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00节

邓瀚很是无奈地拍拍肚子，道：“没辙、没辙，本来带你来北京一趟，是要帮你长长见识。可惜这见识还没长到哪里，先碰上这么一窝子倒霉事儿。”

“邓政委，那现在可怎么办？”张皮绠哭丧着脸说。

“这……唉，我是不想去麻烦什么老朋友的，可咱们这倒霉劲儿，也没办法了。”邓瀚说，“我有个老战友复员以后，听说被调到北京当警察。正好咱们也是丢了钱，本来就要他们北京警察负起责任嘛，走，你跟我一块来，咱们上警察局找我的老战友去。”

北洋政府成立之初，京师警察机构仍沿袭前清旧制，初设内城巡警总厅，由厅丞主管。直到民国二年内务部改革警制，将巡警总厅改为京师警察厅，直属内务部，作为北京全城的管理机构，警察数量才显著增加，成为了一个比较近代化的城市综合管理机构。

京师警察厅设总监1人及秘书、都尉、警正、警佐、技正、技士若干人。厅内置总务、行政、司法、卫生、消防5处，各处设处长1人，由都尉充任，统一负责北京市内警察、卫生、消防等事项。

北京事变时，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被步军统领江朝宗设鸿门宴软禁了起来，京卫军旋即假冒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命令，将北京警察全部缴械，并在冯玉祥、蔡锷相继率军入城时，为了防止警察在后方阻挠复辟，所以由肃亲王善耆下令，把北京的大批警察全部杀死。

等到林淮唐率领红军入京的时候，京师警察厅原有的巡警力量已经是十不余一，所以社会党不得不从山东地区的公安部队和地方治安机构中抽调大量入手，进京填补京师警察厅的空缺职位。

邓瀚的老战友汪爱民，就是因此进京调任京师警察厅职务的复员军人之一。

汪爱民是武昌首义革命军的老战士，阳夏战争时曾担任过首义鄂军的宪兵队队长，但后来黎元洪在鄂军内部大肆排挤激进革命党人，他被迫离开湖北，前往南京投奔同盟会的武装。可是随着南北议和，同盟会又在南京留守黄兴的领导下，疯狂裁军，像汪爱民这样的首义义士，被裁撤以后不仅拿不到一毛钱的遣散费，还被黄兴要求“捐赠”过去领到的全部光复饷，来帮助政府度过难关。

汪爱民的家庭出身不算差，他并不是舍不得这笔钱，但却着实对同盟会用完即弃的态度大感失望。恰逢当时社会党利用黄兴裁撤北伐军的机会，在南京、上海等地以国营农场的计划，大量招募被同盟会裁撤的革命军人前往江北参与垦屯，汪爱民就是这样由一名老同盟会转而成为了社会党的一份子。

北京事变结束，红军接管京师警察厅以后，在原来北洋政府时期警察厅的机构基础上，又临时增添了一个管理外勤业务的勤务督察处。督察处的监督督察员分制服督察和便衣督察，全部由社会党的正式党员担任，负责督察各区警察署行施警务方法及其管辖地域的情况。

并且新的警察厅还在北京城区之内，按照人口密度分区，各区皆设警察署，警察署之下再设巡警局、巡警所和巡警队。比较北洋政府时期还比较粗陋的城市治安管理制度，又有更为正规化的进步。

汪爱民在从军队复员转业以后，便是调任为警察警察厅勤务督察处的督察。

第十六章 交通系

张皮绠一路跟着邓瀚一起来到京师警察厅处，这附近停满大小车辆，人来人往，除了一大批换上黑蓝色制服的公安干警以外，还有不少手戴红色袖套的人在走动。

张皮绠在华东打了不少仗，徐州、南京都去过，自然也见过政保局干部的那一身打扮。

“邓政委，是政保局的人。”

邓瀚拿鼻孔嗯了一声，首都革命政保局出力甚大，最后瓦解北洋政府，又从宗社党和日本人的手里夺取了北京的控制权，他可以想见这背后的暗流涌动。

现在社会党刚刚进入北京，百废待兴的局面，政保局因而在北京占据一个显要的地位也很正常。

邓瀚比较感兴趣的倒是政保局京津分站的那位站长淳和——按照中执委对首都革命发表的几个声明，前清废帝溥仪应该就是死在淳和手上。

虽然国内外各界对社会党人的这一声明都认为缺乏根据，但邓瀚很了解党的作风，党的一大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如果淳和没有杀溥仪，邓瀚相信党中央是绝不会为了争这么一个功劳而专门发表声明的。但是红军进入北京以后，人们也确实就不再听说过关于淳和的消息了，像淳和这样一位身居要职的显赫人物，现在好像在北京市政府里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完全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党是为了保护淳和吗？邓瀚心中一动，已有了一些想法。

京师警察厅里现在几乎清一色都是从南方调来的社会党干部，大家作风都很正派，行政工作的效率也非常高，同过去北洋政府时期有截然不同的面貌。

前台人员一看到邓瀚递上来的介绍信，又听说他和张皮绠都是解放战争和剿匪斗争的模范英雄，态度当然极好，很快就帮忙把汪爱民给叫了出来。

“浩海！”汪爱民一身黑蓝色的警服，肩膀上还有类似红军军官的纵向章衔，他一见到邓瀚立刻就发出惊喜之声，“你怎么来了北京？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浩海，组织上也调你进京了吗？今后是不是常驻北京？有个伴可太好啦。”

张皮绠在一旁尴尬地笑着，邓瀚则捂着嘴巴咳了两声，勉为其难地向汪爱民解释了他们此番前来的前情原因：“百川同志言重了，我这趟来北京本来的任务，确实是和工作有关……就是带我这个小同志张皮绠来参加表彰大会嘛！就……唉，我跟你坦白吧，我们一到北京刚下火车站，就让人给宰了，几个扒手把皮绠口袋里的钱洗劫一空啊。”

邓瀚耸耸肩：“这事儿我想可得归你们警察厅管呀，北京治安……怎么这副模样！”

汪爱民点点头，他迅速就理解了邓瀚、张皮绠二人的来意，并且很快苦笑道：“一场北京事变，浩海，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事变以后北京秩序大乱，无数地痞流氓趁机捣乱，甚至就连天津和滦州、唐山一带的青皮无赖都跑来北京偷盗抢劫，直到红军进城以后，局势才稍稍好转，但我们警察厅的工作依旧十分困难啊。”

北京目前治安紊乱的情况，张皮绠还不算太明白情况，但邓瀚当然能够理解。不过市面上拒收兴闽票和红军军票这件事，就让邓瀚感到非常诧异了。

他干脆将这个困惑也一块问了出来，没想到汪爱民却同样是一番苦笑：“……浩海，你，你知道交通系吗？”

“交通系？这是哪一个大学的科系吗？”

“不是、不是。”汪爱民摇摇手，“交通系是以原来做过前清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帮理，入民国以后又给袁世凯做秘书长的梁士诒为首，是一股政治上的势力。这回北京的银元风潮，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落在交通系身上，当然，后面还有东交民巷的外交团也在发力，否则组织上应付起来也不会如此困难。”

汪爱民说到梁士诒，邓瀚就大概有些明白了，他以前在报上看过这个梁士诒号称是什么北洋财神爷，想来就是北洋集团中负责财政方面的一号大管家。

“百川兄，但我还是不明白啊，现在袁世凯都死了，段祺瑞下狱，冯国璋也是俯首称臣，就一个搞财务的梁士诒，还有那什么鸟交通系，怎么敢和我们党抗衡？他是不要命了吧。”

“这……还不是那群洋人搞的鬼。”

在清末的最后几年里，梁士诒的职位不断提升，职掌逐年扩大，权责逐渐加重。他由最初的铁路总文案，到五路提调处提调，再到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帮理、管理公债处总理。

梁士诒在平步青云的同时，不仅加强了政府对铁路的控制，而且经他筹措支配与管理运用的经费越来越多，包括铁路营运收入、交通银行存放款项、公债局所招募的公债和借款等，也从而掌握了国家重要的财源。而另外一个方面，梁在铁路事务的权力范围内，逐步建立起来一个听命于他的强有力的官僚派系，这就是汪爱民所说的交通系。

进入民国以后，梁士诒做了总统府的秘书长，号称是幕后总理。因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加上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因此一时间炙手可热。此前袁世凯重新组阁时，本来是中意让杨度来做交通总长，以酬劳那段时间杨度为北洋集团出谋划策的功劳，结果梁士诒冷冷一句“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杨度交通总长的官帽给打落了。

北洋政府里头虽然有一个财政部，但财政总长却管不到多少钱，因为关税、盐税两大收入都把持在外国人控制的总税务司手上，而各地田赋收入又多遭到地方军阀的截留，反而是交通部控制的铁路收入比较稳定。

也是因为这一点，清末时朝廷筹建的交通银行，由于把持最稳定的铁路收入，所以交通银行在此时是据有一定央行性质的。

当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等人打倒时，盛宣怀曾发动过一场针对梁士诒的“交通大参案”，但竟然也不能扳倒梁士诒分毫。概因中国的近代铁路邮传交通部门，几乎都是梁士诒一手搭建，相关官僚也全都是梁士诒提拔的亲信戚友。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经营的六条铁路中，除了津浦铁路受到社会党控制以外，京汉、京奉、京张、吉长、广东这五条铁路都还是被交通系所控制。

除此以外，北方的邮传、航运和电政系统，也都被交通系所把持。

汪爱民很客观地说：“现在除津浦线完全接受党的领带以外，全国主要铁路干线均为交通系一派把持，他们完全是把中国的交通系统经营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而且外交团那边……因为党提出来对于过去清廷和袁世凯政府所签订的一切涉外条约，新政府都要重新进行审查以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进行承认，所以外交团对咱们新政府观感很恶，这回交通系兴风作浪的背后，也是得到了东交民巷的大力支持。”

第十七章 反霸运动

交通系从晚清时开始办理铁路事务，因为经常接触借款问题，所以交通系官僚一般都和东交民巷的外交团有比较深的交往。

像此前袁世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时候，就是委任梁士诒和交通系来整理金融。

而且同为交通系所把持的交通银行，也有发行钞票的特权。清末李经楚因为股份关系任交行总理时，不仅经营不善，而且公私不分，最终导致交行被牵连搁浅，不能复振。辛亥革命期间，交行处于瘫换状态，但民国肇造以后，袁世凯很快就任命梁士诒出任交通银行总理。

此后交行职权范围不断扩大，交通系进而染指国家财政，在交通系控制下的交通银行俨然成为了第二中央银行和第二财政部。

本来光绪年间清廷曾组建过户部银行，户部银行后来改组为大清银行，进入民国以后又改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才是法理上的央行，拥有代国家发行钞票和代理国库的特权。

但是交通系控制交通银行以后，梁士诒很快就为交行同样争得了分理国库、发行钞票的权力。不仅如此，北洋政府还规定一切完粮纳税和发响的活动，交行兑换劵一律通用。

这就使得交行兑换劵——也就是北京市民所说的“中交票”或“中交钞”——成为了兴闽票最大的竞争对手。

按照外界的估计，交通系手上仅是掌握的现金就有一两千万元之多，至于其筹措款项的能力，恐怕还要数倍于此数。

过去袁世凯通过交通系办理善后大借款来打内战，现在北洋军一败涂地，袁世凯的政府也彻底瓦解，这笔借款却还远远没到花完的地步，理应还剩下有数以千万计的巨款。

但是红军进京接管中央政权以后，却发现财政部中无一金之遗，北洋政府剩余的借款几乎都被交通系挪用到了租界或者外国，使新政府才一成立就面临着重大的财政危机。

所以社会党必须要尽快以红军军票或兴闽票等纸币取代中交票的流通地位，但在社会党人展开行动以前，京津市面上率先就流传起了“红军将要限制银元流通”、“红军要强行规定一切交易必须使用兴闽票”的谣言，这才导致了北方国民对于兴闽票的排斥，并进一步导致银元贴水价的暴涨。

京津一带的票号投机商人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牟利机会。他们立刻介入其中，囤积居奇，大量炒作投机银元、铜元等贵金属，不仅使得市面上的硬币流通更为紧张，也令银元等硬币价格持续上涨，严重影响到了新政府的金融权威和信用。

“交通银行许多机构都躲在天津租界里头，而且我听说外交团那边也在百般庇护梁士诒。唉！”汪爱民叹道，“咱们红军刚刚进京，各方面的政治条件还不允许党和军队直接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梁士诒，而且外交方面，你也清楚，现在新政府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和外交团进行修约谈判，我想组织上也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所以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直接使用行政或者暴力手段来对付交通系。”

直接采用行政或武力手段解决交通系，当然来得爽快。但这对于新政府在北方国民中建立权威和信用。就很不利了。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只依靠经济手段来解决银元风潮。

不过这对社会党新政府在财力上的积蓄和具体财政政策干预手段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邓瀚和张皮绠都对这些复杂的金融战缺乏了解，两人只是面面相觑，对汪爱民那副凝重的样子心有戚戚。至于他们被楼包偷盗钱财的问题，汪爱民则告诉了他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好消息。

“京师警察厅现在正在准备材料和警力，这事儿不在保密条例之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等山东的公安部队一到北京，我们就要在北京各行各业都发起专项反霸活动，这个也是反奸清算运动的一部分。”

汪爱民冷哼道：“德胜门外关厢的那些马店，我知道，代客卖牲口嘛，他们是两头骗，经常欺骗买卖双方，从中牟利或者强买强卖。”

马店在名义上虽是骡马买卖中间人，但实际上包揽、操纵了全部交易过程，使买卖双方不能直接见面进行正常交易。

马店在交易过程中吃价、瞒价，甚至低价强买、高价强卖，从中获得非法暴利。此外，马店在出卖牲口时，还用种种办法假造口齿、掩饰病伤，把老、弱、残、病的牲口冒充健壮出售。

马店代客买卖除取得佣金外，还用种种名目勒索客人，邓瀚他们遇到的楼包即在此列。楼包经常用黑话蒙骗客商和农民，从中恣意敲诈勒索，总之，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坑蒙拐骗，榨取不义之财。

“除了骡马霸以外，北京还有菜霸、粪霸……各行各业几乎都有恶霸势力把持。”汪爱民又介绍说，“北京总工会跟我们合作，这回就是要狠狠杀一杀这群恶霸的威风。这一仗如果打好，浩海，我想北京市面的治安一定会大为好转。”

反霸运动不仅是公安干警将要重拳出击，而且还将是一项群众运动，除了警察厅以外，北京总工会也将深度参与其中。

北京总工会建立时间很早，早在解放战争爆发以前就在北京城区内拥有了一定群众基础。解放战争期间，北洋政府虽然对工会组织百般镇压，但由于北京总工会有所准备，早早转入地下活动，所以组织人员损失不大。

首都革命时，北京总工会又迅速从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活动，组织了一批武工队保护市民和各大工厂、商铺，为总工会在北京市面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红军进京以后，北京总工会即迅速准备大规模地组织基层工会活动。但是当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还比较差，组织较普遍的基层工会还有几项困难。

例如说北京的工商业，尤其是工业并不发达，很难和上海、徐州、天津、广州这些地方相比，也缺乏大工厂，工人大都分散在私营小厂、小作坊和手工行业、商业等小企业里，很不集中。

但是由于北京总工会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很快采取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组织策略并行的办法，所以基层工会的组织活动非常顺利，到现在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了很不错的群众基础，足可以支援公安干警发起的反霸运动了。

所谓“自下而上”的组织工会，是指在各个小单位，先搞小组，然后组织分会，再组织总会。工作组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调查各区工厂生产情况，了解劳资双方思想状态，然后就是联系、教育工人群众。

在干部和工人有了初步联系的基础上，各区还通过举办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教育。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为什么要确立“劳资两利”的方针、“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为什么在私营工厂中工人也是主人翁，如何当主人翁”、社会党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为什么要组织工会云云。

通过工作组宣传，工人对社会党及相关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后，自然就开始出现积极分子向工作组靠拢。在此基础上，工会工作组就会对积极分子进行个别的或公开的培养与教育，使他们在工人中树立威信，在工人中切实起到带头作用，使之成为工会工作组的真正的助手。

这之后工会工作组再积极分子为核心成立工会小组，这些工会小组按行业以街为单位组织起来。在掌握一定积极分子之后，工会工作组干部就会召开“积极工人座谈会”，使积极分子明了“为什么要组织筹委会”、“筹委会是干什么事的组织，和怎样选出筹委会的委员”，在积极分子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在全体工人中传达，使成立筹委会成为大部分工人的共识，最后通过选举筹委会委员。

到这时候条件才算成熟，党才会开始牵头在各工厂企业里成立基层工会，登记会员。建立基层工会的条件首先必须有工会的核心人物即“有能够团结工人，尤其劳动进步的工人积极分子，有了为该行大多数工人所拥护的进步的核心人物”，该行业“超过一半以上的工人参加工会小组”。

满足以上条件，由“小组选出代表建立区筹备会，至建立区行业工会”。基层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登记会员工作。在登记会员中，逐步的确立一些原则——诸如“厂主不能加入，有股份的职员暂不能加入”、“过去参加过反动组织的不得加入”、“工人或工头立场不稳，同时与厂主勾结的，暂时不得加入，看他以后的表现再决定其可否加入”等等。

第十八章 基层工会

至于自上而下的工会，则是先搭工会的架子再解决细节问题，先把工人纳入自己的工会组织，然后再对工人进行教育。这些工会成立的方式和步骤是从上而下，主要集中在前清时一些较大的官办工厂，都是先建立市的行业工会，然后看需要建立各区的分会。

其具体做法就是按行业召开各种大小不同的职工座谈会，了解该行业一般情况，发动工人准备以工厂或店铺为单位，选举临时代表，召开代表会，成立全市性的工会筹备会，在筹备会成立后，应协助各家职工建立工会基层组织。

社会党的领导机关进京之后，工人要求组织工会是一个普遍而急切的现象。有的还没有等到社会党人来发动，工人便私自组织工会。如翠花楼饭庄的职工会，清华园澡堂的职工会，协和医院的工人会，公懋汽车行的职工会，便是不通过社会党组织起来的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