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93节

冯玉祥则就任为北京卫戍司令，吴佩孚任副司令——这对关系素来并不和睦的老朋友，几年前恐怕很难想到有朝一日，他们居然会在红军的旗帜下搭伙工作。

汽车停下，中央警卫旅旅长孙宁亲自打开车门，林淮唐这回难得头戴大礼帽，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还佩戴花色领带，一副空前正式的打扮，踏着皮鞋走下车来。

“北京……我回来了。”

大半年前，当袁世凯联合国民党、进步党、共和党发起国会纵火案的时候，谁又能想到短短七个月后，当时仓促撤离北方的林淮唐就会这么快打回来了呢？

便是林淮唐自己都未曾料想到解放战争的进度会这样快。

对这一点，他自己也是苦笑，北洋军这么不能打，多少是出乎红军的意料之外。本来，林淮唐对解放战争的规划是短则一年、长则两年时间，才能彻底打垮北洋系集团。

而且如果时间拖到一年以上，林淮唐甚至做好了应对日本干涉军，同时和北洋军及日本干涉军作战的心理准备。

社会党在行政和党建干部方面的人力资源储备，也是按这个一年到两年的解放战争时间表安排的。所以现在才七个月，日本人都来不及干涉，红军就迅速打垮了北洋集团，一下子，社会党的行政资源便显得捉襟见肘了起来，对于新解放区的控制力度也是在急剧下降。

但天予不取必受其咎，红军既然已经打败了北洋系集团，既然中央政权已经不容置疑地落入到了社会党的手里，林淮唐绝没有道理以行政资源、干部资源不足的理由，就去拒绝这个机会。

革命是一种激烈的暴动，它需要严密的组织，但不等于一切的行动都必须在严密的计划之中。

所谓完美的革命，等于不革命，所谓革命的种种条件还不充分就不该去夺取政权，也是同样等于不革命。

要意识到一点，在近现代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机器的威力是极为巨大的，掌控中央政权的国家机器，就意味着社会党在各方面改造这具国家机器，并通过它改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能力急剧增强起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很好总结了巴黎公社原则，而巴黎公社原则的首要一条就在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一切掌握国家机器的机会，并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使它从阶级压迫的工具变成解放人的工具。

那种认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那种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而需要先组织一个比较小的、实行集中制和等级制的革命专政政权，再由这个革命专政政权去取代资产阶级政权的说法，毫无疑问就会跌入马克思曾激烈批判过的布朗基密谋集团的深渊里去。

因为“完美的革命条件”是永远等不到的，它总有“尚不完美的客观因素”，所以那种认为革命必须一步到位、革命必须在完美条件下才能发动的论调，实际上就是在说永远不能革命、永远不允许革命。按这样的论调辛亥革命就不应该发动，而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辛亥革命的部分成功，才推动了整个“不完美的革命客观条件”朝着“更完美的革命客观条件”去发展了。

第一百六十二章 清党要求

从林淮唐认知的历史出发，以苏联的情况为例

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的时候，它的党员数量、它的行政干部资源储备，对于像沙俄这样一个复杂的、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多民族大帝国而言，是比现在的社会党还要“革命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的。

但布尔什维克难道能因此就放弃夺取国家机器控制权的机会吗？

当列宁发起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哈林是否应该拉住列宁的手，告诉他：“亲爱的伊里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两三万名党员，怎么能去妄想夺取一个像沙皇俄国这样高度复杂的、初步工业化的大帝国的国家机器呢？”

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都应该告诉列宁，如果没有几百万合格的干部，布尔什维克就不应该发起十月革命的行动，而应当先到南俄之类易于发展大工业的地方种几年田，等待“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以后，再去夺取国家机器的控制权。

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已从四月纲领时的二三万名党员发展到了拥有十几二十万名党员的规模。但从1921年开始的清党工作来看，这二十万名党员中至少有半数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敌对分子、骑墙分子、蜕化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但这绝不影响布尔什维克在取得国家机器控制权以后迅速地扩大了其影响力，并很快打败了国内外的反动敌人，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

现在社会党的党员数量，大约有十万人左右的规模，比较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仅其半数而已。

但也要注意到，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无论是在国家机器的复杂程度上，还是在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上，都不能同已经初步工业化的沙俄大帝国相提并论，所以社会党要掌握并改造中华民国国家机器的难易度，也是显而易见地低于布尔什维克。

在近代的条件下，有没有掌握国家机器的控制权，不管是对于社会党壮大自身干部队伍的效率，还是对于培植中国产业工人规模的速度而言，都有巨大的影响。

这一点是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建时代所不同的。

更何况即便是在封建时代下，即便是以最常被拿出来论述“不应当过快夺取中央政权”的李自成为例，也能看出，李自成的失败绝不在于他过快占领北京，而在于他对满清军事集团的重视性不足，也在于他占领北京以后的整个统战政策出了问题。

以崇祯十七年春的历史形势而言，在当时如果李自成没有迅速东征控制燕、晋形胜，明廷也无法阻止清军的入关，而那些曾迅速向李自成投降的边军同样也会迅速投向清军阵营。结果就是李自成将不仅要面对清军和关宁军的结盟，而且还要面对清军和关宁军、宣大边军、京营的一个更大规模的结盟，这不是一种更为不利的形势吗？

即便以朱元璋的例子而言，朱元璋只存在“不能夺取中央政权”的情况，而绝没有在拥有这种能力的情况下却不去夺取中央政权的情况。

实际上以至正二十七年的历史形势而言，我们就可以注意到朱元璋在此年九月间攻破平江城消灭了张士诚 的东吴政权以后，仅仅在三个月后，便迅速发起北伐，派遣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这样花费了大体十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

可见，朱元璋在消灭张士诚割据政权而取得了夺取中央政权的能力以后，其行动之速，甚至比较李自成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正是由于朱元璋的迅速行动，使得明军赶在了元廷内战决出最后的赢家之前，也赶在了王保保夺取元廷的中央政权以前，就打到了大都。否则若待王保保重新整合北方以后再行北伐，恐怕明军的行动绝不至于如历史上那般顺利。

实际上若非历史的种种误会和巧合，按李自成在皇太极暴病而亡的同一时间，即迅速决策占领北京的行动，若非八旗集团内部以惊人的克制避免了内战，并在多尔衮的领导下于幼主临国的形势下大胆空国出击，后人恐怕大概率将称赞李自成决策杀伐果断云云了。

对社会党而言，只有主客观的结合，积极把握一切机会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去增强工农联盟这一革命根本基础的力量，才是最正确的革命道路。

而夺取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又无疑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力、增强工农联盟的力量，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北京衮衮诸公，俱在此处了……”

林淮唐走下汽车，他的革履西装外还套着一件长及膝盖的灰黑色大衣，由于身材挺拔，站在雪中，便仿佛一尊神像。

他没有接受唐绍仪的提议，由唐绍仪陪同一起抵京，而是选择了带领一个纯粹的社会党班子来北京——嗯，也不能说是纯粹的社会党班子，因为梁启超和廖仲恺两人就坐在第四辆汽车中。

当梁启超和廖仲恺走下车的时候，蔡锷脸色不见变化，但宋教仁、汪精卫等人的神情就非常难看了。

国民党人也都知道这段时间以来，廖仲恺正在广州大力操办所谓的“新国民党”，还按照社会党的架构也组织了一个中央执委会，俨然是要另立中央，重建国民党的正统。

“任公……”蔡锷苦笑道，“学生已无面目再见老师。”

梁启超一袭青色长衫，走下车来即正色道：“松坡有什么问题不要同我讲，要和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讲了。”

红军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提“转型正义”这个装点门面的新词了，战争阶段红军对那些阶级敌人和死硬反动派，除了直接用军队剿灭以外，也都是依靠公审大会和国民法院来解决，像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这类多少显得有些温良恭俭让的机构，已经出手很少了。

只是现在社会党回到北京这座古老的首都之城，毕竟还要统战一部分旧势力，所以不便于直接照搬像山东、安徽一带那样激烈的公审政策，这才重新搬出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机关。

听梁启超的话，看来留在北京的这些准战犯，是需要按照“个个检讨，人人过关”的标准进行一遍大清查的。

如果无法通过排查标准……蔡锷心里大概对社会党的排查政策约莫有了一个大致的估计。

廖仲恺也走到前排，他神情自若地和宋教仁、汪精卫分别握手，完全不把一部分国民党右派火焰般的仇恨目光放在眼里。

“遁初，你从前说得对，毁党造党于国民党的革命事业，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但从前国民党毁党造党之余，还是没有做好清查工作，以至于混进来了太多满清余孽和投机分子，这才演至今天这番局面。我在广州已经部署好了工作，我们国民党现在正需要第二次毁党造党运动，要厉行清党，把不合格的党员从队伍中清除出去——已有之全部在册党员，需要人人排查，挨个过关，这才能完成清党！”

廖仲恺的新国民党是以国民党内的左派为主体，但留在北方的这些老国民党人中，也并不完全都是右派分子，同样也包括一些中派和立场不坚定的左派分子。

所以新国民党重新毁党造党之余，也要进行清党，要排查清楚那些手上沾有鲜血的反革命分子。

这种大排查的清党运动，不仅是林淮唐对于国民党的要求，也是他对于包括进步党、共和党在内的南北方一切旧势力的要求。

社会党可以在统战旧势力之余，保持他们的一部分政治地位，但相对的，他们必须在社会党的监督下，按照社会党的要求进行一次空前严厉的清党运动。

林淮唐面无表情，漠然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都是这回清党运动需要排查清除的对象。不打扫干净屋子，还谈何请客做饭，在清党运动结束以前，我们社会党不能承认一切旧势力、旧政党的合法性。”

第一百六十三章 了事

林淮唐的清党宣言很快就震动了整个北京，不过此时社会党仅仅是要求旧国民党、进步党和共和党这三个参与策划国会纵火案和通过戡乱动员条例的政党清党。因此北方人虽然颇受震动，但并没有任何北军势力因此宣言而重新叛乱。

反而大部分北方及西南军阀、政客，还在孜孜不倦地向南京、上海方面频频发去输诚电报，以求取新朝地位。

至于旧国民党、进步党及共和党这三大政党，也因为京师动乱的影响，作为其骨干的政客、官僚和高级党务干部死伤惨重。不仅影响力大不如前，不能和国会纵火案时相提并论，而且三大党相当一部分党员，本来就已经在京师动乱及红军开入直隶省以后，因为恐惧红军清算的缘故，或者刊登发表了脱党声明，或者已经潜逃租界，这一部分人算是自我进行了清党。

按林淮唐的要求，旧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应当由廖仲恺组织的广州新国民党中执委主持，进步党的清党运动则应当由跟随梁启超南下的那批进步党人主持——当然任何一党的清党运动，都需要由社会党把持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进行监督和检查。

黎元洪一派共和党做出的反应，则让林淮唐感到些许的意外。

黎元洪在林淮唐发表清党宣言以后，竟然当场表示了愿意自行解散共和党。在林淮唐向他强调共和党非黎元洪一人之党，即便解散也应当召集中央理事会表决后，黎元洪干脆表示若他无权解散共和党，至少有权发表退党声明。

黎元洪也没有穿军装，他穿着马褂，头戴瓜皮帽，乍看之下与前清的普通乡绅没有任何区别。

冬日的北京小雪飘飘，不少前来欢迎红军进京的所谓“贤达名流”、“耆老名宿”都已经冻得瑟瑟发抖，忍不住呼出一口口白色的热气。

黎元洪面相和善，八字眉垂下来确实显得十分忠厚，他讷讷道：“京师动乱，我在北京相熟交好之人，十死七八。国家祸乱到此地步，我们做军人的、做官僚的，人人都有责任。袁慰亭已经自杀，算是负起了他自己的一部分责任，鄙人身为民国副总统，上不能铮谏总统，下不能调和诸军，已经是羞愧难忍，何面目再居此位。”

黎元洪缓缓说道：“自从红军北上以来，我日日研读林主席的著作，逐渐豁然开朗。本来共和党经此一劫，党员既已星散，何况此前又有为袁世凯挟持而被迫赞成国会纵火案及戡乱动员条例之恶历史，理应立时解散。我本人亦愿意辞去副总统一职，归湖北经营实业，以图民国之进步。”

黎元洪的话说到这里，林淮唐才算是对他的想法有了些眉目。

说来说去，黎元洪就是从解放战争前后的这一系列冲突变化里悟出了一个道理——他再继续留在北京，那湖北地盘就真要不姓黎了。

所以哪怕是要当场解散共和党，黎元洪也希望能够赶紧逃离北京这处是非之地。

但袁世凯不会允许黎元洪返回湖北，林淮唐当然也不容他在红军接管湖北省以前，回去做什么地头蛇搞割据。

“先生于民国有元勋缔造之德，武昌首义，先生又居功至伟。”林淮唐微微一笑，“虽然坊间盛传有床下都督之笑话，但我北上途中同海军萨提督询问武昌故事，萨提督盛赞先生当年以‘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为满族作奴隶而残害同胞耶’一言，促使海军起义。首义之功，载在青史，政府对先生必当有所安排，非返鄂经商可比了。”

武昌首义时革命军将黎元洪从床底下拽出来，拿枪指着他方才逼黎元洪做了这个首义都督。这件事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就一直被同盟会到处宣扬，也一直都是黎元洪最难言之隐。

林淮唐这番话表面上是夸赞黎元洪，但实则还是堵住他，也说明着社会党今后绝不再允许任何一个旧人物回到地方上搞什么割据。

“中革军委北上前即布置了入鄂军事，按计划时间所言，此刻华东野战军、华南野战军各一部数万人，应当已在海军第一舰队接应下援鄂，湖北之事，先生不必多虑，自有红军维持鄂省的稳定大局。”

蔡锷在北京事变的一番左右横跳以后，已经是既不容见于北洋，也不能容见于社会党人目中。他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对梁启超重新接管进步党并进行清党的事情，也没有抗拒心理。

唯独宋教仁还以内阁总理的地位自居，旧国民党的上层领导无论是像汪精卫这样的老同盟会，还是像张謇这样的立宪派，都很难接受被廖仲恺的新国民党所吞并，更不可能接受红军那严苛至极的清党标准了。

宋教仁本来还想再和林淮唐说一番宪政共和的大道理，但不等他开口，林淮唐便摇了摇手，示意警卫们将道路隔开。

“诸公，今日欢迎之事留待我忙完再说吧。松坡兄，请为我们做向导，往总统府接管档案吧。”

林淮唐理都没有理宋教仁，只有廖仲恺拍了拍他肩膀，摇着头低语：“遁初，你们在袁世凯发起国会纵火案时狠狠捅了林淮唐一刀，现在完全丧失政治地位和力量以后，还想要林淮唐如何优待你们吗？”

一旁的汪精卫忍不住反驳道：“夷白……你怎么能这样说？五月风暴，难道林淮唐就没杀我们的人？我可是知道的，戴季陶就是死在你的眼前！这种血海深仇……这血海深仇啊！”

廖仲恺冷冷瞥了汪精卫一眼，道：“如此血海深仇，你又想怎么样？你大可以去学陈英士！”

廖仲恺一提到陈其美，汪精卫可就说不出话来了，当初同盟会为了给林淮唐一个交代而逼陈其美自杀，这事儿可就是汪精卫带头提出来的。

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额头上立刻便密布冷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

宋教仁则忧心忡忡：“林淮唐今天大权独揽的模样，我看着实在和当初的袁世凯太像了！夷白，请你转告君汉，袁世凯前车之鉴在此，秦人之哀，当哀之而又鉴之！”

廖仲恺这几年来一直都留在广东，负责行政上的实务工作。他和宋教仁这群老朋友也是渐行渐远，这时候更有一种再也认不出老朋友们的感叹和遗憾。

“遁初，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这样小看林主席？他是何样人物，社会党人都是何样人物，我想我较你们都要清楚得多！拿袁世凯来给社会党做例子，这真是莫大的羞辱啊。”

第一百六十四章 法团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