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80节

所以借债应用于经济建设，而不能用于消费。如果公债的偿还不能通过债务使用的投资性支出定期回收来偿还，只能通过发行新债或者靠加税来偿还，就非常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这个经验倒不是来自于林淮唐所知道的美国未来，而是在民国就有着足够的经验教训可讲。

在原本的历史上，从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开始，北洋政府十多年来统治的政府开支，就几乎完全依赖于借新债还旧债，搞到最后，中央政府的全部收入都要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结果是除了养肥一群洋行买办和江浙地区的公债投机商以外，什么建设也没搞成。

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江浙财团，就是靠北洋政府时期投资公债起家，至20年代摹璷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民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成为有名的“南三行”。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些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人们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就是后来人常说的【江浙财团】。了。

现在江浙财团的多数巨头还没有正式发家，陈光甫还只是江苏银行的总经理，钱新之刚刚准备开办中华捷运公司，虞洽卿虽然已经开办了四明银行，但其核心的民营航运业务在华南海运公司强有力的竞争下，很不景气。

江浙财团并不是一打出手，就像林淮唐所知道的历史中那样强大。现在江浙财团的雏形都还没有形成，无论买办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都还非常有限，所以林淮唐也有信心社会党出售的建设公债，绝对不会沦为票号商人们的投机玩具。

只要公债收入能够完全用于搞工业建设，而不是拿来给少数人发工资，或者用于打内战的军费开支，那就绝对是划得来的。

即便是民国时陇海铁路那样不算公平的公债建设，从结果来看也是很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我们发行一千二百万银元价格的折实公债，既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现在的经济景气，也可以避免仅靠银行发钞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就这样做，我绝对赞成黄少通的意见，我会给中央执委会立刻复电说明情况，陈嘉庚先生他们多少也愿意多认购一部分债票的，一年计划的财政问题，现在看来我们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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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初夜权

厦门在辛亥革命结束以后，地方政权已经完全由社会党控制，经过半年时间以后，当林淮唐重新回到这座沧海之上的鹭岛时，城市里的气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自从黄花岗起义以来，社会党主要的工作都是围绕乡村展开，种种社会改革的主要措施，也是以调整土地关系为主。但自武昌首义以来，社会党又陆续接管了汕头、泉州、厦门、上海、常州、扬州、徐州、烟台等一系列城市，考虑到城市人口集中，阶级构成复杂，经济形式比起乡村也更为多样化，所以城市经济工作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律。

“如何管理城市，今后如何开展好城市的经济工作，这对长期以农村问题为工作重心的社会党来说，也将是一项新的挑战。”

黄少通对林淮唐的问题不以为然：“我们城市工作的经验很丰富，厦门现在也被管理的井井有条，书记长大可以好好巡视一番。”

蔡绮洪拉住黄少通，咳了一声道：“过程中间的失误也还是很多，卓知不要说大话。”

林淮唐也明白像黄少通这样的技术官僚，总会有眼高于顶的过分自信：“华南地区的城市管理工作是比较好，但社会党的任务不是去维持前清的旧社会，而是要推动城市的工业化，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在北伐军带走大批党员以后，华南后方大本营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均相继出现了不少混乱状况。

蔡绮洪向中执委书记局做过一番详细的汇报，如在泉州，就发生了工会纠察队任意假借没收八旗资产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罪不至此的工厂和商店。

“泉州，还有赣南和湘东南我们新控制的几个县，都有税收过重且非常混乱的情况。”蔡绮洪直言道，“光复赣南时，部队民兵民夫与后方机关乱抓物资、乱搬机器，就导致很多机器设备受到了严重破坏。”

蔡绮洪此时没有说出口，但是之前在向书记局上交的调查报告里，还提到另外一桩更为严峻的事态：那就是腐败问题。

社会党控制了一系列城市，其中甚至包括了上海这样的大都会，自然导致领导机关都往大城市搬迁，许多干部也都想方设法调动去城市工作，很多干部乱抓乱买东西，贪污腐化的情况同样不可避免，还严重放松了农村工作，引起基层农会群众的极大不满。

林淮唐辛辣批评道：“黄老总啊，我听说咱们兴闽银行打物价战的时候，不乏有城市干部利用当时物价的激烈变化，靠着内幕消息提前套利。”

黄少通的眼神顿时闪烁起来，整个人都好像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他连忙为自己辩护道：“先生，这不是我负责的工作内容！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之后我一定向监察委会员多了解一下情况！”

“这不是在批评你，卓知同志。”林淮唐幽幽道，“整风运动，势在必行。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错，而是我们党必定要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咱们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稳住阵脚，把好这方舵。否则社会党与袁世凯那些旧官僚又有什么区别？自己就能搞垮自己，堡垒内部若被虫子蛀坏了，袁世凯几颗银弹打进来，社会党就要土崩瓦解，就要亡党，中国的革命事业又不知道将延后多久！”

不仅是干部如此，工会纠察队和农会自卫军的不少普通民兵，在光复城市时，也经常出现鼓动城市贫民去搬取物资的情况。一开始还是鼓动贫民去搬衙门里的官产，后来就发展到抢劫私人财物，还有的人趁机发泄私愤，搞私刑，更有甚者纯为发泄情绪便纵火焚烧衙门官产，给社会党接管前清资产造成了很不必要的损失。

林淮唐又强调说：“我军到任何地方，都严禁以任何部队或地方党部、政权的名义，收受任何商人的所谓捐款。这一条要作为铁律提倡，谁踏雷区，最低惩罚也要开除党籍。”

林淮唐说：“过去在武昌起义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依靠广大农村，但是经过辛亥革命，我军已经占领了许多城市。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守住这些城市？有一些同志认为袁世凯力量强大，如果国会政治失败，不能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一旦南北再次开战，或者爆发二次革命，就觉得我军一定保卫不了这些城市，因此就发生失败主义的思想。

他们便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好好管理这些城市内的资产，又或者应该把城市内的资产全部拆除，搬运到农村去。我以为不然，你们怎么觉得呢？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有一年的准备时间，我们的一年计划建设方案成功，中国社会党就应该有信心守住我们的城市。去年在徐州战场的那场对决，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即便论阵地战，我们也不输给北洋军。”

蔡绮洪说：“中央同志很少有人抱这种失败主义思想，但是基层……这种想法在农村、农会里面，确实就比较多。还有一部分干部同志，是觉着社会党进了城市，就看不起农村，就要放弃农村了，所以也反对搞好城市管理工作。”

“这是农民主义、游击习气。”林淮唐反对道，“在潮梅的时候我们长期没有城市，一直感受着没有城市的痛苦，战士们子弹数量都那么有限，为什么？没有城市，我们连复装子弹的简单工艺都无法搞定。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就应当爱护城市，发挥城市的作用，使城市产生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未来的第二次革命，用来反哺和繁荣农村的经济。”

林淮唐说道：“万一国会政治失败，袁世凯妄图复辟不得人心的专制制度，到那时没有城市的支援，没有铁路的运输，是不能迅速取得最后胜利的——当然，社会党人也该有这种自信，即便没有城市和铁路，我们也能打到最后，也能胜利到最后，但这不等于我们就要白白丢弃已经获得的优势。”

其实现在社会党的情况还比后世更好一些，毕竟社会党没有经历多达十余年的游击战争，自然并没有把城市革命低潮期中产生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当做绝不能修改的策略。

农村包围城市，提倡的是重视农村，特别是重视农村的人力资源与基础物资生产能力，而不等于忽视城市，忽视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

如果反动势力在城市过于强大，那么社会党当然要做战略性撤退。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吗？恐怕并不是。至少北洋军在南方城市的力量还非常有限，而统治南方城市的封建地主（即豪绅、旧官僚）和新兴资产阶级（包括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且两派力量皆因为辛亥革命的缘故，暂时失去了对于城市政权的直接控制。

南方不少城市的政权，或直接由社会党控制，或是由社会党与国民党、光复会中的进步派联合执政，广东、福建、上海，大抵都是如此情况。

这时候再一味邯郸学步喊农村包围城市，那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看不到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可以为推动革命快速发展起到多大的帮助。

最后林淮唐还是和蔡绮洪和黄少通两人，夸赞了一下厦门现在的城市管理工作：“像厦门的情况就很好，有统一的物资分配，有计划地搜集购买与分配物资。我看在厦门工作的干部，好像也没有那种大吃大喝的坏风气，更没有擅自没收财产或者逮捕殴打任何人的混乱状况。”

蔡绮洪说：“这方面工作要感谢黄展云老先生，他很重视司法方面的工作，厦门的国民法院就是黄展云先生组织起来的。国民法院接受老百姓的控诉，极严格地惩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很好地解决了民愤问题，又不至于像纯粹依靠公审大会那样，经常导致老百姓的过激行为。”

公审大会是一项极有创见的壮举，它可以在革命战争时期极大调动一般受压迫国民的反抗情绪，但也很容易造成过激和失控的情况。

就光林淮唐了解到的情况，当时方声洞主持江北工作的时候，特别重视组织公审大会，便发生过老百姓在公审大会上情绪越来越激烈，最后居然是发展到当场将几个劣绅乱刀砍死，然后还分食其肉。

那几个劣绅死有余辜，据说里头最王八蛋的一个人是沭阳大地主顾七斤，他在苏北有良田上万亩，有担任当地团练局的团总，每当他看中某家佃农的妻女时，就会以服役为名，将其召至家中奸淫。

还有几个当场被群众咬死的和尚，是苏北宿迁极乐庵和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他们几乎个个寻花问柳，奸淫佃户妻女，使得宿迁当地有俚语“庙前庙后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

宿迁一带的佃农，如果讨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田主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往往还会被村中宿老指责，认为这损害到一村集体的利益。

这就是初夜权了。

由于苏北鲁南是古代的鲁地，儒家传统影响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于谈论涉性话题，加上初夜权本身存在着隐秘性，当事人多不愿对此加以张扬，但林淮唐是亲口从方声洞那里了解到情况，江北的初夜权情况是真实且普遍存在的。

自然，有些人说田主都是有钱的阔老板，而乡下佃户的妻女往往都是皮肤粗糙、相貌丑陋的劣女子，所以阔老板们怎么瞧得上她们？

是，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例如方声洞带第二师枪毙的淮阴孙圩孙大琨，家有田地26顷多，据调查此人每闻佃农娶妻，就会叫上团丁，挑了被子，拿着毡毯，提着尿壶，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在后面，一步三晃，三步九摇，到了佃农的家里，只说：“把你姑娘带来睡睡看，好才要，不好两便。”

但还有的呢？

还是江北，不过这回不是方声洞枪毙的，而是公审大会时被当地群众活活剐烂炖肉的沭阳程廉泉。此人有一个口头禅叫做“尝新”，他家中的女雇工差不多都受过他的蹂躏。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于满脸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她，就是纯粹为着那种欺凌女性的精神快感，纯粹为着那种可以支配他人命运的权力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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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国民法院

这些人被凌迟，被分尸，被活活咬死，甚至被下到大锅里炖成烂肉吃掉，林淮唐都以为是死有余辜，纯属活该。

但社会党并不提倡这种血亲复仇。

最亲的亲人被人侮辱、被人杀害，不复仇，还算人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亲仇人不共戴天，快意恩仇，这是中国传统精神中人性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从先秦就立法禁止私人复仇，但现实往往是，一旦涉及血亲复仇，尤其是彰显基本道德伦理的为父母、夫君、君主复仇，则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既往不咎、以赏代罚。

但是，仅仅快意恩仇是不够的。

公审大会是用来追求正义的，而不是用来发泄复仇的怒火，有的时候正义与复仇可以划上等号，但并不代表这两者可以永远都被划上等号。

社会党统治区内，不少地方的公审大会，据林淮唐所知都已经发生过了类似江北的那种情况，凌迟、分尸、活剐、食人……等等，在各地都出现过。

这些被公审的罪犯，死有余辜，可社会党绝不鼓励公审大会沦为老百姓发泄情绪的工具。

公审大会为的是什么？除了发扬正义以外，也为的让老百姓信任社会党的治理。

既然信任，老百姓就应该允许社会党来制裁这些罪犯。

所以国民法院，应运而生了。

在林淮唐以“文抄公”笔名摘录的两套书《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里，他都着重考辨过一个问题，就是明末时李自成到底有没有把福王做成“福禄宴”吃掉。

林淮唐更愿意相信的答案是——没有。

李自成杀掉了福王，但也只是杀掉而已，干净利落的一刀罢了，并没有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发明出来的各种酷刑，也没有曾国藩、李鸿章杀害被俘的太平军领袖时，那些花样百出的刑罚。

为什么？

是李自成不仇恨福王，还是闯军那些流民饿殍出身的战士们，不仇恨福王？

并不是的，而是因为李自成们希望建设的新社会，是一个由理性和正义统治的社会，而不是用恐怖来统治的社会。

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全世界最早在行政中落实废死政策的政权，是哪一个？

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答案会是苏联。

当然，列宁在残酷的红白内战中，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很快就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废死政策。

但这至少也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共产主义者到这世界上来，不是为了让地上动刀兵，而是为了一个更美好、更理想的世界。

恐怖是手段，不是目的，本末倒置，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向波尔布特堕落的危险，这也是林淮唐为什么常常讲社会党人需要警惕张献忠的缘故。

大杀一场，自然痛快，但这之后呢？法律总是要建设的，法院也是需要的，革命者和张献忠有同样的起点，但绝不能停留在张献忠大杀一场泄愤的阶段，更不能堕落到最后张献忠那样不分良莠去毁灭自我的终点。

当然，即便是从更加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林淮唐也反对老百姓对土豪劣绅们实行私刑。

因为那样很难建立起社会党法律的权威性，而且对老百姓们来说，实行一些如食人的发泄性私刑，也会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由政府来代为执行死刑，本来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们自己的健康。

废死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建立更加正规的国民法院，确实很有必要，公审大会更多还是作为一种战时政策来运用，更为合理。

这一点，黄展云在厦门确实做得很好。

国民法院依旧审理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劣绅，但整个程序都完全由社会党来控制，不至于再发生百姓一拥而上搞私刑的失控情况。

这到底属于一种进步，意味着社会党的政权建设，更加成熟一层。

厦门的城市管理工作，算是社会党现阶段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林淮唐也认为很有推广其经验的必要。

这一点，就首先体现在厦门的城市工作，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着工人阶级，而后才是注意团结进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