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44节

陈独秀摇摇头：“军事本非我所长，听过烈武这番论述以后，我倒觉得先锋队在其他方面更需要我——比如说宣传，比如说教育，比如说理论之构建……”

“仲甫，我怎么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陈独秀一手拾起军帽，侧过头看着柏文蔚，夜间寒风刮起了他的大衣。

“请代我向北伐军总司令部或是先锋队执委会申请看看，烈武，我想到宣传、教育或是其他与革命理论相关的岗位上去工作。”

柏文蔚有些困惑，但他看着陈独秀眼里的火光，便明白老友决心坚定，不必再多说什么。

“可以，但你要告诉我，仲甫，你想做什么？”

“我？”陈独秀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你呀，当我们都望见革命的惊涛骇浪即将到达时，难道你能克制得住冲进风暴中心的想法吗？”

他眼里透着很坚定的光彩：“中国这次革命，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政象薄之，是乃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我要参与进革命思想的构建里去，毕竟你也知道的，我哪里是做将军的材料呵。”

最后陈独秀还把他从浙江帮北伐军第一独立旅旅长陈仪带来的一封信，交到了柏文蔚的手里。

“信是教育部周科长送来的，我听他的口风，这信内容应该是规劝陈仪好好跟着先锋队走的。”

柏文蔚点着头接过信件，瞥到了上面周树人三个字的落款，但是并未放在心上。

第一百二十四章 北方的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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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间，为满足军事需要，德国军队架设了北京通往天津塘沽的电话线，同一时期，丹麦商人也开始在北京经营“电铃公司”，从事京津地区的电话业务。

1903年，清政府架设了一条通往颐和园和各兵营的电话线，这是北京最早的自办专用电话。第二年，北京第一个面向社会的电话局开业，此后，北京的电话事业陆续扩展至南苑、香山、汤山等地，并开通了上海、武汉、南京、奉天等地的长途电话。

袁世凯的官邸早早接通了电话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不需要经过庚子新政时采用近代技术修筑的那几条石渣路，就通过电话线传到了官邸。

官衙集中的东四、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王府井大街、户部大街等主要街道上，袁世凯一手建立的巡警机构还派遣了大量清道队，负责维护道路卫生及整修。

陆建章现在负责这项工作，他和赵秉钧一起手握北京城的巡警大权，赶在年节来临以前，还带人将东交民巷玉河、大明壕、北新华街等沟渠均改造为暗沟。

陆建章神色阴郁，赵秉钧还穿着那身马褂，擦着汗幽幽道：“宫保，宫保收到消息了吗？”

陆建章面无表情：“走吧，咱们一块去官邸，云台亲自来叫人的。”

云台，就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表字。果然赵秉钧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事情绝不简单，袁世凯对他这个大儿子可是信任得紧呀，远比他们这群跟着宫保许多年的老朋友受宠。

傍晚十分，靠近官邸的街道上，路灯也慢慢亮了起来。北京的电力照明首先从宫廷开始使用，西苑三海、颐和园是北京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

后来东交民巷使馆区开始使用电灯照明，1904 年，由几位华商发起，经农工商部奏准，成立“筹办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北京首家服务于一般市民的发电企业。此后，北京内外城一些主要街道和部分商户开始安装电灯，供电服务逐渐从宫廷、使馆、军政机关、商户转向民用。

斑斓的灯光照出层层阴影，又叠在了陆建章和赵秉钧两人的背影上。

他们快步进入内阁总理大臣的官邸里，远远就听到了袁世凯摔碎瓷器、咆哮怒吼的声音。

“唐绍仪是怎么办的事？我把孙文当朋友，他却把我们当猴耍，好家伙，民党是以为天下只剩他们有武力了吗？”

唐绍仪是中国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从小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算是朝廷内维新和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又是北方议和使团的首席代表。但他到上海以后，据说却非常亲近革命党的立场，几番表态都很是让北洋军人们感觉不满意。

袁世凯的声音沉着中带着怒火，咆哮里充满威严，大马金刀坐在那里，就显出凶猛威武的气魄。

大公子袁克定带着陆建章、赵秉钧两人进入官邸花厅后，他们才看到北洋团体的许多重要人物已经齐聚一堂，徐世昌、段芝贵、王士珍……等等，均在列中。

“宫保……”

“嗯。”

袁世凯的不快之色显露于表，他很不耐烦地敲击着桌面，双腿也不住抖动，没过一会儿，便又长叹了一声。

“孙文欺人太甚，南北尚在和议之中，他就在南京成立了所谓临时政府，公然以大总统自居。”袁克定在众人面前也愤愤不平道，“前几日黄兴还说什么只要清室退位，便拥戴父亲做民国的大总统，现在民党出尔反尔算什么东西！”

官邸内的众人都望着袁世凯，沉默不语，过去半晌，徐世昌才说：“慰亭，张南通还是愿意与我们合作的。”

袁世凯拍案道：“东海，立刻电令唐少川，务必再争取一个十五天的停战期限。否则北洋军在山东和河南的防线根本没有时间构筑起来，也告诉张謇，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就会在北方推动逊位之事，请他不要着急。”

他想了想，还是有点不放心。袁世凯自诩慈禧太后死掉以后，他的权谋水平就冠绝中国，可自武昌起义以来，袁世凯真有种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感觉，各种突发事件，好似总在给北洋团体添堵一样。

“密电张謇，不论议和、不论共和，我袁世凯在个人立场上都极表赞同。但要使清帝退位，必须依靠北洋军的力量，要使北洋军能返回北京促成逊位之事，南方就不该在前线那样绊住北洋！只要南方同意给出十五天的停战时间，那我们就可以和南京的临时政府做对等之谈判。”

对等之谈判，这五个字袁世凯一说出口，在场所有人都明白它的分量。

这是北洋团体的又一次让步，但大家也都相信，只要给出十五天停战期，让北洋军在军事上稍稍松一口气。

等待北洋军重新把拳头握起来，形势还是会翻转过来的。

“宫保……”

最后还是陆建章，他不知道现在说这件事合适不合适，但最终还是选择皱着眉头说：“坊间传闻宗社党有暗杀宫保的阴谋……”

“哼。”

袁世凯不屑道：“溥伟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必要担心，只有良弼和肃亲王还有那么两下子，朗斋，良弼的事情，还要交给你去做，手尾要干净。”

陆建章心有所领地回答了一声是，他现在控制着北京的步军衙门，早就摸清楚了京津同盟会的线。

正好……也可以利用京津同盟会的人，来铲除掉良弼、溥伟这群宗室亲贵，为北洋团体扫除障碍。

袁世凯又把食指按在军用地图上徐州的位置，目露凶光：“不管用什么办法，绝不能让北伐军再进一步，至少也要把他们挡在黄河以南……不，不能让他们过济南。”

徐州战役，虽然最后冯国璋和曹锟率部救出了靳云鹏的第五镇，但第五镇已经被整个打残，剩余兵力已经难以担负起全山东的防御重任。

如今山东又风起云涌，革命党在烟台登莱一带不断起事，胶东半岛几乎不为北方所有。这时候北伐军再挺进山东的话，徐州、烟台两军会师济南的话，形势便真不可收拾了。

袁世凯好像想到什么，缓缓拍手：

“不得已时，为国家计，只能出此下策来阻止南军北伐了……”

第一百二十五章 KR（上）

漫长且激烈的二十世纪里，对世界史而言1911年的重要性本来并不算特别高，但在林淮唐踏足的这方世界，伴随着几条新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11年注定将要成为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年份。

善后会议结束，临时政府成立，上海市面重归平静，黄浦江江面上聚集着的列强舰队和全副武装的陆战队，都退回了租界，即便日本人的獠牙，在合适时机出现以前，也只能暂做忍受。

市政府开始正常运转了起来，先锋队的宣传部门则在码头边迎接了一些来自国外的特殊游客

他们不是南洋或北美的归国华侨，也不是像北一辉那样来自日本的观察家，而是高眉深目的欧美游客。

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就坐在这条从美国经日本和香港远道而来的客轮上，她才刚刚二十岁，比之中国那位著名的青年革命家林淮唐还要年轻，但已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专职组织者，也是美国工人运动中比较出名的一位社会活动家。

弗林女士的手边有一份华盛顿邮报，日期在半个月前，报纸翻开后的第二页就能看到林淮唐自己绘制的那副已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侧颜简笔画，还有一连串记者团编撰出来的、讲述潮汕地区社会革命的系列报道。

“中国的革命究竟是一场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革命，还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呢？格利·弗林女士，您不会认为中国的土地上将发生一场工团主义性质或无政府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吧？”

弗林女士本准备在这一年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中的另一位活动家结婚，但关于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打乱了她已有的安排。

记者团们关于潮汕、关于先锋队、关于林淮唐的一系列报道，正在欧洲、正在美洲，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新闻热点，一个有关共产主义或至少也是带有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性质革命的故事。

伊丽莎白弗林是一位十五岁时就公开问出“社会主义将为妇女做什么”这种问题的叛逆少女，她很快就放下了有关婚姻的事情，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明尼苏达州会议上，伊丽莎白弗林首先提出了有必要关注和支援中国革命的提议。

她用最短的时间买好了从美洲前往中国的船票，在这个时代——二十世纪的第十一个年头，一位才二十岁的年轻女性，即便她是美国人，要从美洲前往动荡中的中国做报道，也属于一项极端大胆和冒险的事业。

弗林用一条亚麻色的发绳将浅棕色的长发高高扎起，她站在甲板边缘，圆润标准的鹅蛋脸高高抬起，洁白欣长的脖颈在格子领巾和白衬衣的衬托下，更显优美。

“亲爱的意大利先生，您是来自欧洲社会党的同志，想必您应该知道同盟会与国际的关系吧？”

伊丽莎白弗林口中“亲爱的意大利先生”，就正坐在她的对面。

那也是一位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观察家”，但他的面孔方正，一望便给人以一种孔武有力的感觉。

“意大利先生”讲着一口磕磕绊绊、很不流利的英语，他有一个能让林淮唐感到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即便是在瑞士多年的生活，也只能贝尼托·墨索里尼先生掌握了德语和法语而已，他英语的熟练度依旧很低。

墨索里尼慢吞吞地回答：“同盟会在1905年曾经申请过，就是现在被选举为中国大总统的孙逸仙博士，他曾经向社会党国际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先生提出过加入国际的提议。”

伊丽莎白弗林女士，脸上带着美国式叛逆女孩那种离经叛道的笑容，嘲讽道：“但你们拒绝了孙逸仙博士。”

墨索里尼故作夸张地撇了撇嘴，他自己性情激烈，比较倾向无政府主义，在意大利社会党瑞士支部活动时，也是坚决反对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内部的改良主义。

他受到法国革命理论家索雷尔很大的影响，索雷尔是工团主义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工团主义在法国国内称得上是显学，欧洲工团主义中的革命派，很显然也是较完全地支持中国革命。

“不是我们……弗林女士，是王德威尔德拒绝了孙逸仙博士。你知道，社会党国际当时并不赞成以革命武装推翻本国政府的想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公共殖民地，国际认为中国人应当首先争取实现资产阶级共和下的议会制度，而非像孙逸仙博士说得那样，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

墨索里尼从瑞士回国服兵役以后，很长时间留在老家的乡村地区活动。当时意大利北方的农村正值发生对分租佃制危机，墨索里尼便积极投身其中，支持雇工开战合作化运动，宣扬废除带有封建色彩的对分租佃制。

他还没学会中文，但从泰晤士报和字林西报的一系列报道上，已经看出先锋队在潮汕地区推行的一些社会革命政策，和墨索里尼自己在意大利北部乡村所努力的事业非常接近。

墨索里尼说：“弗林女士，林淮唐先生和孙逸仙博士不同，他似乎比孙逸仙博士更现实一些，也更熟悉工团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

伊丽莎白弗林和多数美国人一样，带有一种墨索里尼这种意大利乡巴佬都觉得“粗鲁”的气质，她很不喜欢欧洲人，对第二国际的那些议会活动家们也很没好感。

弗林不懂德语，但通过世界产联内部流传的一些资料，她已经了解到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弗林带着耿直的“美国式笑容”，说道：“我们的伯恩施坦先生和考茨基先生是如何评价中国革命的呢？看来他们确实认为这只是一场发生在远东角落里，无足轻重的暴动而已。”

墨索里尼尴尬地抓了下头发，补充道：“不，不是暴动，是叛乱。”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是社会党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国际里右派和中派的代表者。

弗林看过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最近发表的文章，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小农国家，即便爆发了革命，伯恩施坦也认为：“林淮唐这位暴得大名的年轻冒险家，他的冒险事业在实际上是企图通过一系列专横行，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他的冒险如只停留在对土地租佃制的改革上还好，否则只能成为由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赤裸裸的东方暴君专制并列而成的灾难”。

对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欧洲部分社会党人士非常关心的接管工厂问题，伯恩施坦也毫不留情地指责道：“使工人直截了当成为他们做工的工厂的主人，这种思想同样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在这方面，我们在东方所看到的的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这种工人对企业的所有制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坏的私有制。”

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右派的领袖人物，考茨基则是国际里的中派领袖。

但考茨基对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革命，观感也不是很好。

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认为中国完全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他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处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很不同的阶段。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在物质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问题仅仅是一个实力问题。但是像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国家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在中国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现在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