语改造的面目全非，那么再一个二十年、两个二十年以后，更新的汉语难道还不能算作是东共联的“世界语”吗？

中国在联盟中占据有绝对优势的主体地位，林淮唐并不打算滥用主体优势，可是他也从不打算有意限制自己将中国的主体优势地位作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来促进联盟内的一体化进程。

只是在巴尔干地区，不管是匈牙利人、南斯拉夫人，还是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地位，所以铁托相信，巴尔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现松散的邦联化计划。

“贝拉同志，你们在匈牙利拥有多少武装？”铁托问道。

“匈共拥有十万党员，还有最少二十万愿意和我们走的工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