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75节

林淮唐捏着鼻子接见了几名英国籍的洋行大班和中国籍贯的买办，他对这些浑身上下都散发铜臭味的商人很没有好感，如果不是目前社会党不利的外部形势所迫，林淮唐绝不会选择与这些人合作。

即便是以他的忍耐力，同样也有无法忍耐的事情。

这样比较下来，林淮唐甚至更愿意与国大里的那群代表坐在一起开会。

开会的时刻很快也要到了，华东国大也好、徐州地方国大也好，既然是采取了无条件、无门槛的自由召集、普遍选举，这样很有利于让掌握基层农会和工会的社会党，推举自己人上来，但也同样无可避免一部分在地方上较有清名的士绅混进国民大会里面去。

主持徐州国大工作的是吴玉章，但既然现在林淮唐在这里，国大代表们自然希望这位名气不下于孙中山的革命伟人，能够莅临会场，至少也要旁听会议吧。

由于国大还没有正式召开，行政权力都被掌握在临时设立的筹备委员会手中。但是为着彰显社会党主张的民主原则，所以即便是徐州地方国大，社会党的管理者、治理者们，一样还是会经常性地同一部分已经当选的地方国大代表开会讨论行政事务。

国大会场没有摆放象征民国的五色旗，只有一面黑赤旗和一面铁血十八星旗交叉挂在墙壁上。吴玉章先站起来向国大代表们做了徐州地方今后一年的财政预算情况，这种公开且具有一定民主性质的预算表决，是庚子新政时立宪派们希望达成的终极目标，但袁世凯掌握的中央政权现在完全不发表任何财政预算出来，反倒是对士绅大加蔑视的社会党，今天却这样把预算公开了出来。

林淮唐相信公开政治绝对是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只有倚靠公开政治才能真正发动群众、倚靠群众，打倒少数军阀和寡头进行的密室政治，社会党的财政预算计划毫无隐瞒必要，这就是社会党人的作风。

吴玉章拿起预算表，说道：“民国元年，徐州将力行禁烟、禁赌政策，但考虑到相当部分国民以此两业维生，政府计划首先执行严格的专卖政策，逐步缩小烟赌行业的从业者以后，在两年到三年内将其完全禁绝。”

国大代表中不乏农会和工会推出的、真正能够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代表，但在商会、学会推出的人选中，则同样不乏一些身家丰厚的士绅人物。

有些士绅自己也经营着赌场和大烟馆，他们口头上当然会表示支持社会党禁烟禁赌的政策，但心里无非是觉得这和前清时所谓禁烟是一回事，其实就是以禁烟名义实行政府专卖嘛，是要收烟利于政府之手。

但过去的经验已经切实证明了一件事，即便政府采取禁烟专卖政策，但只要政府还要赚钱，就必须依赖本地绅商的销售渠道，大家无非是匀一点利润给政府罢了，大头还是在诸位同仁自己手上。

林淮唐扫着台下那一班老名士们的神情，心中冷笑起来，国大的体制要比北京正在召集的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好得多，起码农会和工会还可以推出自己的代表来，但即便如此，以中国目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的代议制，都难免让这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士绅占据要席。

士绅们自信政府不同他们合作，就不可能进行统治，所以才这样有恃无恐，对于吴玉章发表的禁烟禁赌宣言，一点都不放在眼中。

吴玉章接着说：“为振兴徐州实业计，社会党中央前日已经颁布了徐州地方建设的三年计划，其中第一期建设的徐州煤矿、徐州第一钢铁厂皆已开始选址建设……重工业系近代工业之源，轻工业乃近代工业之水，源已具备，水自将流淌而出。政府预计拨款二十万元，与全国绅商合股共建自来水厂、电灯厂、面粉厂等轻工业……”

他话说到一半，就有徐州商会推选出来的国大代表，举手问道：“吴主任！这合股办厂，是依前清时官督商办之法吗？”

吴玉章还没回答，林淮唐便代他说道：“合股办厂，经营皆按商法而行。若政府占股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自然由政府主导经营权。若商股占比超过一半，自然由民间绅商主导经营权。一切皆以董事会决议行事，而政府则将按照股权比例，在董事会中委派代表，享有应得之席位，民间绅商亦是如此。”

林淮唐的话说完以后，台下不少国大代表便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了起来。从前清历史来看，官督商办的产业基本就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若真如林淮唐所说，一切依照商法经营，只要他们占股超过一半，就能掌握企业主导权，又有政府撑腰，还有社会党直接控制的煤钢复合体做后盾，何乐而不为？简直是不可能蚀本的买卖啊。

又有人问道：“吴主任所言将向全国招商，这又是何意？难道是看不起我们徐州商人吗？”

吴玉章答道：“自然优先在本地招商。”

林淮唐默默地摇了摇头，党中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招商引资合办轻工业的决议。他自己并不完全赞成林时爽提出的这个办法，但同样要服从党中央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否则书记长带头自行其是，党的组织纪律还有什么意义。

招商引资来办轻工业，可以解决社会党现在财政上经费捉襟见肘的问题，也能加速扩大无产阶级队伍的规模，但同样，也将大大加强一批资产阶级的力量。

更让林淮唐担忧的，自然是这无形中会使资产阶级向社会党内做渗透。这就只能依靠政治保卫局与整风运动来维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了，效率与纯洁两者现在尚不能兼顾，林淮唐暂时只能选择潜伏爪牙，在尽快发展进步革命力量的同时，做好对于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的预防准备。

林淮唐比任何时刻，都更期待起了开战时刻的来临。

第三十三章 两大建设

徐州的两个项目——徐钢和徐煤——都是现在社会党的一号项目，无论是投资资金规模，还是所涉及到技术人员力量，均已达到社会党现有能力范围内的极限。

所以林淮唐才有必要到徐州来亲自坐镇，煤钢复合体被他视为社会党目前建设阶段的重中之重，容不得任何失败。而且如此级别项目，涉及到方方面面资源的调动，也只有林淮唐来亲自操作，才能保证物资和人员的畅通顺达。

他自己缺乏过硬的技术背景，多少存有一些内行领导外行的因素存在。但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又实在欠缺技术背景过硬的人物，林淮唐英文、日语都很不错，德语虽然差些，但靠着超强的记忆力，硬啃也能啃下不少材料，比起其他执委来说，也确实更适合这份工作。

民国元年的整个四月，林淮唐都穿梭在徐州和蚌埠之间，来来往往，忙得不可开交。铁路局专门为林淮唐安排了一列改装过的车厢，让他能够在火车旅途中间也继续办公，林超人夸张的精力，也给铁路工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徐州的两个大项目，蚌埠的修械所……林林种种，花费都非常巨大。林淮唐还打算在徐州再建一所培养初级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无论是老师的工资，还是校舍建筑的花费，在财政上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虽然徐煤是在贾汪煤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徐钢的建设就差不多都是从零开始了。前清留下的利国驿铁矿，实在差强人意，机械设备也好、技术人员也好，都没有多少亮眼地方，几乎全要靠社会党自己花钱来做补强。

而且还有发电的问题……

熊克武通过他的私人关系，从美国搞来了两台技术水平很不错的电高炉。但如果不能解决电力问题，那不要说这些崭新的高炉没法使用，徐州整个工业基地的建设都只是沙滩上建起的城堡而已。

民国元年中国绝大部分工厂还在使用煤油灯，或者直接点应该叫做洋油灯。因为煤油还是舶来品，这么简单的东西，此时也要依靠从外国进口。只有大商家才用得起汽灯，一种要打汽加压的煤油灯，亮如白昼，在集会和演出时才舍得用。

煤油灯虽然比普通灯盏好用，可依旧是像萤火虫那样，飘忽飘忽，难以作为工业生产中所需要的稳定光源。

虽然说电厂所需的煤炭，可以由徐煤来供应，发电用水对于有大运河和许多湖泊的徐州来说，也很好解决，电灯厂这样资金周转快的厂子，也可以招商引资来办。但办发电厂需要的各种设备，锅炉、发电机组、热水器、凝汽机……然后还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这笔钱照样得社会党自己想办法筹出来。

中国的电力基础设施水平极为落后，就拿林淮唐比较熟悉的福建情况来说，在他记忆里福建到抗战前的时候，全省发电机组的装机量也就只有一百五十千瓦而已。说实在的，一个省才就这么点儿数，够干嘛？

徐州的发电厂准备从美国进口两台发电机组，分别是二十千瓦和三十二千瓦的，花费大概五万银元。这么一点装机量，就已经赶上福建全省到抗战以前整个装机量的三分之一了，也让林淮唐颇怀疑起来，从辛亥革命到抗战，中间二十多年时间，民国的建设到底都在搞些什么？

另外一台五吨的锅炉和一台一百五十千瓦的汽轮发电机，也在社会党采购清单之列。

总之现在林淮唐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各个工厂需要进口的机械设备，这给社会党的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花费甚至比解决复员安置问题更大。

现在社会党的财政收入，除了辛亥革命时期依靠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没收的一大笔八旗贵族和前清旧官僚的财产外，主要就只能靠根据地的正常税收收入以及兴闽银行的铸币税了。

去年辛亥革命的时候，社会党还能靠陈嘉庚的关系弄到不少海外华侨的捐款。然而现在民国已经告成，海外华侨对于向社会党捐款的意愿急剧下滑，他们更愿意拿钱回国投资实业，或者把钱捐给袁世凯的中央政府。

几大根据地中，潮梅、闽南、胶东、常州和上海都是比较富庶的，为社会党提供的税收收入也相当丰厚。但是更多根据地，如闽西山区、苏北、皖北、豫东和鲁中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即使以民国的标准来看，也相对是很贫瘠。

社会党又在已经控制政权的所有根据地内，都正在实行着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然而无论是推进扫盲运动，开办工人和农民的子弟学校，建设各种类型的工农初级合作社，还是借着复员潮的东风搞国营农场与工厂建设，每一项都需要大量资金。

除此以外为了防止北洋军的突然袭击，社会党又需要维持住军队的正常训练，即便在复员潮以后，社会党依旧还在事实上维持着五万人左右的常备军，这对财政来说又是一项极为巨大的负担。

林淮唐已经设法改编了大量工程兵部队，也把这一部分军队投入到了地方建设的大浪潮里，然而依旧杯水车薪。

钱、钱、钱……林淮唐也比任何时刻，都渴望社会党能够立刻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飞来横财。

他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凭着过去的记忆，去美国搞搞股票投资、买买油田，或者尽快去搞出丝袜来挣钱。然而林淮唐在工业技术方面的知识，全靠本世界读书啃材料的学习，并没有什么预见性的先见之明，他甚至没办法弄出什么销路巨大的化工品或特效药来，想靠这种捷径解决革命经费的问题，也只能说是在做梦了。

“该去厦门一趟了……”

要解决财政问题，短期内还是只能依靠兴闽银行。社会党搞土地革命，却要先靠金融手段筹钱，这是让林淮唐觉得很无奈又尴尬的一件事情，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如果真的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话，林淮唐就必须承认这一现实。

兴闽银行和一般的商业银行不同，也和目前中央政府的银行不同。它最大的优势无疑是在此前物价战的过程里，通过跟单押汇的手段，使得兴闽票从单纯的近代信用货币变成了具备现代性的纸币。

信用货币的发行是建立在准备金之上，现代纸币的发行则更复杂一些，像美元是建立在石油基准之上，兴闽票则是建立在福建、广东两省的对外出口贸易上。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进一步扩大对外出口，那兴闽银行还可以发行更多纸币钞票，发行规模要比单纯的信用货币更大很多。

通过金融手段筹钱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即便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光是这样轻松愉快来钱快的方式给人造成的惰性和依赖性，就非常可怕。

林淮唐也希望在社会党的根据地内建立起扎实的基本工业基础来，或者最起码依靠初级合作社的改革复苏农村的经济活力，然而时间这样紧张，社会党现阶段又没办法把根据地内的所有地主阶级全部从肉体上消灭，那就只能选择先用金融手段筹集改革的先期投入资金了。

林淮唐到蚌埠以后不久，就做好了前往厦门的准备，除了要谈谈兴闽银行扩大发行的问题以外，郑祖荫和廖仲恺也早就想和林淮唐深入谈谈双方合作的未来了。

第三十四章 国民党成立

从蚌埠到厦门，先要坐津浦线的火车到浦口，然后从南京坐沪宁线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前往厦门。每到这种时候，林淮唐也有些羡慕起来了常凯申的飞机座驾，虽然统帅每天坐飞机到前线去关心连级的机枪阵地是不务正业，但在谈工作特别是商务性质工作的时候，能有飞机就真的非常方便了。

航空工业现在全世界都才刚刚起步，可以说各国都处在相似的起点上。这比起其他行业，对中国来说想要实现赶超式发展也就更加容易一些。

社会党在上海和汕头分别开办了一个航空学习班，但是现阶段所有老师和学生都还是海外华侨，使用的飞机教具，也是上海和汕头分别各有一架华侨捐赠的教练飞机而已，基本上功能仅限于做一些华而不实的飞行表演。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社会党的摊子铺的这么大，林淮唐要考虑的建设项目实在太多，与煤钢复合体比起来，与发电厂比起来，甚至是与江北的农场比起来，飞行队、航空工业这些项目，都必须再往后稍一稍了。

林淮唐又花了几天的时间处理好徐州和蚌埠的琐事，他向吴玉章、陶骏保等人嘱咐好煤钢复合体相关工作的重要性以后，便很快收拾行囊启程。

反正林淮唐的行李，一贯如此简单，全部衣物装在一只行李箱中，然后左手提行李箱，右手拿一支黑色雨伞，便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他在浦口和南京都没有多做停留，同盟会的地盘现在对社会党的舆论并不多好。听说宋教仁也在跟着赵秉钧抨击徐州国大，同盟会中那几位醉心国会政治的议会迷们倾巢而出，正配合着袁世凯和赵秉钧大肆攻击徐州人如何如何不顾大局，说什么暴民政治糜烂徐州实业云云。

对同盟会干的这些糟心事，林淮唐一开始还会很介意，现在则早就调整好了心态，多看你一眼那都算我输。

他要忙的事情非常多，即便以超人的精力也支撑不住，哪还有工夫去理宋教仁？

据说赵秉钧正准备加入同盟会改组以后的国民党，那么林淮唐就预祝遁初先生的政党内阁事业越办越兴旺吧。

浦口火车站外有社会党的党员接送，年轻人见到林淮唐显得异常兴奋，满脸涨红，迟迟说不出话来。

“小同志，南京这边最近还有发生兵变吗？”

其实林淮唐的年纪也没有多大，至多比面前这位青年党员大个两三岁而已。但他说出小同志的称呼，又确实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

“啊！书记长……最近南京的兵变确实是少了很多！但偶尔还发生过一些闹事索饷的事情。”

“嗯，这样啊。”

在南京周围聚集了南方各省派出的援军十多万人，本来孙中山和黄兴只要信任这支武装，哪怕这十多万北伐军队战斗力再怎么糟糕，要打败袁世凯当时至多不到两三万人的机动兵力，也是绰绰有余的。

即便考虑到巨大的财政压力，但是难道北京方面就没有财政压力吗？

南京困难，彼时北京更困难。

袁世凯为了解决北洋军军费的问题，已经到了制造兵变，吓唬满清宗室亲贵变卖家产出钱的地步了。而列强们，在中国南北内战决出胜负以前，绝不会向不能做出偿还保证的袁世凯提供巨额借款。

当时一鼓作气，南京临时政府完全有可能真正实现武力推翻清朝的目标。

然而孙黄计不出此，林淮唐独木难支，社会党也只能选择接受南北议和的现实。

议和以后，袁世凯独掌中央政权，也便有了做出偿还保证的能力，虽然现在列强还没有向袁世凯提供借款，但政治保卫局的京津分站，已经从许多渠道得到了袁世凯正在同银行团进行善后大借款谈判的消息。

黄兴只能吞下一切苦果，想尽办法裁撤这支本来足够打败清政府、压制袁世凯的革命武力。

而那些忠勇爱国的革命军人们，在粮饷完全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还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选择了闹事索饷，以晚清标准而言，这种纪律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即便是社会党人，也绝不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任何挑剔。

毕竟现在是政府对不起革命军人，别说光复饷和遣散费了，连路费都没有，黄兴居然还要号召普通官兵继续出钱，搞爱国捐来帮助留守府裁军。

在林淮唐看来，南京周围这十几万革命军队没有扬了留守府，已经是做出了极大的克制。

“社会党为这些被遣散的军人做了很多工作。”林淮唐默然，“他们大部分都是同盟会系统的军队，对我们不那么信任，看来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南京，选择了接受遣散。”

来迎接林淮唐的几名青年党员，还有江阴驻军派来的警卫们，都互相看了看：“书记长，现在南京的国民党骂我们很厉害。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咱们才是正确的，书记长，听说是有些咱们安置的复员官兵写信回来，都说待遇不差，所以现在南京当兵的人里面，对社会党风评一天好过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