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 第2785节

“梁帝身为南朝社稷主，本该受国之垢，却沉迷拜佛诵经，甚至多次出家，该承担的君王职责不承担，做不到善始善终理所当然，以至于为人所趁，导致江山倾覆，连累百姓受苦。”

宇文温闻言点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朕，当引以为戒。”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两位是一唱一和，但文武百官，无论立场是崇佛还是反佛，都无法心生鄙夷：天子可是摆开堂堂之阵，对梁武帝之得失进行分析。

并不是一味地将责任推到崇佛上，而是从一个国君的“本份”切入。

一国之君，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崇佛也好，崇道也罢，只要以文武治国，不荒废政务，其实都没关系。

但是，若不务正业，成日里想着出家，大规模兴建佛寺、剃度僧尼，以至于影响国力，那就是不务正业，搞出祸事又有什么奇怪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乱世中君王都活活饿死了，寻常百姓的日子又能好到哪里去？

按照二刘以《板》、《荡》为例的解释，梁武帝不得善终、梁国百姓家破人亡，最大的原因，是梁武帝身为君王却“不务正业”。

至于佞佛，确实削弱了梁国国力，但不是直接原因。

二刘的说法倒也简单：佛教不是治国之道，也配挨骂？

为何梁国会有太清之难？

一，因为臣不忠。

都督京师诸军事的萧正德，打开建康城门引狼入室；勤王军主帅柳仲礼，坐拥数十万兵马，却在建康外围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叛军围台城，无动于衷。

又有大量梁国文武投靠侯景，是助纣为虐。

二，因为子孙不孝。

父亲、祖父被困台城，梁国皇子、皇孙们表现各异，有人想要勤王救驾，但更多的人却拥兵不动，想要渔翁得利：借叛军之手害死父亲（祖父）、太子，自己好有机会继承大统。

三，因为兄弟不悌。

国难当头，梁国宗室不思御敌，反倒兄弟阋墙，相互攻伐，视手足如寇仇。

以上三条，但凡梁国宗室、官员做好一条，纵然佞佛导致国力衰退，又能有侯景什么事？

萧正德不开建康城门，侯景叛军急切间攻不破建康，就只能流窜别处，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柳仲礼若不是作壁上观，侯景叛军又如何能够从容围困台城数月，以至于最后得手？

若梁国宗室齐心协力，果断合兵驰援建康，心中有鬼的柳仲礼面对宗室诸王，敢对建康作壁上观？

勤王兵马四面合围，侯景叛军不要说围城，就连自保都难。

臣不忠、子孙不孝、兄弟不悌，太清之难的发生，和佞不佞佛有什么直接关系？

实际上，梁武帝的“失”，在《板》、《荡》二文里就能找到“影子”。

二刘的总结，让大帐内气氛为之一变，数月来为“护教”多方奔走的萧瑀，对两位授业恩师的“仗义执言”几乎要喜极而泣。

然而就在这时，那个令他厌恶至极的身影又跳出来了。

太史丞傅奕作为史官，当然有资格在此时参与讲经论史，此刻，针对二刘的总结，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他认为，梁国君臣、宗室在太清之难的表现是臣不忠、子孙不孝、兄弟不悌，就是因为大家沉迷佛教，只顾着修来世，无所谓今世的忠、孝、悌，故而行事肆无忌惮。

萧瑀立刻出列反驳，说佛教未兴之前，自先秦以来，中原就有许多不忠的乱臣贼子，赵惠文王饿杀父亲赵主父（赵武灵王）于沙丘宫，就是子弑父，大不孝。

司马晋的八王之乱，宗室相残，此为不悌，这都是佛教大兴之前就发生过的事，可见不忠不孝不悌之辈什么时候都有，怎么能怪到佛教头上？

萧瑀认为，若按照这种逻辑，后汉时张角利用太平道起事、晋时卢循利用天师道起事，莫非就可以认为，道教罪大恶极么？

眼见着便宜小舅子果然自己往圈套里跳，宇文温不由得扬了扬眉毛，心中念叨：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折腾了数月，话题再炒下去就要糊了，所以他今天设了个圈套，让崇佛的官员不由自主往里跳。

跳进去，再想出来的话，呵呵...

宇文温如是想，看向傅奕，却听傅奕高声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傅奕不回避萧瑀对道教当年“污点”的质疑，随后话锋一转，将道家“知错就改”后的成果，大概说了一遍。

道教有炼丹术，是修仙的“必修技能”，而现在，炼丹术早已经演变为“化学之道”、“物理之道”，无数炼丹道士作为实验员，在五庄观及许多新式道观里，日以继夜进行化学、物理实验。

许多道士，在各种实验事故中致伤、致残甚至丧命，但即便如此，其他人依旧前仆后继，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探索未知领域。

不事生产的道士们，用生命和岁月为代价，摸索出了猛炸药，摸索出了“三酸”、“两碱”，摸索出了许多化学制品、机械装置、技术工艺。

发明新式电报机的袁天罡，也是道家弟子。

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可以说，道士们用硕果累累的发明、发现，向皇朝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竭尽所能为受国不祥的天下主分忧。

傅奕总结，说道教数百年前犯过错，如今已改过自新，是为亡羊补牢。

随后他反问萧瑀：那么，佛教能做什么？

僧尼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似农、工那般从事生产，不如商贾能够货殖升利，不缴纳租税，不服劳役，又不能如道教那样研究实用技术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