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 第149节
首先，史学家记述的是他所认定的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的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类人物；另有人认为除帝王将相之类而外，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其次，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标：有的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恢宏强盛，另外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世界上那个称为欧洲的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人们知道的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骚乱，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并形成一个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场运动曾多次向东挺进，并与自东向西的逆向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该运动东进至其终点—莫斯科，紧接着，一个自东向西的运动，以其奇妙的对等方式、恰似头一个运动，它把中欧各民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这个逆向的运动，也到达了它的西部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大片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经营方针；千百万人变穷了，发迹了，迁徙他乡，千百万宣讲爱世人的教义的基督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这样做呢？喏，当人们接触到那个已经消逝的时期的运动遗迹和传说的时候，总要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真的而又符合天理人情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藉以洞悉自己的一门科学。
如果史学依然坚持陈腐的观点，它就会说：那是神在奖赏或惩罚他的子民，才赐给拿破仑权力，并且指导他的意志去实现他那个神的旨意。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化被赋予神的作用，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矛盾。
然而，现代历史科学则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间万事的观点，所以它应该作出另外的解答。
现代历史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何发生？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些情人，他有这样一些大臣，他治理法国无方。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懦弱无能之辈，而且也都把法国治理得很糟糕。而这些继承人又有那样一些宠臣和那样一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还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叶，有二十来个人在巴黎聚会，开始议论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和自由的话题。因此，人们在整个法国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许多其他的人。与此同时，在法国出现了一位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屠杀了很多人，因为他是一位天才。后来他又以某种借口去杀戮非洲人。他讨伐非洲人，干得如此狡猾和长于心计，所以，他回到法国，能够命令大家都臣服于他。于是大家都慑服了。拿破仑当了皇帝以后，他又去屠杀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那儿又屠杀了许多人。当时，俄国也有个皇帝，叫亚历山大。他决心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在一八零七年，他又突然同拿破仑修好，一八一一年，他两人又反目为仇，于是，许多人又遭他们杀戮。接着，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长驱俄罗斯，攻占了莫斯科；可是随后他突然又逃离莫斯科。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的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太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一下子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这支联军立即攻打拿破仑刚刚纠集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驻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并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虽然流放他的五年前和一年以后，大家公认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不过，当时并未取消他的皇帝称号，仍尽力对他表示尊敬。嗣后路易十八即位，不过，此人一向只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告别老近卫军，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他乡。然后，精明练达的国家政要和外交家（尤其是塔列兰，他抢先他人坐上头把交椅，从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域。）在维也纳发表谈话，使得有人喜，也有人愁。突然，外交家与君主又几乎爆发争执，就在他们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互相残杀的时候，拿破仑率领一营人马又回到法国，而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为此，盟国的君主极为恼怒，于是，又跟法国人交战。天才的拿破仑被打败了，送到了圣赫勒拿岛，人们又恍然承认拿破仑确实是一个强盗。就是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钟爱的法国，在孤岛的礁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恢宏的业绩留给后世。欧洲的反动势力又重新抬头，各国的君主又重新欺压百姓。
列位诸君切莫认为这是一个讽刺——是一幅描述历史的漫画。恰恰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论述所给予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之所以荒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在回答着谁也没有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宗旨是记述人类和各民族的活动，那末，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则其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动是受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现代史不是处心积虑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刚愎自用，再不然就例举有哪些作者撰写了哪些书。
虽然，所有这一切说法很可能都是对的，人们也愿意同意这些说法，可是，那毕竟还是答非所问。假如我们承认神权，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总是借助于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本民族的话，纵然，这一切说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假如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说明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力量，因为历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此。
史学家仿佛认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和尽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饱览史籍的人，尽管满心想承认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为什么史学家们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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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前进？
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乃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对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只对每个历史事件加以阐述的时候，才算是令人满意的。可是，一旦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各种答案便顿然失去一切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位史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位却说是由第三个某某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连解释某人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彼此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仁德和天才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则说，他的权力是基于他的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们无法理解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甚至连什么是历史的本质问题都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答案。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觉察到专题传记史家对造成历史事件的力量的观点有欠公允，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的天赋的权力，而认为这种力量是各种各样不同倾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世界通史家，对描述一场战争或者征服一个民族的问题，他们不是从某一个人物的权力上寻找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似乎就不可能再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可是，世界通史家多半仍然把权力视为一种促成历史事件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待。根据他们表述的观点，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①、斯罗萨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意识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件只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发展之所以受阻也是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所致。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政权，而拿破仑的政权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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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②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到处可以见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则合力必须等于各分力的总和，世界上的通史家们从来就没有恪守这个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很直率地指出，这些事件是由亚力山大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但是通史家革飞努斯断然否定专题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外，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
这位传记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顺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是以何种方式变成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并且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们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与专题史学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实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就是所谓的文化史学家，他们遵循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智力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着前辈通史学家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学家从伴随着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声言这一特征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因为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宣扬博爱的学说所引起的罪恶的战争和执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认那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发生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①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把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就无法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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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约论》原文中用法语。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这就像在人类的活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费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来编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更便于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姑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著作很可能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这些历史学家仔细认真地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产生历史事件的原因，每当历史学需要叙述某一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这些历史学就不自觉地把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如果文化史学家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陷于自相矛盾之境地。因为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杜撰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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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夫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满有把握地说：机车移动是因为风把烟吹开了。
农夫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有人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夫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吹到后面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显然是这样的：他看出车轮转动不能作为原因，于是就把他看到的第一个迹象作为原因了。
唯一能够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不过，对这种概念，不同的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有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量，犹如那个农夫以为机车里有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犹如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量；又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智力的影响，犹如被风吹走的烟。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的人——毫不例外的所有的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把迫使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权力就是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的把柄，谁要是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由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本身表示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虽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出一步都得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的问题方面，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专题民族历史好似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可以供使用、可以供流通，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时，对任何人都无害，而且还有益，只要不发生它是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置于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会是饶有趣味的、富有教益的，也许还带有一点诗意。但是，正如由于纸币造得太容易，发行得过多，或者因为大家都要兑换黄金，于是钞票的真实价值就成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由于有人幼稚地提出问题：“拿破仑究竟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一手？”也就是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会引起疑问了。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那种人——他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来取代货币。那种硬币的确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愚弄无知的人们；但是那种只能叮当作响而没有价值的硬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供使用，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他们如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环顾左右而言他。正如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一些同意用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不知道黄金的性质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人类主要问题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供给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本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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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其一：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阐明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涵义，否则历史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
所以必须说明权力的涵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作战。我们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对这种看法是这么熟悉，以致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作战，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赋予他的，这个答案就令人十分满意了。但是我们若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断定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有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①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犹如一些历史家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势上，因为，暂且不提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势，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人都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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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固有的体力，也不在于他的道德品质，那末很明显，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的理解就是如此，法学这个历史的货币兑换处，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赞同的言语或以默许把意志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里，在论述国家和政权应该妥善地建设（假如可以妥善地建设）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说明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化学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种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问题，它根本解答不了。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末，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拘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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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拿破仑三世曾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了。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与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视为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径。
二、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种种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恪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不确定、不为人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承认许多政权的兴亡，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因为统治者或多或少满足了群众意志，由一些人转给另一些人的不为人知的条件。
这就是史学家对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解释。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者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幼稚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视为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势力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而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正统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内阁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政权，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姑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样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在王位上太平无事，得到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得到报应呢？为什么刚好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说明民众的意志这样迅速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只得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无能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非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权力的摧毁。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偏离了历史理论。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便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与两片叶子毫无相似之处，他就认为这些植物偏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条件。他们说历史人物具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履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这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掌握在历史人物手中，而掌握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末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这么说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体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假哲学家兼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这类史学家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一面研究那些为自己留下为数最多纪念文物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种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载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①、博马舍②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的细节中和他同库尔布斯基③的通信中有所反映吗？
十字军东征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④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隐士彼得⑤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不可理解的。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次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理解。教皇们、国王们和骑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未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⑥的历史显然不能包涵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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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大百科全书》主编。
②博马舍（1712～1799），法国喜剧作家。
③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是伊凡四世手下的主要贵族之一。他逃亡立陶宛，从那里写信给伊凡，责备他的残酷、虚伪和专断。伊凡回信：“根据上帝的法则”为他自己辩护。
④哥弗雷是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领袖。
⑤彼得是一名法国修道士，禁欲主义者，据传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他鼓动起来的。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骚乱，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并形成一个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场运动曾多次向东挺进，并与自东向西的逆向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该运动东进至其终点—莫斯科，紧接着，一个自东向西的运动，以其奇妙的对等方式、恰似头一个运动，它把中欧各民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这个逆向的运动，也到达了它的西部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大片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经营方针；千百万人变穷了，发迹了，迁徙他乡，千百万宣讲爱世人的教义的基督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这样做呢？喏，当人们接触到那个已经消逝的时期的运动遗迹和传说的时候，总要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真的而又符合天理人情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藉以洞悉自己的一门科学。
如果史学依然坚持陈腐的观点，它就会说：那是神在奖赏或惩罚他的子民，才赐给拿破仑权力，并且指导他的意志去实现他那个神的旨意。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化被赋予神的作用，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矛盾。
然而，现代历史科学则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间万事的观点，所以它应该作出另外的解答。
现代历史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何发生？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些情人，他有这样一些大臣，他治理法国无方。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懦弱无能之辈，而且也都把法国治理得很糟糕。而这些继承人又有那样一些宠臣和那样一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还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叶，有二十来个人在巴黎聚会，开始议论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和自由的话题。因此，人们在整个法国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许多其他的人。与此同时，在法国出现了一位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屠杀了很多人，因为他是一位天才。后来他又以某种借口去杀戮非洲人。他讨伐非洲人，干得如此狡猾和长于心计，所以，他回到法国，能够命令大家都臣服于他。于是大家都慑服了。拿破仑当了皇帝以后，他又去屠杀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那儿又屠杀了许多人。当时，俄国也有个皇帝，叫亚历山大。他决心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在一八零七年，他又突然同拿破仑修好，一八一一年，他两人又反目为仇，于是，许多人又遭他们杀戮。接着，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长驱俄罗斯，攻占了莫斯科；可是随后他突然又逃离莫斯科。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的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太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一下子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这支联军立即攻打拿破仑刚刚纠集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驻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并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虽然流放他的五年前和一年以后，大家公认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不过，当时并未取消他的皇帝称号，仍尽力对他表示尊敬。嗣后路易十八即位，不过，此人一向只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告别老近卫军，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他乡。然后，精明练达的国家政要和外交家（尤其是塔列兰，他抢先他人坐上头把交椅，从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域。）在维也纳发表谈话，使得有人喜，也有人愁。突然，外交家与君主又几乎爆发争执，就在他们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互相残杀的时候，拿破仑率领一营人马又回到法国，而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为此，盟国的君主极为恼怒，于是，又跟法国人交战。天才的拿破仑被打败了，送到了圣赫勒拿岛，人们又恍然承认拿破仑确实是一个强盗。就是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钟爱的法国，在孤岛的礁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恢宏的业绩留给后世。欧洲的反动势力又重新抬头，各国的君主又重新欺压百姓。
列位诸君切莫认为这是一个讽刺——是一幅描述历史的漫画。恰恰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论述所给予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之所以荒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在回答着谁也没有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宗旨是记述人类和各民族的活动，那末，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则其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动是受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现代史不是处心积虑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刚愎自用，再不然就例举有哪些作者撰写了哪些书。
虽然，所有这一切说法很可能都是对的，人们也愿意同意这些说法，可是，那毕竟还是答非所问。假如我们承认神权，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总是借助于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本民族的话，纵然，这一切说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假如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说明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力量，因为历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此。
史学家仿佛认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和尽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饱览史籍的人，尽管满心想承认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为什么史学家们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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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前进？
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乃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对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只对每个历史事件加以阐述的时候，才算是令人满意的。可是，一旦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各种答案便顿然失去一切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位史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位却说是由第三个某某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连解释某人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彼此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仁德和天才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则说，他的权力是基于他的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们无法理解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甚至连什么是历史的本质问题都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答案。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觉察到专题传记史家对造成历史事件的力量的观点有欠公允，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的天赋的权力，而认为这种力量是各种各样不同倾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世界通史家，对描述一场战争或者征服一个民族的问题，他们不是从某一个人物的权力上寻找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似乎就不可能再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可是，世界通史家多半仍然把权力视为一种促成历史事件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待。根据他们表述的观点，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①、斯罗萨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意识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件只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发展之所以受阻也是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所致。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政权，而拿破仑的政权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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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②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到处可以见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则合力必须等于各分力的总和，世界上的通史家们从来就没有恪守这个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很直率地指出，这些事件是由亚力山大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但是通史家革飞努斯断然否定专题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外，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
这位传记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顺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是以何种方式变成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并且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们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与专题史学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实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就是所谓的文化史学家，他们遵循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智力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着前辈通史学家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学家从伴随着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声言这一特征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因为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宣扬博爱的学说所引起的罪恶的战争和执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认那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发生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①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把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就无法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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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约论》原文中用法语。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这就像在人类的活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费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来编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更便于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姑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著作很可能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这些历史学家仔细认真地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产生历史事件的原因，每当历史学需要叙述某一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这些历史学就不自觉地把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如果文化史学家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陷于自相矛盾之境地。因为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杜撰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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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夫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满有把握地说：机车移动是因为风把烟吹开了。
农夫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有人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夫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吹到后面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显然是这样的：他看出车轮转动不能作为原因，于是就把他看到的第一个迹象作为原因了。
唯一能够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不过，对这种概念，不同的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有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量，犹如那个农夫以为机车里有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犹如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量；又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智力的影响，犹如被风吹走的烟。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的人——毫不例外的所有的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把迫使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权力就是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的把柄，谁要是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由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本身表示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虽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出一步都得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的问题方面，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专题民族历史好似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可以供使用、可以供流通，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时，对任何人都无害，而且还有益，只要不发生它是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置于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会是饶有趣味的、富有教益的，也许还带有一点诗意。但是，正如由于纸币造得太容易，发行得过多，或者因为大家都要兑换黄金，于是钞票的真实价值就成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由于有人幼稚地提出问题：“拿破仑究竟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一手？”也就是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会引起疑问了。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那种人——他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来取代货币。那种硬币的确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愚弄无知的人们；但是那种只能叮当作响而没有价值的硬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供使用，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他们如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环顾左右而言他。正如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一些同意用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不知道黄金的性质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人类主要问题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供给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本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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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其一：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阐明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涵义，否则历史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
所以必须说明权力的涵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作战。我们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对这种看法是这么熟悉，以致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作战，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赋予他的，这个答案就令人十分满意了。但是我们若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断定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有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①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犹如一些历史家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势上，因为，暂且不提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势，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人都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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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固有的体力，也不在于他的道德品质，那末很明显，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的理解就是如此，法学这个历史的货币兑换处，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赞同的言语或以默许把意志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里，在论述国家和政权应该妥善地建设（假如可以妥善地建设）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说明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化学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种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问题，它根本解答不了。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末，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拘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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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拿破仑三世曾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了。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与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视为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径。
二、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种种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恪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不确定、不为人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承认许多政权的兴亡，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因为统治者或多或少满足了群众意志，由一些人转给另一些人的不为人知的条件。
这就是史学家对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解释。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者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幼稚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视为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势力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而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正统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内阁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政权，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姑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样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在王位上太平无事，得到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得到报应呢？为什么刚好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说明民众的意志这样迅速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只得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无能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非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权力的摧毁。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偏离了历史理论。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便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与两片叶子毫无相似之处，他就认为这些植物偏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条件。他们说历史人物具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履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这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掌握在历史人物手中，而掌握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末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这么说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体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假哲学家兼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这类史学家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一面研究那些为自己留下为数最多纪念文物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种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载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①、博马舍②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的细节中和他同库尔布斯基③的通信中有所反映吗？
十字军东征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④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隐士彼得⑤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不可理解的。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次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理解。教皇们、国王们和骑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未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⑥的历史显然不能包涵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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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大百科全书》主编。
②博马舍（1712～1799），法国喜剧作家。
③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是伊凡四世手下的主要贵族之一。他逃亡立陶宛，从那里写信给伊凡，责备他的残酷、虚伪和专断。伊凡回信：“根据上帝的法则”为他自己辩护。
④哥弗雷是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领袖。
⑤彼得是一名法国修道士，禁欲主义者，据传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他鼓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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