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28节

“还有。”河上肇补充说，“新闻界受市民阶层的影响，对减税的呼声也很高，嗯…… 还有一些资产者也希望废除苛税，特别是反对军部穷兵黩武在海外频频生事的政策，这些人也是目前邻保组运动的重要支持群体之一。”

片山潜把手上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报纸都放到桌上，头版的内容写着“终止大正以来甚嚣尘上的废税减税等党论，巩固财政基础，排除一切党争，使国论跟上世界形势”，说道：“资产阶级和藩阀之间虽然存在固有之矛盾，但也并非没有调和的基础，一旦发生国战，或最起码军部在中国的事变规模扩大，我认为即便非特权的资产者，也会走上和藩阀联合向海外输出阶级矛盾的道路。

所以我们堂堂行动的日本社会党，绝不能把希望寄托于统治阶层的内讧里，还是要以扩大秘密工会、农会和兵运的规模为最重要的目标。

北……军队方面的宣传你很有办法嘛！就连我都常常耳闻你那些文章在军中的传播，听说一般士兵现在都向你模仿，把你常说的入关二字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汉方啊！”

第六十八章 红日军

北一辉被片山潜这位日本社会党的书记长说得脸上一红，连忙回道：“我的文章大多不过翻译自君汉先生的笔墨，现在也不过是还原了君汉主席原文一二分的魅力罢了。”

林淮唐过去所写的《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等史论文集，这几年都相继被北一辉翻译引进到日本国内。

这两本书都是以明末为题材，重点在于以唯物主义的阶级史观重新考察了晚明以降的历史，那种全新的话语和史论体系一经引进，马上就在日本国内造成了比之前在中国还要更轰动的效应。

像《南明史》这类书，放在中国实在有些石破天惊，要知道被林淮唐“抄袭”的顾诚原著，已经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后推出，但也因为史论过于惊骇世俗很引起了明清史学者的纷起争论，何况是在辛亥革命也不过才结束了短短几年的中国呢？

革命的话语体系虽然已经开始流行了起来，但研究国学者还是绝对以保守派为主，这些老学究们要么看不惯林淮唐的“好发惊人之语”，要么就是对于林淮唐提出的那一整套唯物主义阶级史观十分反感。

所以这就导致了《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在中国的评价两极分化。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日本维新数十年，民风本就比此时的中国开放一些，史学学者毕竟是研究外国历史，不会像中国的治史者一样有很厚重的成见，他们反而是对《南明史》里那种极成体系、极完善且有洞见的阶级史观学术体系很感新奇和震惊。

这也就导致了中国明末时代的历史，这几年在日本爆火了起来，火热程度甚至是不下于三国史，受林淮唐影响而对阶级史观产生浓厚兴趣的专门学者也越来越多，日本人所说的“普罗主义”，也因此在学术界和大学校园里比前些年更火热了好几倍。

当然，林淮唐版《南明史》在日本造成的另一大直观影响，就是使得北一辉一系列套用明末历史语境的政论文章同样在日本大为流行起来。

北一辉的政论文章，就是把日本比为明末的满洲，以日本为国际上半开化的野蛮民族，而以英美等列强为国力强盛、经济和科技发达、文化先进但已经渐渐腐朽的明朝。

北一辉所说的“入关学”，就是认为日本应当作为国际上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向以英美为首的“天朝”发起挑战。

这些政论文章因为迎合了军部对外输出阶级矛盾的想法，也迎合了日本军队下层军人中普遍存在的沙文主义情绪，所以一经发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便马上轰传全日本，甚至到了随便进去一间咖啡馆便动辄能听到有年轻学生才和女招待、女仆们大谈什么“夏威夷就是山海关”、“欧陆战争便是闯王”、“英米鬼畜都是期货死人”云云的言论。

连一贯稳重、不苟言笑的河上肇，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前段时间国会上还有议员攻击山本权兵卫，说他是出卖了护宪运动的洪承畴，明末史论之流行可见一斑啊。”

“这些政论虽然有流于简单粗暴的地方，但确实迎合了一般青年人的心理，特别是在军队中极为流行，很多军人都快把北君当成了精神领袖啦！”

片山潜并不反对北一辉发表这些很具激进沙文色彩的争论文章，他反而很受鼓舞说：“北君言及入关的数篇文章，对外都把矛头指向欧米列强而把中国视为我国天然的盟友，这很能改善军队中很多士兵对中国的心理印象。”

北一辉的“入关”文章可不是简单粗暴的把所有矛盾都归结为“责任全在英米”，他在文中已经暗暗埋下许多伏笔，直指藩阀体制，同时也在暗中鼓吹着日本军人和农民痛苦生活的来源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为了对外“入关”，日本军人就应当支持起像中国正在发生的那种“土地革命”，这样才能使日本真正成为东亚无产阶级的代表者。

同时，在北一辉这些“入关”政论文的刺激下，舆论界也相应产生了许多反对沙文主义和海外扩张的论调，这都有利于发展日本社会党的组织。

片山潜对北一辉说：“你做的很好，我们假使入关论能制造十名持沙文主义的军人，但能为我们党争取到一位军队中的支持者，也能在舆论界制造一名反对沙文主义和海外扩张的报人，那就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 ——因为军部统治下的多数士兵，本来就几乎都是沙文主义者嘛。他们不会因为少了北君的几篇文章，就变得温和起来。”

正如片山潜所说，日本的地理格局决定了日本社会党不可能像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在山区发展革命武装。日本列岛虽然密布山脉丘陵，但狭小的岛国决定了革命武装缺乏回旋周转的空间和余地，所以日本社会党想要发动武装革命，就必须获得了城市工人和军队士兵的支持。

北一辉对日本社会党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有办法能在军队里真正发展出日本社会党的地下党组织来。

河上肇点着头说：“北君不是去见过桂太郎了吗？”

北一辉苦笑道：“我是受邀去了料亭，长州藩的许多大臣都读过我的文章，他们看来是想用入关论来还击护宪论。”

片山潜说：“这就是推动革命发展的契机……既然得到了在陆军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长州藩许可，我们党在军队里就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发展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就是依靠‘抬营主义’，靠同盟会在清国新军里发展组织，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也是我们党能够借鉴的成功经验。”

河上肇补充说：“我们还要严密党的领导和组织，不能像同盟会那样一盘散沙。”

日本的工业基础远比中国要好，所以日本社会党的发展历史虽然不如中国社会党长，但现在却也在各大城市的工人群体里拥有了不下一万多名的正式党员。

更重要的则是在军队里。

北一辉说：“陆军里的党员有二百多人，我们党外围组织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则有一两千人，相关的同情者则有五六千人以上。海军那边的话，正式的党员已经有了三百多人。”

“海军里的革命者还是比较多啊！”

北一辉回答道：“海兵们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所以也比较能理解社会主义的道理。而且海军军人生活待遇都非常好，但他们农村老家却和陆军军人同样贫穷，这种割裂和对比更容易使他们理解为什么日本需要一场大革命。”

河上肇赞同说：“头脑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成为赤色分子！”

“这种情况很好，看来我们日本社会党在军队里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开阔的，但现在这些人数还远远不足！”片山潜皱起眉头说，“军部在中国的行动越来越独断，这次山海关事变政府和国会也是一头雾水，列强诸国更是惊诧莫名，我看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军部一定会和中国红军爆发真正的大规模战争。”

北一辉脸色也严肃起来：“如果发生中日国战，那国民情绪就可能受到影响，从革命的方向转到沙文主义的方向。”

第六十九章 日本农民工

在日本，尽快工业化给统治者带来权力和财富，但对那些因受诱惑而奔往城市、工厂和矿山的人来说，却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幸运。日益严重的物价动荡和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不能不使人们考虑通过集体行动和组织起来而增强自身力量的可能性。

对外国一些先例的了解推动了工会运动和日本社会党正在增加精力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发展，由对外国思想流派更为敏感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各种邻保组团体，也携手联合起来。

所有这些为适应由引进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新条件，所进行的活动，表面上来看是得到新兴资产家的支持，幕后的组织者则当然多是片山潜、北一辉、河上肇等人领导的日本社会党。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特殊部落民解放运动……、在农村中，逐渐出现新的阶级分化。

农村各阶级中，地主憎恶高额的地税：这些地税是由政府为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及为在工业化中创立新的企业筹措资金而规定的。

佃农阶级则由于日本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在获得了相比过去农奴身份更高的人身自由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生存风险，佃农阶级中的不满情绪同样在迅速增长。

在1894~1895年、1904~1905年和1914~1918年三次战争的刺激下，工业化席卷了大城市、港口并蔓延到矿山、林区和农村的小作坊，但它突然发展起来并具有一种不均衡的形式。尽管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大型企业却是架在其顶端，在两者之间没有中间规模的企业。

卡特尔化在经济的较高层次中盛行，而无情的竞争则是小企业的特色。这阻碍着公开的横向的劳动市场的发展，从而阻碍着工会运动的兴起。

即便到了大正时代，日本大部分企业吸收新成员，还是凭个人间的直接联系，维持着传统的家庭主义。非常落后的农业部门如同一个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经济危机期间，它又象一块海绵，吸收着失业者。

由于丢失职业对失业者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有关生死的问题，因而它就更容易被政府和工厂主所忽视。同这些政治经济条件紧密相连，各种封建行为的社会模式继续存在，从而使阶级关系中的相互服从和相互对抗都超越常态。

所有这一切不利环境的各个方面，都给日本社会党的活动留下了特殊的影响。

河上肇说道：“《治安警察法》的第十七条实际上禁止成立劳工组织和进行罢工，但现在我们在护宪派中的许多盟友，也都在争取废除《治安警察法》的第十七条。”

北一辉则补充说：“我们党去年领导的东京电车工人罢工，其实很明显已经违反了《治安警察法》十七条，但由于市内电车工人工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规模达到上万人的工会组织，所以到最后当局也并没有严格执行十七条，只是抓了工会的十多名干部监禁几个月，不仅不能打击到罢工运动的发展，而且还助推了工人斗争的积极性。”

河上肇说道：“对，大家都发现了只要工会足够强大，警视厅就不敢采取武断措施。”

日本直到1911年才通过了第一个保护工人的重要法律，即《工厂法》，但《工厂法》要到1916年才正式实行，而且《工厂法》不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作坊和工厂，日本的大部分工人并不在《工厂法》的保护范围内。

片山潜说：“我们要充分利用护宪派的力量，护宪派一样很害怕《治安警察法》，但他们对《工厂法》这类真正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则还有很大疑虑，我们党要从中多做一些工作……还有土地问题，这关系到农村的归属，你们看看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就明白，农村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明治维新时的“土地大纲”，尽管废除了关于农业财产的封建权利和义务并承认土地私有，但却征收土地税，还只能用货币来交纳，决不能用农作物或其他商品替代。

这很快就迫使许多被解放的农民陷入一种困境，由不久前刚得到土地的小资产所有者变为租佃户或半租佃户。，只有少数人靠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保留了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也未能逃脱借贷者的命运。

仅靠经营农业成功的人极少，明治政府在初期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地税，以便为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和建设主要工业提供资金。这样，农村仅剩下很少的资本能够用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

农民从没有被大批驱赶离开土地；他们受吸引而离开土地只是由于需要在非农业部门中工作。

片山潜做了相关的就业统计，他估计在农业部门工作的人口，依旧是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人口数倍甚至十倍以上。

而且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低工资，工人们承受不起割断同农村联系的后果。在城市里，由动力带动的机器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已很普遍；但是在农村，农业生产方式仍旧是非机械化的，依靠劳动强度很大的手工工具。农民们为了免遭饥饿，被迫在村庄中搞一些辅助性的工业，或将自己的家庭成员送到城市里去工作，或既搞辅助性工业又派家庭成员去城里做工。

“稳定的工业人口的规模仍旧非常小，这严重地限制了支持我们党和工人运动组织的力量……这也意味着，工人运动要在政治上强大起来，必须得到农村投票者的支持，特别是佃农的支持，甚至在都市中，它也必须争取那些临时来城里做工的人。”

片山潜沉吟道：“……对，就是这些人，既是农民又是城市工人，也可以叫做农民工的人群，将是我们日本革命的主力军。”

不过日本的工业发展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女工所占的比例非常高。按照片山潜做的统计，现在日本城市工业的就业人口里，女工数量占到了工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对于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来说可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北一辉就说：“女工在暴力斗争方面相比男工，有天然的劣势。而且很多女工都是临时性的，她们的父亲为她们签订去工厂工作两到三年的合同，然后令其回家结婚。这些女工的经济收入和前途命运，还是被她们背后的家长控制，这种环境下，女工群体里恐怕很难建立有战斗力的或进行政治活动的工会。”

河上肇说：“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站出来鼓吹日本的女权运动，要让全日本的女子觉醒起来，也要发动农村地区的二男、三男革命，要打倒农村的父权和长男的威权。”

第七十章 山县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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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人除工资低外，工作条件无论从形式看还是从内容看也都很差。工资所得照例不足以供养全家，全家所有身体健壮的成员都必须工作，以帮助全家维持生活。工资低虽然使日本能够成功地同外国竞争，但它也延误了新机器的采用，以及可能带来的劳动条件的改善。

劳动力价格低廉增加了对带政治性的工人运动的需要，但恶劣的条件却又阻碍着它的实现。工会金库中的钱很少；疲劳使会议难于进行甚至无法召开；缺乏公开的劳动市场使失业成为一个更加恐怖的幽灵。

工人的绝望促进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无保障有时也使更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和极端爱国主义团体从中得到好处。

日本农村也有类似城市中廉价劳动力那样的情况，大部分佃农由于要偿付极高的地租，也具有某种类似的不安全感和极端主义。佃户作为村社的成员尽管本质上是因循守旧的，但他们也会因受严酷环境所逼迫而不顾一切地采取激进行动。

片山潜总结说：“今后一段时间党的工作重心就要以兵运和农民工为主，宣传上则要破除父权观念，要力争把纺织厂里的女工都发动起来。海外的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军部很有可能在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独走，所以我们日本社会党也要主张起日中友好的责任来。

万一国战爆发，我们党也要做好隐藏自己、保护自己的准备，到那时候政府很有可能以我们社会党和中国政府存在长期交往为由，压制我们合法活动的空间。”

日本社会党现在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党员数量、外围团体的组织成员数量，都在呈几何数字快速增长。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下去，片山潜估计一两年时间以后，日本社会党就有能力在国会中争取数位甚至是十几位议员的席次了。

但中国和日本之间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国内因为护宪运动而松动的政治讨论氛围，肯定也会迅速收紧，日本社会党的活动空间也必然受到巨大压制，甚至整个党都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党派也是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形。

北一辉和河上肇听了这番话，两人都是既为党的蓬勃发展感到兴奋，也同样为难以预测的前景忧心忡忡。

大家简单吃过午饭以后，北一辉首先离席，他还要参加好几场军部要人集结的料亭宴会，甚至还有的财经界大物都看上了北一辉，也有名门想找北一辉做赘婿或养子。

他现在可算得上是日本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一号青年领袖。

“大藏省有好几位老资格官僚想向我们党献金，怎么办？”

片山潜微微一笑：“北君，那些政治黑金照单全收，资产者总喜欢自己花钱给自己买上吊的绳索嘛！”

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笑了起来，但北一辉还不清楚他的文章不仅受到大藏省官僚的赏识，就连山县有朋都正准备邀请北一辉见面。

山县有朋，也就是人称日本现代陆军之父的长州藩首领，在后世山县有朋这还有另一顶帽子——日本军阀之祖。

他和明治维新的元老重臣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一样，都是日本维新思想先驱吉田松阴的弟子。倒幕成功以后，日本政府推行的征兵令和废刀令就都是出自山县有朋之手，后来日本武士阶层为了反抗废刀令发起西南战争，士族叛军的领袖就是萨摩藩首领西乡隆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