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30节

一直陪同在主席专列里的警卫旅旅长孙宁，若有所思：“主席安排的真妥当。”

“走，我们回北京去。”林淮唐不以为然的说道，“我要亲自召见哈豪森公使，这批水雷就当我们送给德国人的礼物了，中德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到了该改善改善的时候了。”

威廉二世在1914年年初似乎还对时局有某种乐观。比如，他在二月告诉奥匈驻德武官：法国就像德国，面临着重要的扩军财政问题，对富人加税可能推动资本外流，对穷人加税则可能刺激国内动荡；俄国长期以来都无力开战，其磨刀霍霍只能被解释为虚张声势。

但到三月、四月以后，随着欧陆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德国皇帝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例如他在会见银行家瓦伯格时，公开提到：俄国的战备计划可能是为了在1916年进攻德国，现在就进攻或许比等到俄国准备完毕时更好？

当威廉二世听闻俄国人警告法国不要放弃三年服役期制度时，他又评论说：俄国人终于亮出了其底牌！任何人如果不认为俄国和法国正致力于及早对我们开战而且我们应采取适当反制措施，都应被送进疯人院，要征收新税，将三十八万预备役立即送入陆海军。

林淮唐轻轻握紧手掌，说：“今年俄国杜马通过了一个新的扩军大计划，这肯定会让德国的当权者和军方领导人感到万分忧虑，这种时候德国人是再也没有余力在远东节外生枝……德国人对俄国这台蒸汽压路机空前恐惧，是轮到我们提出要求的时候了。”

中央警卫旅旅长孙宁还是有些诧异：“主席难道觉得德国会帮我们？”

“如果德国人清楚认识到欧陆战争不可避免，那他们就应该早做准备！我们只是提醒德国，机会切不可失！”

第七十三章 中德关系

“……我们对公使先生的到来表示特别欢迎，中德两国的友谊必将万古长青……对于青岛发生的事态，我国政府极表歉意，我国始终坚持与贵国保持真诚的邦交关系……”

社会党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德国帝国主义起家，当年一卅大罢工的声势之大，哈豪森还历历在目。所以他绝没有想到自己在颐和园居然会受到如此优待，不仅得到了林淮唐的亲自召见，而且为这个偌大国家掌舵的社会党中执委多数成员都亲自前来陪同。

像这样特殊的礼遇，实在让哈豪森公使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陪同哈豪森公使前来移交抗议文书的一等翻译夏礼辅，是德国最有名的语言天才，据说夏礼辅精通十多门东方语言，而且尤其精通中文和汉语语境下的种种典故，谈话用词不下于中国一流的士大夫。

夏礼辅悄悄靠近哈豪森公使，说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哈豪森拿起手帕咳了两声，他前来向中国政府移交抗议文书，自然是为了抗议青岛当局在火车站清查到的那批近岸水雷。

但让德国人觉得很诧异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功夫把几箱水雷走私到青岛？

就算他们是想搞恐怖袭击，那运水雷也没用啊！你好歹走私几箱枪支或者炸弹进来啊，走私水雷有什么用呢，难道靠这么几箱水雷还想封锁青岛港口的航道不成？这数量未免也少得太可怜了吧。

哈豪森对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殷勤态度很有些不适应，但他还是强作镇定道：“……青岛当局对中德两国的友谊当然十分看重，但贵国走私水雷一事，关系甚大……”

林淮唐当场将他的话打断，说：“这不是走私，这是我们运错啦，这批货物本来是要运到海州，是运输人员使用了过期地图，不小心运错到了青岛啦！没关系，既然闹出这种纰漏来，这批水雷我们就不要了，直接交给青岛当局也可以。”

林淮唐的回答更让哈豪森无语起来，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用区区一个运错了就能解释过来？

德国在青岛驻扎着德国海军的东亚舰队，所以也有不少海军方面的技术人员。他们已经仔细检查过中国人走私来的那批近岸水雷，可以确定是一种技术上做了一定改良，专门用于封锁港口的水雷。

技术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功能性却很强，只是按照德国工程师们的估计，以中国人的生产能力，肯定是生产不出足够封锁青岛的此类水雷，但这一型水雷的功能性的确值得德国人借鉴参考。

林淮唐和中执委、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的其他要员，纷纷大笑起来，大家轮流同哈豪森公使握手讲话，林淮唐还表示他可以亲自写一封信寄到柏林去，向伟大的德国凯撒威廉二世陛下致歉。

这种“真诚”的态度，实在让哈豪森觉得更加危险了。

林淮唐满脸堆笑：“自从中国革命以来，中德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我国的各类稀有金属在出口上一贯以贵国为最重要的市场，我国政府自然高度重视中德关系……过去中德两国之间曾发生过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但那都是过去了，中德关系的发展总体来看是稳中向好……我也祝贺威廉二世陛下近来在欧洲取得的外交胜利，对于青岛事件，我可以亲自写信向陛下致歉。”

欧陆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所以德国的东亚外交政府就是以不要节外生枝为止。柏林方面当然也训诫了哈豪森，执掌德国外交大权的贝特曼要求哈豪森千万不要在东亚生事，给帝国制造麻烦，对于青岛走私事件这种小事，贝特曼也是要求他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但如果林淮唐亲自给威廉二世写信，那么这件事就肯定小不了了，所以一开始哈豪森很有些想要拒绝的想法。

不过紧接着林淮唐的话，就又让哈豪森公使改变了想法。

“……为了表达歉意，我国政府可以同贵国签署一份短期的合同，在烟台、海州等港口帮助贵国海军提供停泊休整的位置……”

德国海军的东亚舰队在东方只有青岛这一个基地，离开青岛以后，就要远到太平洋深处的俾斯麦群岛中才能获得立足休整的一席之地，所以如果能在中国沿海地区获得其他补充煤炭、进行整备的港口，即便是需要付费的短期合同也是十分划算的。

但哈豪森知道社会党政府历来就是以对外国人强硬而出名的，所以他更对林淮唐这样骤然的表态感到惊异和不可思议，只能连连强调此事需要他同柏林方面商议以后才能确定。

等林淮唐亲自将哈豪森公使送回东交民巷以后，他才和政保局局长王亚樵说：“……政保局雇的那些德国专家，都发了多少文章了？”

王亚樵低声回答：“……在青岛走私事件以前，我们就在德国大众海军等报刊上连续买下十余期版面，登载水雷岸防战例的相关文章……对于推动德国方面的战术决策，想必多少能起到一点作用……”

使用岸防水雷封锁港口的话，的确对于外部海军的进攻作用很大，但同时也会使得停泊在港口中的海军难以驶出。

当年日俄战争时，俄国虽然依靠布设水雷重创了围攻旅顺口的日本海军两条战列舰，但也导致俄国自己的海军舰队被迫长期停泊在旅顺港中——不过这也和当时俄国人的战略需要相关。

德国的东亚舰队由海军中将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指挥，其中最主要的六条主力舰分别是两条沙恩霍斯特级装甲巡洋舰，即沙恩霍斯特号装甲巡洋舰和格奈泽瑙号装甲巡洋舰，两条德累斯顿级轻巡洋舰，即德累斯顿号轻巡洋舰和埃姆登号轻巡洋舰，另外还有一条不来梅级轻巡洋舰即莱比锡号轻巡洋舰和一条柯尼斯堡级轻巡洋舰即纽伦堡号轻巡洋舰。

这支舰队和协约国在东亚的海军相比，数量和火力劣势都极大。特别是假如日本海军也站在协约国一方的话，东亚舰队的情况就更加窘迫危险了。

但德国东亚舰队以巡洋舰为主，速度很快，机动性能强，很适合执行破交作战。也正是因为如此，德国在青岛很难采用水雷进行防御，因为这会把东亚舰队这支破交舰队自身也封锁在港口内。

历史上一战爆发时，德国东亚舰队全部军舰都散布在各群岛殖民地执行常规任务，其中沙恩霍斯特号装甲巡洋舰和格奈泽瑙号装甲巡洋舰正停泊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

日军进攻青岛时，只有东亚舰队四艘小炮艇和一艘鱼雷艇被船员凿沉，以免落入日军手中。大部分军舰则在冯·施佩指挥下展开破交作战，给英国人添了极大麻烦。

“……东亚舰队，对我们的反干涉作战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林淮唐老神在在：“我们需要缓和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最重要的是表现出左右摇摆的外交立场来，让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争取的目标……或使德国人至少认为在中国采取友好中立的立场下，当欧战爆发时，青岛可以支撑更长一段时间……并且东亚舰队在战争爆发时，应当以青岛为母港……”

“……我们要采取一切方法，引导德国人在欧战爆发后布设水雷封锁青岛……这对我们的反干涉战争准备，对于阻碍日军对胶东半岛实行多点登陆，都有很大影响……”

当然，林淮唐的计划还不止于此。

第七十四章 威廉回信

二十世纪德国政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德国的民意对外交事务的发言权迅速增大，最终使德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只能“顺应”民意要求。

当时，民主政治成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强大潮流，德国自然也不例外。但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的是，德国的政治体制只能给这种巨大的潮流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通道，这样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只能以一种缺乏规范的形式泛滥起来。

其次，利用民意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正是由于民意以这样一种缺乏规范的形式迅速发展起来，它也很快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手中的一项有效工具。

德国社会结构本来就属于一种非常典型的卡特尔化，在各大利益集团相互之间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只能直接动员民意来向政府施压，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

这种有意影响、组织、鼓动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的做法一旦成为国内政治的一种常态，就进一步加剧民意的强大冲击力。

如果仅仅是民意对决策有影响的话，可能问题还不是很大。但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情况却是，这种民意的影响完全只指向一个方向，体现出明显的扩张偏好和强硬偏好，即支持扩张政策和强硬政策，对于外交政策中任何的退却和示弱都越来越不能容忍。民意的这种影响无疑进一步剥夺了政策的灵活性，使德国这样一个崛起大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越来越容易受到大众舆论中的偶发新闻的影响。

德国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和后来中国社会党组织的一卅大罢工两次事件中，先后做出让步，这都让偏好强硬扩张政策的德国民意对政府发起了猛烈抨击，除了“殖民协会”、“泛德意志协会”等比较极端的组织外，一些原本属于王室传统支持者的组织和报纸也开始激烈批评皇帝和政府的“软弱”。

比如曾在1875年发表过《战争在望》一文的《邮报》就批评说:“我们经历了无可名状的耻辱，这比我们在奥尔缪茨所受的耻辱更深……霍亨索伦王室究竟怎么了？”

而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巴瑟曼干脆指责政府害怕战争、逃避战争，称德国人民已经准备好战争，但政府和皇帝的怯懦则让人民极度失望。

在德国民众，威廉二世就此被称为“胆怯的威利”。

亨廷顿曾提出过一个叫做“普力夺”社会的提法用于描述南美洲的国家。

普力夺社会形容的是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仅指军人干政，而且指各种社会势力都在干政。在所有的社会里，专业性的社会团体都会卷入政治。但是普力夺社会里，这些团体更加“政治化”，因为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和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

在普力夺社会中，各种社会势力赤裸裸地对抗，没有什么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批职业政治领袖被公认为或接受为调解各团体之间冲突的合法中介。而且，在这些团体中，对于什么才是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合法而权威的途径，亦不存在共识。由于缺乏公认的程序，政坛上往往发生各式各样的、直接的行动，即每一种势力都运用其最简便的方式行事，如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军人政变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各种利益集团势均力敌的高度“卡特尔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其实就是一种接近于普力夺社会的状态，所以只要一点小小的舆论新闻，就可能对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一个国力已经超过了英国，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国，外交政府却如此反复和儿戏。

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在国内政治的程序和制度方面并不完善。

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和社会能量时，政治体制却不能控制和驾驭这些新的能量。国家虽然容许了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但是缺乏合理的程序和渠道来进行引导，其普选制和代议制很不充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基本上仍处于无序状态。

这种情况最终产生了大量制度外方式和渠道，加剧了政治程序的混乱。俾斯麦就感慨地说：“我们培育了国民对于政治的兴趣，但未能满足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只好在污水沟中寻求食物。”

这种制度外的方式集中表现为德国大量的政治性民间组织。

由于帝国国会的职能不完全，因此政党在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并不能起太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各利益集团在社会直接建立民间组织，负责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进行社会动员（即为政治和经济目的直接向社会宣传鼓动以形成公众舆论压力）并向政府施压。

这部分直接来自社会的政治力量被称为德国的社会力量第二体系。在俾斯麦时期，这类组织就开始涌现，比如德国工业家为争取自身利益于1876年成立了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易北河东部大农场主于同年组成税务和经济改革者联盟。

这两个组织可说是“钢铁与黑麦联盟”在社会上的具体化，它们的宣传、组织和社会动员为1879年保护性高关税的实施起了极大的作用。

俾斯麦执政时，除这些明确反映某个集团利益的组织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成分相对更复杂的组织，其目的往往在于宣传和鼓动某项特定的主张。比如在1882年，一些主张殖民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商人组成了德意志殖民联合会，仅仅两年以后，它就有了9000多名成员，拥有43个地方分会，受到银行、重工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并且拥有阿道夫·瓦格纳等一批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为之宣传。

1884年，德国又成立德意志殖民协会，并于1887年与殖民联合会合并为德意志殖民地协会，使鼓吹海外扩张和世界政策的力量进一步整合，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这些组织不受政党和国会规则的限制，为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条可以直接动员民众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良好渠道。

这次的“水雷外交”事件发生以前，政保局就已经雇佣了一批德国作家，专门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青岛重要性、水雷防御战略的小册子，同时还利用了诸如德意志殖民地协会、德意志海军协会和德意志国防协会这类民间组织的平台，印发了不少宣传中德可能结成逆转同盟的外交小册子。

这都为林淮唐写信给威廉二世做好了舆论上的铺垫。

自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后，德国政府急需要取得外交上的胜利来弥补政府颜面，哪怕这种胜利只是假想和虚构的胜利而已。

在毕洛夫当帝国宰相时，据说他本人在柏林时每天都要与外交部新闻局局长会面商，在外地时则通过简短的书面表示建议报纸做什么样的新闻报道。比如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辞职本来与德国无关，但当时德国政府也极力宣传这是德国外交的胜利云云，足可见得德国政府现在对于外交上哪怕是一丝丝虚假的胜利成果，也是十分渴望的。

在这样的前提铺垫下，“水雷外交”果真超乎了中国国内全部外交部门人员的预期之外，取得了唯有林淮唐一人能够提前预料到的惊人效果。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收到林淮唐写来的亲笔道歉信以后，竟然发回了一份语气极亲密的回信！

第七十五章 新派遗老

设置议题才是国际交涉中最重要的能力，谁掌握了设置外交议题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当下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此时此刻，当民国中央政府在“水雷走私”事件以后，反而收到德国皇帝发来的一封语气十分亲密的回信时，毫无疑问在中德交往中设置议题的一方，就来到了中国这边。

“所谓弱国无公理、弱国无外交，确实是一条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可谓真理的原则。”

林淮唐阅毕威廉二世的来信以后，坦然道：“但对于执行外交工作的人员来说，若因为信奉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就放弃了做外交工作的努力，那于弱国而言还有什么设置外交部门的必要性呢！”

弱国无外交，指的是弱国在弱肉强食仿佛黑暗森林一般的国际丛林中，相对列强一定处于相对弱势的处境。但这种处境只能是相对而言，弱国如果能够把握国际局势的变化，完全有机会在与强国的交往中反过来掌握主导权。

实际上现在的欧洲大陆，就正因为着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外交秩序变得越来越僵化，任何一个强国都无法放任自己失去一个哪怕很弱小的盟友。

作为欧洲五强中第六强的意大利，之所以能够在德、法之间左右逢源，甚至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之间反复横条，就正是因为意大利利用了欧陆目前僵化的对峙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