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06节

同时在资产评估中，应该不过早确定私方股份的具体性质，也就是其股份究竟属于要予以没收的“反动资本”，还是要予以整改限制的“满清北洋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或者是现阶段比较安全的“民族资本”，不应该过早确定，如此就可以在收购、投资谈判上取得主动权，既可以节省资本，也可以更好地压制私股。

这时候兼管政法工作的林时爽，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银元之役前后，我们发起的反奸清算运动除了审查出一批奸伪分子以外，同样依靠群众力量对贪污行贿、违法经营和盗窃国家财产的资本家，进行了有力打击。

过去清廷和北洋政府所谓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中，存在大量经营者窃取国家财产的情况，很多严重者甚至到了其所盗窃之国家财产已接近或超过工厂企业资产总值的程度。

这种情况，监察委员会和司法部门都还要进一步加强打击力度。”

林淮唐摆摆手：

“我知道许多同志希望把这些工厂企业全部直接拿过来……但这样做对我们极为不利。一，一下子咱们没有那么多经营者、管理者，管不了、管不动，也管不好；二，容易造成恐慌，于政治上不利。

对于这些过去在清廷和北洋政府统治时代，有违法经营坏历史的资本家，除了民愤极大者要杀头以外，还是首先以要求他们腾退现金为主。在资本家无力偿还现款、要求出让的时候，再接受其要求，实行公私合营，或只收买其股份，暂时不宣布公私合营……这样更合适一些。”

短时间立刻宣布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政治上亦不利。但林淮唐也倾向于利用各种可以利用起来的条件，尽量多地扩大“公方资本”。

现阶段中国的工业规模还很低，资本家数量少、资产小，公方应当趁着资本家力量还未茁长发育起来的时候，尽早确保“公方资本”的优势地位，使“公方资本”在今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占有最大的增长份额。

“对股息问题，现阶段我们先不要着急宣布任何处理方法。四马分肥也好，定息政策也好，都不要考虑，先把北方较大的工业企业资产审核、股本审核搞好，核价控制搞好，等到政府方面有十足的控制能力与把握之时，再搞股息方面的改革。”

股息作为企业利润的分配方式，直接关系到私方的个人利益，也是所有资本家、阔老板们最在意的关键要点。

老板们可以忍受公方入股企业，甚至于乐于接受公方的大规模投资，因为这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他们企业资本增殖的。

但企业资本的增殖，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股息分红的方式，将其转化为个人的利益所得。

因此公方入股、公私合营，甚至是公方要在企业中占有51%以上股权的主导权，对资本家们来说都不是什么特别严重而完全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有股息分红这点，如果政府现在就着手进行改革，才算是到刺刀见红的地步。

林淮唐所说的“四马分肥”和“定息政策”，都是过去中华书局所刊行的《激进社会主义ABC》里提到过的名词。

所谓四马分肥，就是指企业利润按国家征收的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种方式，进行分配。

这其中国家税金约为30%，企业公积金约为10%~30%，职工福利奖金约为5%~15%，股东红利、董事、经理、厂长的酬金约为25%。

而定息政策，就是顾名思义，将资方股息红利从总利润的四分之一，改为由国家付给定额年息。

总之这是温水煮青蛙的解决策略，就以目前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要发展到最后连定息政策都全部取消掉，那还是需要看今后中央政府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了。

“卓知，北直等地其余各项官产的接收情况，怎么样了？”

黄少通汇报说：“经过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审核，天津北洋烟草公司、北京丹凤火柴公司等产业，官股比重甚小，实属商办，我们也不作官僚资本看待。又有些樟脑厂、肥皂厂、碾米厂、印刷厂等，虽属官办，而规模甚小，谈不上什么官僚资本。

还有一部分企业，早在解放战争以前或在解放战争期间，即没收，诸如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上海龙章造纸厂、江西瓷业公司、广东士敏土厂、广东制革厂、广东省城自来水公司、广州电灯公司等……总计设立资本三千二百万元，除公用事业外，大多经营不良，风雨飘摇，常在官办、商办之间转移，而最后多半是归于商办，或者停闭，需要政府重新注资方能发挥作用。”

天津北洋烟草公司和北京丹凤火柴公司经营状况比较良好，但基本上都算商办企业，官僚资本比例很低，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上海龙章造纸厂也大抵在此行列。

广东士敏土厂，系粤督岑春煊于1906年创办，属新兴水泥工业。这时，原官商合办之唐山细绵土厂已经改为商办启新洋灰公司，经营颇有成绩。广东士敏土厂仍坚持官办，并排斥华侨伍英勋等在粤设水泥厂；其资本大于启新，而设备窳旧，管理腐败，投产即告亏折，若公方不进行换股投资，那企业势必将很快倒闭。

广东制革厂创建于1910年，资本50万元，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至1912年尚未正式生产。直到去年由社会党换股注资，试办腌皮，购置新的生产设备，方才起死回生。

广东省城自来水公司，资本120万两，官商各半。广州电灯公司，原为外商承办，1909年赎回，拨官款50万元，招商股100万元。这一类公共事业，本就以官股为主，新政府直接接收以后，当然理所应当占有经营的主导权。

黄少通补充道：“福州船政局和江南造船所很早就已被政府接管，民航业务都拆办为华南航运公司，造船和国防业务则还在整合之中。”

黄少通上述所提到的企业，即便算上福州船政局和江南造船所这两家大工厂、大企业，总资产也还不到三千万元，规模之小、资本之少，才是民初中国工业的真实写照。

大江南北称得上名号的大企业大公司，整个加起来，还不到三千万元资本的规模，这就是中国现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了，真的是又孱弱、又渺小。

但林淮唐也深知绝不能轻视他们，一旦其参与到今后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当中，并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时，其扩张速度也绝对会十分惊人，所以“公方资本”才有必要趁其孱弱之时，确保尽量多的主导权。

第三十章 公方资本

私方的清估是以对实际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清查为基础的，而政府一方的重估方式，按照林淮唐亲自定下的基调，当然是“在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下拟以账存实有资产为准，各项固定资产净值以实际已使用年限计算折旧数字后，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之”。

政府方面按折旧率这一项计算，那么在收购设备等资产的过程中，就可以节省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花费。

同时在资产评估中，应该不过早确定私方股份的具体性质，也就是其股份究竟属于要予以没收的“反动资本”，还是要予以整改限制的“满清北洋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或者是现阶段比较安全的“民族资本”，不应该过早确定，如此就可以在收购、投资谈判上取得主动权，既可以节省资本，也可以更好地压制私股。

这时候兼管政法工作的林时爽，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银元之役前后，我们发起的反奸清算运动除了审查出一批奸伪分子以外，同样依靠群众力量对贪污行贿、违法经营和盗窃国家财产的资本家，进行了有力打击。

过去清廷和北洋政府所谓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中，存在大量经营者窃取国家财产的情况，很多严重者甚至到了其所盗窃之国家财产已接近或超过工厂企业资产总值的程度。

这种情况，监察委员会和司法部门都还要进一步加强打击力度。”

林淮唐摆摆手：

“我知道许多同志希望把这些工厂企业全部直接拿过来……但这样做对我们极为不利。一，一下子咱们没有那么多经营者、管理者，管不了、管不动，也管不好；二，容易造成恐慌，于政治上不利。

对于这些过去在清廷和北洋政府统治时代，有违法经营坏历史的资本家，除了民愤极大者要杀头以外，还是首先以要求他们腾退现金为主。在资本家无力偿还现款、要求出让的时候，再接受其要求，实行公私合营，或只收买其股份，暂时不宣布公私合营……这样更合适一些。”

短时间立刻宣布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政治上亦不利。但林淮唐也倾向于利用各种可以利用起来的条件，尽量多地扩大“公方资本”。

现阶段中国的工业规模还很低，资本家数量少、资产小，公方应当趁着资本家力量还未茁长发育起来的时候，尽早确保“公方资本”的优势地位，使“公方资本”在今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占有最大的增长份额。

“对股息问题，现阶段我们先不要着急宣布任何处理方法。四马分肥也好，定息政策也好，都不要考虑，先把北方较大的工业企业资产审核、股本审核搞好，核价控制搞好，等到政府方面有十足的控制能力与把握之时，再搞股息方面的改革。”

股息作为企业利润的分配方式，直接关系到私方的个人利益，也是所有资本家、阔老板们最在意的关键要点。

老板们可以忍受公方入股企业，甚至于乐于接受公方的大规模投资，因为这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他们企业资本增殖的。

但企业资本的增殖，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股息分红的方式，将其转化为个人的利益所得。

因此公方入股、公私合营，甚至是公方要在企业中占有51%以上股权的主导权，对资本家们来说都不是什么特别严重而完全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有股息分红这点，如果政府现在就着手进行改革，才算是到刺刀见红的地步。

林淮唐所说的“四马分肥”和“定息政策”，都是过去中华书局所刊行的《激进社会主义ABC》里提到过的名词。

所谓四马分肥，就是指企业利润按国家征收的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种方式，进行分配。

这其中国家税金约为30%，企业公积金约为10%~30%，职工福利奖金约为5%~15%，股东红利、董事、经理、厂长的酬金约为25%。

而定息政策，就是顾名思义，将资方股息红利从总利润的四分之一，改为由国家付给定额年息。

总之这是温水煮青蛙的解决策略，就以目前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要发展到最后连定息政策都全部取消掉，那还是需要看今后中央政府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了。

“卓知，北直等地其余各项官产的接收情况，怎么样了？”

黄少通汇报说：“经过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审核，天津北洋烟草公司、北京丹凤火柴公司等产业，官股比重甚小，实属商办，我们也不作官僚资本看待。又有些樟脑厂、肥皂厂、碾米厂、印刷厂等，虽属官办，而规模甚小，谈不上什么官僚资本。

还有一部分企业，早在解放战争以前或在解放战争期间，即没收，诸如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上海龙章造纸厂、江西瓷业公司、广东士敏土厂、广东制革厂、广东省城自来水公司、广州电灯公司等……总计设立资本三千二百万元，除公用事业外，大多经营不良，风雨飘摇，常在官办、商办之间转移，而最后多半是归于商办，或者停闭，需要政府重新注资方能发挥作用。”

天津北洋烟草公司和北京丹凤火柴公司经营状况比较良好，但基本上都算商办企业，官僚资本比例很低，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上海龙章造纸厂也大抵在此行列。

广东士敏土厂，系粤督岑春煊于1906年创办，属新兴水泥工业。这时，原官商合办之唐山细绵土厂已经改为商办启新洋灰公司，经营颇有成绩。广东士敏土厂仍坚持官办，并排斥华侨伍英勋等在粤设水泥厂；其资本大于启新，而设备窳旧，管理腐败，投产即告亏折，若公方不进行换股投资，那企业势必将很快倒闭。

广东制革厂创建于1910年，资本50万元，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至1912年尚未正式生产。直到去年由社会党换股注资，试办腌皮，购置新的生产设备，方才起死回生。

广东省城自来水公司，资本120万两，官商各半。广州电灯公司，原为外商承办，1909年赎回，拨官款50万元，招商股100万元。这一类公共事业，本就以官股为主，新政府直接接收以后，当然理所应当占有经营的主导权。

黄少通补充道：“福州船政局和江南造船所很早就已被政府接管，民航业务都拆办为华南航运公司，造船和国防业务则还在整合之中。”

黄少通上述所提到的企业，即便算上福州船政局和江南造船所这两家大工厂、大企业，总资产也还不到三千万元，规模之小、资本之少，才是民初中国工业的真实写照。

大江南北称得上名号的大企业大公司，整个加起来，还不到三千万元资本的规模，这就是中国现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了，真的是又孱弱、又渺小。

但林淮唐也深知绝不能轻视他们，一旦其参与到今后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当中，并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时，其扩张速度也绝对会十分惊人，所以“公方资本”才有必要趁其孱弱之时，确保尽量多的主导权。

第三十一章 汉冶萍

民初中国工业资本中，占比重最大的部分其实主要就是铁路。社会党经过银元之役彻底打垮交通系以后，确保了对中国六大铁路的绝对控制权以后，其实也就奠定了公方资本的绝对优势地位。

剩下的那些企业、工厂和公司，真的就大多数只是小虾小鱼几只了。毕竟全部合在一起，还不足三千万元的资本，简直拿不出手。

但话也不能说的这么死，因为除去这些企业以外，尚有一些由于外国资本插手而股权构成复杂的大企业，还没有算进来呢。

“开平煤矿、滦州煤矿、临城煤矿……还有诸如启新洋灰公司这类企业，资本额比较高，但股权构成复杂，又关系外人，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尚未对其进行断然的接收处理。”

开平煤矿土法采煤始于明代，晚清时则为洋务运动的产物。1878年，直督李鸿章命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以西法采煤，始具有近代化性质。1892年，张翼以候选道员资格投效北洋，颇为李鸿章所赏识，因得奉出为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兼开平矿局督办，八国联军侵华时，不谙战时国际公法的张翼投靠外人，以求保护，被迫任命德人德璀琳为开平矿代理总办，通过他与英国富商墨林洽商，由该局招收洋股，与旧股合并，增资本至100万镑，改为中外合办，于1901年正月签约。

开平煤矿虽然避免了八国联军的破坏，而矿权却平白无故落入英国人手里。

开平煤矿被夺，中国损失巨大。因为该矿乃主权所系，对抵制洋煤、推进洋务事业，关系极重。这以后袁世凯任直督以后，对开平矿务局事件特别重视，袁世凯利用原约对主权、管理权界定模糊不清的条件，又新建滦州官矿公司包围开平矿局的矿区，阻扰英人经营，最终使英国人放弃了开平矿权，算得上是一大胜利。

其余滦矿和临矿，情况也大抵类似。北洋政府倒台以后，英国资本卷土重来，又妄想通过北洋政府时期就被僵持搁置的矿案，重夺矿权，所以也对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接收工作横加阻挠。

“外国资本在中国大收缩的时间不远了！对外资可以先做时间上的拖延，等待欧陆局势变化以后，再逐步解决。”

各大列强，特别是英法德俄几国，在中国已经投资和占有的各类资产，很难计算其资本的规模和总额度是多少。

但在林淮唐的印象里，仅仅是奥匈帝国这样一个在华势力很弱的欧陆列强，后世历史上段祺瑞对奥宣战，没收奥匈帝国在华资产的时候，都审查出了近一亿元的资产来了。

考虑到段祺瑞时期北洋政府孱弱的行政调查能力，估计总的资产规模还不止这个数。

至于英法德俄几国，社会党现在对外国在华投资和占有资本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细致调查，只有一个粗略的统计，估计从甲午战争结束到现在的1914年，外国在华工矿企业的原始投资、历年积累和扩充资本加起来的全部企业财产，约为二亿美元，船运、铁路和铁路借款等运输业投资则为五亿美元左右。

这其中英国一国就占到近50%，日本占约27%，俄国占约11%，德国占约7%，法国占约5%，美国占约3%。

1美元大约折合2.5银元，所以仅英国一家在华投资，把工矿业、商业和运输业三项资本加起来，就差不多有银元12亿元之多。

也确实惊人了……

所以林淮唐有时候都想，如果英国打输一战，中国顺手没收其在华资产，就能轻松发一笔大洋财。可惜后世历史中，北洋政府由于内战不断，光是一个没收德、奥在华资产的问题都拖了好些年，最后靠着华盛顿和会的召开才勉强解决，但最终也仅拿到不足一亿元的资产而已，且很快又都被挥霍到了内战里。

“汉冶萍问题呢？”

自从黎元洪解散共和党以后，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对江西全省实行军管的陈更新，旋即沿江西进，很快便开入湖北境内。鄂军各部基本都没有对红军进行激烈的抵抗，过去黎元洪在湖北任人唯亲提拔的一大批乡党亲戚，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才干，现在黎元洪主动号召他们放下武器，这群人当然没有意愿和红军拼命了。

华东野战军没有花费多大功夫，只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便接管了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在内的湖北各大地区，而作为清末民初中国最大钢铁工业基地的汉冶萍公司，自然也就进入到了中央政府的视野内。

汉冶萍公司与日本渊源甚深。

自1899年汉阳铁厂与日本八幡制铁所签订《煤铁互售合同》后，日本政府通过不断的贷款加强了对汉冶萍的渗透，以获得大冶铁矿稳定而优质的铁矿石。截至1914年，汉冶萍公司总资本近六千五百万元，其中日方贷款为三千五百万元左右，超过了公司总资产的一半。1913年，日本八幡制铁所拟定第三期扩充计划，对铁矿石的需求量剧增，控制汉冶萍的政策更加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