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550节

陈家乐在这场秘密会议上表现出了非常亲华的立场，但林时爽和中央特别是和林淮唐通信讨论以后，大家也都觉得不能太过于依赖陈家乐，万一暹罗人民党今后再出什么问题，形势就还可能发生很大变化。

陈家乐本人是华裔后代，在暹罗政坛上并非主流人物，即便在人民党中他也经常因为华裔身份遭到质疑，陈家乐的亲华立场无疑非常真诚，但暹罗多数民众经过这么多年的排华教育，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此后的曼谷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除了支持暹罗政府提出的关税自主权表决案以外，并没有再做出其他更明显支持暹罗的举措来。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问题上，东亚联盟各国的代表团也提出了把按照“使馆城市托管委员会”的例子，把整个马来半岛地区都交由托管委员会来管理。

对于驻军问题，中国代表团也提出应当将整个马来半岛都化为非军事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当地驻扎军队。

只是这点自然遭致德国人的激烈反对。

德国海军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在东南亚地区获取一个战略上的立足之地，现在他们暂时放弃了直接控制新加坡的打算，但对巴生港和吉隆坡就没有一点要吐出来的意思。

就在曼谷会议进行到后期的时候，德国海军直接单方面在吉隆坡宣布成立了德属亚洲总督府，并把安达曼群岛、锡兰岛、巴生港和吉隆坡，一起置于德属亚洲总督府的管辖下。

而且德属亚洲总督府不是置于德意志帝国殖民办公室的监督之下，而是置于帝国海军办公室的监督之下，由从公海舰队中分出的德国远东舰队直接管理，属于德国海军的自留地，包括德国人过去在太平洋拥有的那些岛屿，今后也将被归于德属亚洲总督府的管辖下。

当这一消息传到曼谷的时候，无疑是大大激怒了中国代表团，林时爽当即带领中国代表们退席以示抗议，接着日本、越南代表团也纷纷退出当日会议，以示德国单方面处置争议领土的强烈不满。

在各国代表团纷纷退场以后，贝特曼的表现好像是不以为然，丝毫不做让步，他还派自己的一名秘书去向中国代表团说明情况，声称德国海军必须在东方拥有一处稳定的军事基地，不能获得新加坡，德国海军就只能暂用吉隆坡和巴生港代替一下，这是既成事实，德国政府不接受外国的任何抗议举措。

当然，这也只是贝特曼表面上做出的姿态而已。

实际上他本人对德国海军的单方面行动也很不满，然而海军拥有宰相提尔皮茨支持，威廉二世本人也是德国海军的铁杆拥趸，贝特曼的意见实在难以动摇海军的要求。

事发之后，贝特曼私下又和林时爽会面三次，德国当前的举动主要是为了照顾海军劳师远征的面子，具体在马来亚的分区管理问题上，贝特曼也表示德国方面可以接受中国急需管理哥打巴哈鲁等地，只是对于马来亚中部的内陆地区，他还是提出应当交由荷兰政府托管。

对此，中方当然据理力争，托管可以，但只能交由使馆城市托管委员会一并管理，绝不接受荷兰人的越俎代庖。

贝特曼在这方面倒没有再继续强硬，德国政府对他的要求也只是为海军舰队保住一个东南亚的重要港口而已，没有其他更多要求，而且贝特曼自认为德国在托管委员会中占据多数，暹罗传统上就比较反华，欧战期间又接纳了大量德籍顾问，军队内也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亲德集团，完全可以视为德国的半个盟友来看待。

那么使馆城市托管委员会的七票里面，德国就可以确保到德国、奥匈帝国、美国和暹罗四票，足够压制住东共联了。

在获得中国方面对德属亚洲总督府的承认以后，贝特曼也很很干脆的代表德国政府承认了东共联海军舰队对哥打巴哈鲁的控制，并同意将马来半岛的中部内陆地区也置于使馆城市托管委员会的管理之下。

这样，耗时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曼谷会议终于暂时告一段落，霹雳州和雪兰莪州均被置于德属亚洲总督府之下，吉兰丹州由东共联海军直接控制，森美兰州、马六甲州、柔佛州、彭亨州和新加坡则统一交由使馆城市托管委员会管理，并且霹雳州地区和吉兰丹州地区的内陆部分也交给使馆城市托管委员会管理，以避免德国控制区和中国控制区直接接壤，造成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

新加坡则被曼谷条约规定为非军事化的自由港，而暹罗也如愿以偿争取到了中立国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并废除了所有列强国家在暹罗的治外法权。

第二百四十七章 英伦女仆物语

1925年初秋的伦敦，难得没有阴雨连绵，黄公略等人清晨醒来，只见窗台上又堆满金黄色的落叶。那些随风飘舞的红色枫叶和金色天竺桉树叶落得如此之密，也像一场美丽的骤雨，以致国际志愿旅的战士们就连十英尺以外的地方都很难辨认清楚。

自从大革命以来向来泥泞破败的伦敦街道，已经被周末自发进行义务劳动的市民们修整干净，阴郁的伦敦市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起来，也令在伦敦小住了半个月的黄公略感到神清气爽。

路途上还有马车飞奔而过，以飞快的速度沿着高低不平的街道奔驰，马车夫们现在都统一更名为公共马车司机，工作待遇和收入水平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另外几节无轨电车也从道路交错处的十字路口开过。

尽管革命正在以令人目眩心惊的速度把整个英国推向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但伦敦市民们却不是那么在意，多数市民这时候才了解到中德等国签署的《曼谷条约》具体条款。鉴于德国在条约中承认了中国船只前往欧洲沿途上的自由航行权，伦敦市民每个人当然都是喜笑颜开。

几位刚刚获得“解放”的大贵族家中的英伦女仆，就是那种最典型的、穿着黑裙长袜和白色围裙以及纱巾绑带的维多利亚式女仆小姐，都围到了国际志愿旅在伦敦塔附近的驻地，她们张开了双臂来拥抱每一位可以见到的具有亚洲面孔的志愿旅官兵，并哈哈大笑起来。

伦敦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灰褐色都已经被掩盖起来了，阴郁一扫而空，只有那些金光灿烂和五颜六色的尖塔形建筑巍然耸峙，在那落英纷飞的秋景中炫耀着奇异的光彩。

在中午的光景，太阳又从云层中钻了出来，只是不在以炽热的烈日曝晒大地，而是显得水气汪汪的，在雨季月份中流行的伤风感冒和风湿症都霍然消失，今天的伦敦是如此欢乐，而革命事业本身也发展得愈来愈快了。

“家杞同志，你看，是你的那位艾玛小姐。”

今村均已经逐渐习惯了使用中国人惯用的称呼，他向黄公略打趣了起来，伦敦解放以后，劳联会就在这里建立了新的正式政式府，接着，伦敦旧有的一切行会组织也都要接受劳联会的重新改造和领导，许多职业的工作者都得到解放，整个生活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今村均所说的这位“艾玛小姐”。

黄公略还很年轻，在男女关系方面显得是如此腼腆，他不禁被今村均的调侃弄至满脸通红，连连强调着：“我们只是朋友！”

艾玛小姐是伦敦妇女公益志愿团的地方负责人之一，国际志愿旅最初入驻伦敦的时候，那时志愿旅官兵们刚刚经历了清扫伦敦外围加拿大军团的一系列恶战，伤亡很大，部队状况也很糟糕，就是得到了伦敦妇女公益志愿团的帮助，才很快适应了在伦敦的新生活。

艾玛小姐短发，在这这时候的英国算是比较罕见，她的外貌十分美丽，气质典雅，视力不太好，太远处看不见，因而戴着一副椭圆形的眼镜，这一时期英国戴眼镜的女性还非常少，更何况她过去只是一名女仆。

伦敦妇女公益志愿团，其实就是由一大批被解放的女佣人组成。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俗，家庭出身在中产阶级以下的女子能够佩戴的只有便帽，而不是时髦俏丽的系带帽子，只是艾玛过去受雇佣的家庭属于经营化工业的新兴资产阶级家庭，并不在意这些陈词陋规，所以艾玛小姐常戴的就是那种经典的白色饰带。

“黄上校，妇女公益团为志愿旅募集了一批食品，有培根、有黄油，还有多种多样的鲱鱼制成品……这是清单，同志，上校同志，您可以过目一下。”

在初期的交接过程里，黄公略已经对这位工作上表现十分干练的妇女公益团负责人产生了相当好感，年轻人面对心仪女性时的紧张尴尬也在他的身上暴露无遗。

其实，跨国的爱恋在这个年代实在很不罕见。

在亚洲，正有以百万规模计的中国干部和日本干部相互到对方的国家工作、学习和生活，还有好几十万中国技术工人在法国接受培训并参加工作，为了保卫远东苏维埃共和国，并帮助远东共和国恢复经济，同样也有数十万中国军民在赤塔、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等地长期生活。

在东亚联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公民的跨国民事婚姻审批流程已经非常简单，除了需要提供所在国政府涉外部门开出的身份证明以外，和国家内部公民的结婚手续已经完全相同。

像中法、中俄这样的国家之间，结婚手续就要再复杂一些，但这也抵挡不住越来越多的跨国夫妇诞生。像是中国援苏兵团的总政委何贯中，就在赤塔和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亚·托尔斯塔亚结婚，长期在法国工作的陈乔年则和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国际志愿者多洛雷斯·伊巴里恋爱。

在巴黎的中法友谊大学，中国留学生们更是遭遇到了极为强烈的法式爱情文化的冲击。孩童时成长在令人窒息的中国封建家庭中的这一代留学生，在巴黎除了收获到爱情以外，也经常因为中法两国爱情文化的巨大差异而产生种种冲突，像中国留学生就非常难以接受校方在学校内开设专门的情侣旅店，有些中国留学生抱怨道：

“……每个人都在配对，我不敢说这之中没有纯洁的革命爱情，然而他们只要在一起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孩子，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数不胜数……”

堕胎手术在今天的法国不仅合法，而且很多女大学生还没意识到反复堕胎会给身体造成的严重损害，即便没有堕胎的女大学生在生下孩子以后，也不喜欢由自己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后一起抚养孩子，而是选择把孩子送到公社政府开办的儿童之家接受社会抚养。

这些对中国人而言颇“骇人听闻”的事情，经由不少留法学生归国以后传到北京，使林淮唐都不得不在一次中法两国的经贸合作会议上，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塞尔加香谈及此事，劝说法国政府应当“针对泛滥的反复堕胎和弃养婴孩施行针对性的限制政策”。

一些奉行禁欲主义的中国留学生，就颇对法国和俄国同志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感到失望，在巴黎，浪荡的“浪漫行为”时有发生，中国留学生们还能比较以禁欲主义克制自己的行为，但更多到法国来接受培训的工人们就没有给自己设下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他们很从容接受了法国公社种种时髦文化和艺术的熏陶，除了在精神上融入法兰西公社式的生活以外，也在“身体”上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