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69节

坐在墨索里尼一旁的塞巴斯蒂安问道：“贝尼托，什么样的态度算是负责任？”

“至少也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吧。”墨索里尼拍着汽车后排皮质的座椅，很不高兴，“我在英国没有受尊重的感觉，您也知道，在巴黎的时候连饶勒斯主席都不会用这样的态度……您没有看到吗？曼恩身后那几个肌肉发达的工人小伙，他们活生生摆出一副想和我打拳击的模样，该死，太不尊重人了，我现在很怀疑工党的阶级性质。”

熊雄说道：“还是不要轻易说这种话，您地这句话足以称为一种指控。”熊雄是觉得墨索里尼待人接物确实不够礼貌，但他也觉得英国方面的工党和罢工委员会都有些眼高于顶，他们是觉得英国曾经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就不把国际放在眼里吗？熊雄觉得起码这种态度是很不可取的。

当然墨索里尼不够礼貌也有他的问题。

塞巴斯蒂安看着眼前这两人，好像很有些话要说。这时候汽车经过了格拉斯哥工人聚居的贫民区，这里的房屋明显比市中心的模样粗陋许多，许多穿着汗衫的工人就蹲在路边吃饭，食物非常简单，大战都结束四五年时间了，可是由于造舰竞赛的压力，英国至今还没有解除食物配额制度，工人们能吃的东西只有各式各样的土豆菜肴。

墨索里尼也注意到这些可怜的工人，他向塞巴斯蒂安恭维说：“我到巴黎的时候就发现巴黎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改善了许多，这比英国强得多，所以我就更无法理解英国同志那种莫名其妙的自大，难道他们的革命进展不是比法国和中国落后得多吗？却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指导，还是民族意识过强、阶级意识过弱了。”

塞巴斯蒂安沉默了好一会儿，熊雄和墨索里尼在这方面的意见似乎一致，他们都感到阶级意识要比民族意识重要得多，这当然不错，可是阶级意识是应当这样表现的吗？

在回到旅馆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终于开口说：“朋友们，我注意到你们对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看法存在一些问题。是的，马克思曾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说工人没有祖国，可马克思也这样说过——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熊雄同志，贝尼托同志，你们有一点说的正确，那就是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对于工人斗争而言确实是糟粕，因为现阶段的民族主义要求建立民族国家，不难看出，民族主义制造的国家机器和国界也在阻碍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还有许多前资本主义的受压迫民族，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就无疑是进步的，另一点则是民族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在时代的进步使它自行消失以前，我们都必须要面对和正视民族的分野。”

塞巴斯蒂安很有些苦口婆心和语重心长：“当无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以后，我们就要承认它自身的存在形式还是包括民族的，只是这样的民族不再像资产阶级理解的那样，是继续庇护国家机器的存在，而是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

墨索里尼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水平并不差，他完全能理解塞巴斯蒂安这番话的意义，只是对墨索里尼而言，考虑到现在意大利的革命距离胜利实现似乎还有一段距离，考虑到意大利的国力即便在革命胜利以后也未必能迅速提高到非常强大的水平，他就还是更愿意借重自己在第三国际中的地位来掌权。

这就让墨索里尼更愿意强调国际主义的阶级意识。

熊雄理解的较慢一些，不得不说中国的革命胜利都已经有好些年的时间了，但中国社会党那些从辛亥革命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人，还是有许多人对马恩林思想半通不通。

像熊雄这样能努力理解塞巴斯蒂安这番话，都算很不错了。

熊雄若有所悟：“富尔同志，您说的也很有道理，冒昧请求，我能将您的这番话发表在中国国内的报刊上吗？我觉得这些内容对当下的中国非常重要。”

“请便，如果我能帮助到中国，那当然不胜荣幸。”

第一百二十四章 大的要来了

七八月份之间的北京夏日炎炎，天气十分闷热，古人大概很难想象秦汉时地处边陲的卢龙塞，在后世会成为一个如此诺大国家的首都。

北京市中心新建没几年的那一排排中央办公楼，只是通了暖气，哪里有什么空调。电风扇倒是有，1883年美国纽约的克罗卡日卡齐斯发动机厂就开始批量生产商品化的台式电风扇，1914年中国的华生电器制造厂也开始制造国产的电风扇，只是产能十分有限。

一五计划的建设主要集中在重工业方面，对台式和吊顶电风扇这种日用电器消费品的领域涉及很少，只有上海革新电机厂和公私合营改制以后的华生电器总厂具备不多的一点产能，这两家厂在解放后的生产重心也是转向了制造限制电流表和输电变压器的领域。

大太阳晒着，北京城区的大规模扩建和热岛效应弄得连点清风都没有，就算是林淮唐也只有拿一把大蒲扇，自己手摇着凉爽一小会儿。

中央各部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们，大多数人打在七月份以前就开始动了脑筋，向往年一样打着考察工作或是调研的理由，近的跑到香山一带办公，远的直接溜到了北戴河避暑，像林述庆和蓝天蔚两位大领导现在就不在西二旗的总参谋部，也不在北京市中心中央二号办公楼的国防部，而是直接跑到承德“到一线和基层官兵们共同办公”。

从1921年柏林会议以后，随着国内外的矛盾和斗争环境的进一步缓和，中央部委干部这种宽松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就愈演愈烈。林淮唐记得去年夏天他到冶金工业部取材料的时候时，冶金部里就只剩下了二十几个搞行政和财物的科员，剩下的人要不是在休假，要不就是跑到东北调研去了。

今年更甚，上个礼拜总装备部部长罗则资在岗位上病倒了，这让林淮唐大吃一惊，毕竟罗则资作为总装的部长拼命工作是一件好事，但实在没有必要拼命到累出病来的地步，那对革命事业反而是一种损失。

所以林淮唐还跟林时爽一起带了礼物去北京第一工人医院探望罗则资，回家的路上林淮唐就提议再顺道去一趟总装备部慰问一下其他同志，当时说话间林时爽就有些语焉不详，摆出一副好像很是为难的样子。等林淮唐真去了总装备部以后，才搞清楚事情原委是怎么一回事，作为红军的要害部门，堂堂的总装备部居然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干部不在岗位上。

虽然这伙人各有各的理由，不是要到外地调研，就是某个新修的军工厂规划有问题，要去和当地地方政府的领导讨论一下，可林淮唐还是很清楚事情总有轻重缓急，中央的工作都能放着，地方的事就那么急吗？他不是一个只专注核心决策工作的领导人，而是食少事烦，党和国家方方面面工作都极关心、极注意的钢铸的人，这些干部的小心思又怎么能瞒得过林淮唐？

想到这里，林淮唐就有些气闷心烦，额间免不了又是汗水密布，手上的蒲扇摇得再快，也抵不过北京城里令人恹恹欲睡的热浪。

“怎么？君汉热成这样还不开窗。”

林时爽手上提着一台华生派的黑钢电风扇走了进来，他先把电风扇放在林淮唐的书桌上，然后便双手把办公室的窗户全部打开，一边开一边说：“还在为罗则资的事情发火呢？总装的同志确实有些不像话，我已经找好几个负责人谈过话了，要他们今后好好整顿一下工作风气。”

林时爽除了分管外交工作以外，中央的人事也大多要经他之手，这种处置方法就让林淮唐不好再说些什么了。

“我是真没想到罗则资是这么病倒的。”林淮唐放下奋笔疾书的钢笔，“总装跑了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罗工能不累倒吗？我之前就想不明白，当年北伐、解放的时候，罗工全国南北到处奔波，不比今天的工作条件差得多吗？他那时候都没累倒过，反而是今天累倒了，真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原因。”

林时爽坐到林淮唐对面，也点点头：“老百姓都说一到夏天，中央就不在北京而是在北戴河咯！你瞧瞧这笑话闹的啊，要我看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还是要调整一下华生电器总厂的生产计划，把电风扇的产能搞上去。”

林时爽还指了指他提过来的那台华生牌电风扇，笑道：“喏，这台是拿给你用的，这几年北京不知道怎么搞的，越来越热，连你这铁人都受不了，一般干部又怎么扛得住？华生牌的电风扇确实不错，一点不比我秘书张国焘拿到我办公室的那台法国电风扇差。”

林淮唐有些哑然失笑：“中央部委的干部怠惰成这样，到头来还是我苛待了他们不成！中央部委有多少广东人、有多少福建人，还有多少山东人？再怎么说，北京也不至于比广东还热吧。还要上赶着给人供电风扇呐。”

林淮唐顿然感觉有点窒息，他不是不能理解林时爽这番话的意思，甚至一定程度上林淮唐也在怀疑是不是自己对待其他干部的标准真是过于严苛了？对日战争的胜利和柏林会议的谈判以后，中国不管是国内外的环境都缓和了好多，

大家都想趁着和平的建设年代过上好日子，那种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或者是革命随时要被掐死的时期早就结束了，老百姓想要宽松舒服的生活，干部们当然也是如此。

林时爽不以为意：“就连颂亭和季豪都跑到承德避暑了，领导干部们确实不像当年革命的时候那么艰苦耐劳了，工作作风是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像总装备部这样一到夏天就有三分之一人跑到外地调研，确实太不像话啦！但运动式的整治治标不治本啊，还是要切实地解决工作环境的问题，那才能真正根绝问题。君汉，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像你这样特殊材料做成的革命者，但更多还是普通人，我们制订标准，总要以最广泛的普通人来做标准。”

林淮唐不禁有些头疼，他揉了揉自己眉心，又靠在座椅上陷入沉思。中央部委的干部夏天跑到北戴河避暑，就像林时爽说的，这确实只是一个不算太大、太严重的作风问题，似乎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可这件事却激发了林淮唐更多的思绪，让他联想起最近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情。

“时爽，我让张国焘转达给你的那份报告你看完了吗？”

“哪一份？”林时爽问道，“你是说蓝宁安报上来那份浙江省搞农业整顿，希望缩编掉八千个农业合作社的报告吗？”

去年中央批准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里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赶在1925年秋收以前达成全国发展出六十万个农业合作社的目标。

报告提出以后，各地都出现了突击办社的风潮，其中尤其以浙江的风气最厉害。浙江在1924年以前全省还只有三千八百个农业合作社，可到今天秋收前就突击发展到了超过四万多个合作社，由于发展既快且多，发生了强迫命令等许多问题。

例如，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并在会上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的人，就跟富农一样斗掉”。1923年秋收后浙江搞统购时，一律按合作社的产量评定当地产量，有的地方个体户的田甚至比农业社的田评的产量还高，农民怕统购吃亏，要求入社。

由于互利政策处理在浙江部分山区还比较粗糙，也有些贫农误以为入社是要合伙平产，因此,建社后，先吃中农投资、后吃信用社和银行团贷款的风气逐步发展。春耕开始后，强迫组织起来的新社，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很差，维持不下去的约占总社数的10%。由于办社条件不够，加强领导也办不好的，约占总社数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