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第97节
恐——恐吓。抓住上司的弱点，借机点到，加上捧字，互相为用。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有的“十年媳妇庸成婆”，碌而庸、庸而福者不在少数，更见此道之通达也。
“庸道”之下乘，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南郭先生”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庸“门，采取“三不主义”：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规中纪，唯唯诺诺，“庸”中求存，明哲保身。所幸者逐渐就会转变同事的看法，博得上司好评，说他们终于“成熟了”。这些在宦海中埋没和自残的庸官们难免活得有些窝囊，却也“庸”得安逸、“庸”得滋润，最后还能“庸”成正果，终身待遇远非庶民可及，封妻荫子不在话下。多少知识化专业化化上去的干部后来也明白了，“庸”中也有黄金屋、“庸”中也有颜如玉。
如此“庸道”得以奉行官场，固然有其体制性弊端的依存，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现象存在，既涉及官员的价值取向，又涉及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是“官念”上的畸形、是信念的退化、是官德的缺失，其危害就远远大于那些浮在表层的庸官。它不仅使庸才得以保全、使人才变成庸才、使庸官得以升迁，更造成干部任用和组织人事管理上机制性障碍，损坏其选贤任能的功能、削弱领导机关的生气和创造力，乃至形成庸政。这种观念形态的病变比体制性的缺损更难根治，光革职几个庸官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体制改革和思想“保先”双管齐下方能凑效。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社会的现实是：人们总是惩罚那些对他好的人。被肇事车撞伤的人，居然反咬那些救他送他到医院的人；公交车上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到了警察那里，被偷的事主却往往不愿意作证；希望工程一对一的捐助者，常常被没完没了、甚至没有道理的索要缠个半死；在家里，一家有几个儿女的，长大以后，真正对老人好的却往往落不下个好，“养命儿子不孝顺”是句古语，也是真理，老人埋怨最多的恰是那个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儿子或者女儿。
说起来，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碰到的都是善者，净是帮助。但是说起来也怪，在现实中，我们自己的行为意向却并不鼓励那些对自己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次两次可能还会道声谢谢，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认为那是应该的；如果有一天人家对你不那么好了，你甚至可能为此勃然大怒，好象别人欠你似的。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于恶神，比如动不动就放火的火神往往尊敬有加，供着敬着；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神，如灶王爷，则能欺负就欺负。其实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对恶人怕且敬，对善人欺且噱。这种不鼓励好人好事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这个民族太理性、太精于计算。昧心咬救人者的被撞者，怕的是肇事者万一找不到，医药费没有着落；被偷的人不肯举证，事实担心小偷报复；被捐助者死缠捐助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有这一根稻草可抓；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善待好人，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人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这么好，而自己的“感情投资”应该放到更值得的地方去。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人们中是最受欢迎的，恰恰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谋略。同样，《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真正用在战争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它用在官场角斗、商场厮杀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孙子兵法》还不够，大家更喜欢的是阴谋大全《三十六计》，欣赏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甚至美人计的境界。不知感恩，却谙熟阴谋，将别人的善意和帮助，也放在智慧和愚蠢的二元格局里评判，在暗中嘲笑别人的同时，炫耀自己的精明，殊不知我们的精明往往只体现在自己鼻子底下几寸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精明计算，实际上在长远来看其实是损害了自己，而且损害得非常彻底。
24.10关于中国官僚文化问题
在古代西方，国王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阶层。而在古代中国，皇帝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文化为纽带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起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瓦解于当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大地母亲》一书论述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曾指出过中国官僚阶层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殊性。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忽视了中国官僚这一阶层的特殊作用。其实，认识中国官僚阶层与官僚文化，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加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之所以走向大一统，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官僚文化的反作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持运作，上至帝国宰相，下至官道驿站长，臃臃肿肿，形成了一个温饱有保障的社会阶层。这是这个阶层的特权化的一面。
自秦汉以来，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防止官僚阶层演变为贵族阶层，创造了科举制和诏安制两大政治发明，向民间敞开了做官的大门，把民间文武两界精英分子，笼络进这个队伍。于是致使中国的官僚阶层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部长的儿子未必是部长，军长的儿子未必是军长。穷人的孩子读书报考，或者造反诏安，都有可能一步登天，变寒门为官宦。反过来，官宦人家也能迅速变为寒门。官僚阶层与平民之间的相互流动性，让平民变官宦，官宦变平民的观念深入民心，做官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且也能变为现实。做官是人生最高境界，用儒家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做官当领导依旧是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即使很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心里想的无非还是做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官僚文化。
中国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使这个阶层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因此刺激了一部分意识薄弱分子和投机分子的贪婪性。贪官层出不穷，是中国历代官场的顽症，成为瓦解中央朝廷统治的蛀虫。同时中国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也使得这个阶层的成员在民间没有权威性。民间认为官僚不过是民间的幸运者，是民间的嫉妒对象。凡是当官的，没有不招百姓嫉恨的。这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另一面。正因为中国民间对官僚阶层的天生不尊重，所以民间对官僚的贪污特别不能原谅，找机会就反抗。而朝廷为了平息民愤，就不断对吏治进行反贪整顿。整顿加剧了官场的流动性，更刺激了贪婪性。于是越整顿越贪，越贪越整顿，最后走向崩溃，改朝换代。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都是从反对贪官开始的，最后才演变为推翻皇帝。
为什么千军万马非要走当官这座独木桥？因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当官才能发财。不当官，或者家人亲戚好友当中没有官，发财很困难，甚至基本不可能。这种现象不仅过去是这样，即便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些地方是这样。中国的商人阶层始终没有独立地发展起来。中国的商人当宰相，2千年前到秦朝的吕不韦，就成为绝唱，从此商人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在官僚阶层与商人的较量中，官僚阶层掌握着权力和道德制高点，屡战屡胜。中国官僚阶层的主流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西方来的马克思列宁学说对他们一点就通。而中国的商人只能成为官僚阶层的附庸，小心翼翼地收买和腐蚀他们在官僚阶层中的老爷。他们在被征收为国有，与通过贿赂适度生存之间，不得不选择后者。所以中国的商人喜欢行贿，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另外一个侧面。
中国官僚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是深刻的。就连近代平民革命领袖毛泽东也不能超脱。原本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了一个平分土地，保护工商的民主主义纲领。这样才获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的官僚阶层统治。但是建国之后不久，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层，这批双手空空的新官僚，强烈地呼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他们收了农民土地，在城市，他们收了市民的工厂，商店，和作坊。这批新官僚阶层为自己谋私利的愿望，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谋而合，这时候他们紧紧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了保护自己的官僚阶层利益，击退了右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从基层反映上来，提醒毛泽东他理想的共产党人正在蜕变为他痛恨的官僚阶层，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政策，都遭到了他们的抵制。于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运动。文革运动的目标是官僚阶层，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过是陪绑。
但是这场运动很失败，演变成一场浩劫。毛泽东没有摆脱官僚文化的影响，仍然在老圈子里打转。他一方面用变相的造反招安方式来加强官僚阶层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又用所谓一元化领导的方式，使权力空前绝后的高度集中，使得新官僚阶层在社会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官僚化渗透进各行各业。行政级别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奋斗的目标。没有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显现。走后门，搞特殊化，成为文革后期人们议论的重点。这预告了文革的失败。想必毛主席老人家已有察觉，在失望中离开。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修改了毛泽东的路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回顾30年来的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先把经济权力分散给人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自清末民初新政以来，进行的第二次向现代化转轨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在江泽民先生的推动下，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都预示着中国平民开始向官僚阶层告别。拿当代中国官僚阶层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阶层相比，权力还有不少，但是已经少了许多。在当今中国，经商已经跟从政一样光荣。但是改革的过程，也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那就是许多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向商人阶层转变，出现了一批轻松致富的人物，引起人们严重的不满。对此，有待于进行公平方面的制度改进，而不能成为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借口。
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看似道德高尚，其实是一种变相官僚文化的表现。他们主张把全社会的权力重新集中在清官的手里，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这种主张跟改革过程中混水摸鱼，化公为私的腐败分子一样反动，是官僚文化的代表。中国今后正确的选择是，不仅要在经济上把权力还给人民，而且要在一切方面，把权力还给人民。让官僚阶层彻底瓦解，让当官变成一个名叫公务员的职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平等自由竞争，热爱他人关心社会的好公民。
24.12中国官场的潜文化形态
一、引言
官场，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中不是一个规范的概念，但在大众俗文化的表达中占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主流媒体也都不能回避使用它。所以，官场作为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必然应作为研究的对象。
中国的官场不简单，对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维持并延续着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官场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旧中国的官场就形成了规则严谨、等级分明、森严壁垒、自成体系，独立于社会并处于社会之上独特的社会结构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到了旧官场，建立了新政权，对于改造官场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但旧势力不甘心推出历史舞台，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预见的那样，正在侵蚀着执政党的机体，顽强的表现着自己。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析官场的旧文化在现实生活的顽强表现。
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强大而源远流长的官场文化虽然没有形成规范的逻辑体系，却以文化基因的形态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遗传在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中。官场文化最容易被人们感受到的是离官场规则最近的显文化形态，这些比较容易通过革命变革，改变制度的办法给予改变。而官场文化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潜文化形态，它不易被人们认识，但它更本质，发挥着更深层次的支配作用。它的传承力度更大，改变它不但很不易，更要紧的是它还顽强的在影响、甚至支配着我们现在的官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文化崇拜根本不是创造力，而是重视重复前人的能力，所以会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先从事实引入问题
近年，处理的高级别贪官，从成克杰、胡长清到刚罢免的山西省的副书记，还有卖馒头出身从基层走上去的建委主任杨秀珠。所有贪官一个共性的特点是具有两面性的双重人格，口上是反腐败的先锋，实质却是真正的大贪官。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双重人格是不是升迁的必要条件，越腐越升。带病升迁必有他独特的诀窍；在严密的各级考察中，只以公开的主流规则行事能否顺利过关？如此的官员不在少数，现象的普遍性，表明必有本质隐藏其中。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在支配他们能如此有效的在官场中如鱼得水？相反的例证是，敢说真话的李昌平在原地呆不下去，坚持原则的物价局长被迫辞职,具有庞大权力资源的教育体系发现不了代课教师的不平等问题，只能由挂职的干部上书才能解决。这里有很深的说不清到不明的“道”，这非常“道”，就是我所讲的官场潜文化形态。
从社会感受发现问题
以写官场小说见长的作家周梅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道；“官场的语码系统，外界只看到那层壳，看上去一切都很庄严，一到后台看看呢，很可能是哑然失笑。”官场和大众犹如此岸和彼岸隔开的两个世界，具有不同的语码系统。不少初入官场的大学毕业生，往往迷茫很长一段，他们发现学堂里的知识，公开的理论不能应付复杂的现实生活，需要领悟。而领悟到的东西又往往不可言传。真正深悉官道的人，他们明白自己得到了诀窍，才能事半功倍。不然，你去观察总结，一块毕业的同学，同时进入官场，20年后彼此拉开的差距，绝不是人品和能力所造成的。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能不能得“道”，这个“道”，就是官场的潜文化形态。北大高才生王文景，1989年进入北京市政府，为了实现自我，先是用45分钟的讲演，打动了同去培训的200多同学，得意之后，又用12万字的论文越级想去打动局长。被碰了个软钉子。他初入官场，锋芒太露，犯了官场大忌，自然为官场所不容。如他深悉官道，可能会呆长些，但从此中国就少了个本土的销售大王和销售理论家，正可谓福祸难料。当今，我们众多的官场反腐败小说、影视作品，对官场细致入微的深刻揭示，不能不让理论界汗颜。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在1958年就写出了揭示英国官场病的著作《帕金森定律》1982年三联书店的中译本译作《官场病》，我们能不能出自己的研究官场病的理论著作呢？
学者吴思先生的概括
研究中国官场很有建树的吴思先生，概括了“官场潜规则”的概念，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共识和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官场潜规则”一词的使用律大得出奇，表明这一概念有它不可替代的特定内涵，反映了社会现象的特定本质。同时，也说明官场中确有一个不为人显见的“潜”在的“场”，这个场中有规则，同时也就有支配和形成规则的潜文化形态。我们有必要从官场的社会现实出发，从潜规则出发，去探寻背后的文化形态的原因。文化才是源代码。潜文化形态造就了许多政治特性，研究中国政治就不能不正视并研究中国官场的潜文化形态。
二、官场潜文化形态的概念
用定义的办法去规定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一件难事。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个逻辑悖论，“潜”文化形态的“潜”，就是与“显”相对立、相反的。显文化形态是以概念、判断的逻辑体系来构造的，潜文化形态无法按此形式来构造和表达，而只能以领悟、顿悟、意会的方式传承。对不可言说的形态非要言说，当然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正因为它难以言表，又真实的存在，且不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我们就必须正视它，揭示它，让它浮出水面，再去剔除它的负面作用。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但是，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给它一个界定。
官场潜文化形态，是在官场中通行并独有的，以社会心理的感受、意会、领悟等方式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形态。
当然，其中又有许多需要界定的概念。我们就从它的几个特点来进一步说明它。
1、独特性
它特定的存在于官场，表现于官场中的为人处事所特有的，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文化现象。官场的边际壁垒很强，圈内圈外一般不能共通，以社会公众的文化去行事，就行不通。你深入其中之后，慢慢体会，得其要领，才能顺风顺水。不入其中，难得要领。你如不得要领，或反其道行之，那就寸步难行，甚至被踢出圈子。李昌平就是典型一例。
2、隐蔽性
我们一般人接触到的官，都是处于舞台上化好妆的。走上前台的是以文件、讲话、理论包装起来的具有角色面具的官，他们作为人的深层本质已经藏于幕后。所以看官员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文化观念，就不能看他讲什么，而只能看他在干什么。我们评价某人会做官，不是指他会讲官方的理论，而是讲他会按官场的文化游刃有余。
3、意会性
隐蔽性就决定了意会性。这种文化不以理论形态存在，以社会心理、传统习惯、社会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以非书面文字形态传承。他以逆淘汰的强制方式变成文化基因，具有强有力的社会遗传力。
4、普遍性
它在官场是普遍具有、普遍通行、普遍适用的文化形态。普遍性在于它的实用性。在垂直分布上看，追求实用性的目标上可能不同，越向下向基层是追求自己获取利益的方便，越往上就是越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政见。所以，所有官员他能有效的为官，就必须运用为官的文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很正面的文化表达。百姓不会有此想法。“升官发财”是一个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而不是析取的选言判断，表明了为官的真实目的。一般人就不会有如此的文化表达和精神感受。
三、官场潜文化形态存在的几个关系
1、历史继承性与现实特性
旧中国的官场历史几千年，已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场，但专门揭示它的理论著作没看到。清末的《官场现行记》、《20年之官场怪现象》等是反映官场内情的文学作品。其中能看到对官场潜文化形态的描述。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的特点，虽然历经多少次改朝换代，官场的结构没变，这一特点也没变。官场的文化形态包括显形的和潜形的也就都没有大得变化，还在不断积累、精细化并向社会生活的深处渗透。获得了顽强的遗传能力。
现行的官场与旧中国的不同。但我们无法走出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文化没有被割裂。
新中国刚刚建立，共产党推翻了旧政府，必须以全新的面貌示人。同时，共产党在打天下时的优良作风也是对旧官场的否定，有一股清新气息。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尤其文革完全打断了新政权的建设进程。拨乱反正建立起来的后文革政权，又不得不和已有的17年划清界线。更重要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英明的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来不及对官场下手（可能）。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官场中交易观念的渗入，又缺乏民主的监督，为旧的封建专制式的官场文化的继承，为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结合起来渗入现行官场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人民对腐败的政治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再加上一段时期形式主义政治的大流行，又为官场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为现在官场改造平添许多阻力。在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我们的官场有很重的病态。这就是现实特性。正如此，我们必须研究官场的文化形态，更要重视那些不成文的以隐蔽方式存在的潜文化形态。
2、全局性与局部性
官场潜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它必然带有全局性，具有通病的性质。但在此特点下，不同的区域还会呈现局部的特点。其特点和那一局部的最高首脑的文化品质密切相连。他的喜好，他的作风，他的处事风格，都要表现出来。根本没有成文的东西，但可以说哪一局部的官场，就是那一局部“一把手”品格的官场。爱卖官的就必然造就一大批买官的，爱造假的就是一个造假团伙。
四、官场潜文化形态的基本范式
对官场的潜文化形态不好以理性的文字表达，为了方便还是牵强的归纳几点，以便大家思考。“范式”是引用了科学逻辑的概念，指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遵循的基本概念。
1、“唯上”原则
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是旧官场文化形态的核心原则，这在潜文化形态中有更丰富的内容。按说，服从上级是科层制管理有效性的必须，并不算潜文化形态，但封建的唯上，不是简单的服从。在现实社会中，把服从上级变成封建式的“唯上”，也就顺理成章了。科层制的管理也就变了味。更何况“唯上”还以爬上、拍上、畏上、欺上等变形的心态表现出来，就不是显形的了。
在封建专制下，对皇上必须是绝对服从，这一根本前提不可动摇。那么，怎么把服从与个人目标结合起来，就不得表现出丰富性来。
对“上”不需要进行前提性质疑，不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惟命是从便好。这是最简单的事了，但做的巧不那么简单。
记得有一件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为了给毛主席说句话，徘徊于毛的卧室外，那种心态很耐人寻味。想了一遍遍的话，想的充分有理，但一见到毛，又发现自己是站在一个先知先觉面前，马上否定了自己，转而认为可能自己不对。对于毛彭这么熟悉的人之间，还有这么微妙的心理，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的彭大将军有那么大得功劳，又是那么的耿直的性格，也没逃过畏上的心态。
因为，上对下有生杀大权，在官场一切都是上级给予的，有了上边的肯定就有了一切，反之就丧失了。对上的这种畏惧和服从是很有功利性的。人说在中国当官最容易，容易在“服从”二字上。这是中国官场的命门。在官场中人的第一要义是服从长官。“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不服从的没好果子吃，服从之中就打有诀窍。因为，人是经济人，人的趋利性表明服从要和功利相结合，就必须把服从变形，把自己隐藏，化上妆，尽心算计。需要揣摩上边，投其所好。欺上、瞒上、拍上是变形的通常有效方式。林彪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岂不是做官的诀窍。“真”与“假”在官场完全失去了界限和意义。在官场中，讲究的是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要会理解上级的意图，按上级的意图行事。所以，服从就成了自己美丽的外衣，好去赢得自身的意义。“指鹿为马”的现代版就层出不穷。一切都让位于“唯上”二字，在官场就好游了。
2、特权观念把为官的目的和手段导向极端劣质化
在发达国家完善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任何官员和整个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目标、目的和手段。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但他们有明确的法定程序，是透明的，有各方的监督，不好胡来。但中国的官场并不来自民众，加上“使民”、“愚民”观念的长期统治与渗透，当官为了发财，“当官不发财白到世上来”，就深入人心。官员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与个人的利益，无非“功名”、“财产”四个字。在更深层次又是相对统一的。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和手段，为官的目的很容易私欲化，而特权又使手段卑劣化。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官员的手段可以是极其丰富细致精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会用手段，就是官场的最大失败，它不需要手段的法定、透明，只求有效性。由于文化特性使然，所以在官场使用什么损招都不足为怪了。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比如官员发生过多少次雇凶杀人的事。发生过设陷阱算计对手的事。
另外，在官场讲究的是管制、掌控。要把一切都掌控起来，程序、手段只能是掌控的形式。凡事都要先制定一个为目标服务的掌控方案，各个程序为掌控好全过程服务。当过程中，有不同的民意表达时，就如临大敌，利用各种资源统一思想、校正方向、对好口径，掌控的目的达到了，但民意被抛弃了。
3、走捷径，少找麻烦
官员是有职责的。在民选政府中服务和责任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旧官场实行委任制，一级一级的只需向上负责，直到皇上。没有形成服务和责任的观念。把官员叫做当差的。“差使”就只能是“混”，不需要扎实去做的。只要上边看不出破绽，就万事大吉。最好的办法就是抄小路，走捷径，别给自己找麻烦。有利时冲上去。无利时撤下来。有了问题绕着走，应付上级、装好面子最重要。只要能混到公家饭碗里就好办，一份报纸一杯茶，网上聊天把伊眉儿发。真正干事的人往往是不落好，被指责的就是那些干事的人。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需要“较真”的时候，也是轻轻转几个圈虚晃一枪，带过而已。或是一通比喻、联想就游离了目标，看起来还是那么高雅潇洒。这就是官场最好的自保手段－圆滑。这些已成为官场的流行心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周梅森还有一段精彩的话：中国的官场是“最优秀的和最无能的，最高尚的和最卑鄙的，在同堂议事。这个队伍的色彩非常复杂，他们互称同志，在同一面旗帜下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官场由个体构成，以整体对外互动，在内部的互动就像是铁幕一般，无人知晓。档案又不公开，谁为历史背什么锅，也留不下公论。我们这个民族又多遗忘。最终只有少找麻烦是最好的结局。
4、名份为先，面子有钱
中国的官场最讲究名份，名份渗透在各个细节上。吃饭谁坐哪，说话谁先讲，进门谁先进，发言谁先发，排名怎么排。，都有一定之规，冒犯不得。那其中是包含权力等级的，有明显的阶位之差的。谁先讲话，不是话语本身内容的次序，而是一种规格、待遇和象征，是一个符号。符号的意义大于内容本身。由此，就形成了主流话语体系大多都是桌面上的摆设和象征，而主政者的内心理念却要起到主导作用。比如，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和大伙一块照相有几次是不坐，而站在后排的旁边。马上就有高级干部讲，你看胡连官场的规矩都没了，他这个官坐不长。果真如此。
讲名份就更要讲面子。面子是权力影响力的表达方式。谁在公开场合说话对权力稍有冲撞，这不给面子的事会被记的很深。这些还都是现象界的情况。在官场面子作为一种权力影响力的象征，那是有价值含量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资本使用的。需要办事，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喂，老兄，我那事你就给点面子么”，事办成了，回头自有该有的回报。如果没给办，那也是对自己权力边界的一种试探。可以再用别的办法去进攻。当然，你老兄下次撞到我手下时再等着瞧吧。有权力的人不愁没人去求，总会遇到你来找之时。正如此，官场中同僚之间的事就特别好办。
当然，面子是有层级的，上对下，同层间有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权的人在各个领域都有效。一个财政厅的小科长，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小舅子小姨子都可有好工作，小孩都上好学校。也就不难理解了。裙带也就形成了，而且还有最合理的政策依据：关心群众，解决子女问题。
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没有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公民意识淡漠，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被公民委托来行使公共权力的。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就是官的资本，在人治环境下，很少有官不为自己用权的，因为道德的约束力，只有在高尚人那有效，高尚人太少。
名份还有一个“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被打倒的高官，就会有各种丑闻出现，在这之前这一切都被光环所遮盖。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有的“十年媳妇庸成婆”，碌而庸、庸而福者不在少数，更见此道之通达也。
“庸道”之下乘，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南郭先生”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庸“门，采取“三不主义”：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规中纪，唯唯诺诺，“庸”中求存，明哲保身。所幸者逐渐就会转变同事的看法，博得上司好评，说他们终于“成熟了”。这些在宦海中埋没和自残的庸官们难免活得有些窝囊，却也“庸”得安逸、“庸”得滋润，最后还能“庸”成正果，终身待遇远非庶民可及，封妻荫子不在话下。多少知识化专业化化上去的干部后来也明白了，“庸”中也有黄金屋、“庸”中也有颜如玉。
如此“庸道”得以奉行官场，固然有其体制性弊端的依存，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现象存在，既涉及官员的价值取向，又涉及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是“官念”上的畸形、是信念的退化、是官德的缺失，其危害就远远大于那些浮在表层的庸官。它不仅使庸才得以保全、使人才变成庸才、使庸官得以升迁，更造成干部任用和组织人事管理上机制性障碍，损坏其选贤任能的功能、削弱领导机关的生气和创造力，乃至形成庸政。这种观念形态的病变比体制性的缺损更难根治，光革职几个庸官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体制改革和思想“保先”双管齐下方能凑效。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社会的现实是：人们总是惩罚那些对他好的人。被肇事车撞伤的人，居然反咬那些救他送他到医院的人；公交车上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到了警察那里，被偷的事主却往往不愿意作证；希望工程一对一的捐助者，常常被没完没了、甚至没有道理的索要缠个半死；在家里，一家有几个儿女的，长大以后，真正对老人好的却往往落不下个好，“养命儿子不孝顺”是句古语，也是真理，老人埋怨最多的恰是那个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儿子或者女儿。
说起来，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碰到的都是善者，净是帮助。但是说起来也怪，在现实中，我们自己的行为意向却并不鼓励那些对自己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次两次可能还会道声谢谢，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认为那是应该的；如果有一天人家对你不那么好了，你甚至可能为此勃然大怒，好象别人欠你似的。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于恶神，比如动不动就放火的火神往往尊敬有加，供着敬着；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神，如灶王爷，则能欺负就欺负。其实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对恶人怕且敬，对善人欺且噱。这种不鼓励好人好事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这个民族太理性、太精于计算。昧心咬救人者的被撞者，怕的是肇事者万一找不到，医药费没有着落；被偷的人不肯举证，事实担心小偷报复；被捐助者死缠捐助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有这一根稻草可抓；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善待好人，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人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这么好，而自己的“感情投资”应该放到更值得的地方去。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人们中是最受欢迎的，恰恰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谋略。同样，《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真正用在战争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它用在官场角斗、商场厮杀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孙子兵法》还不够，大家更喜欢的是阴谋大全《三十六计》，欣赏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甚至美人计的境界。不知感恩，却谙熟阴谋，将别人的善意和帮助，也放在智慧和愚蠢的二元格局里评判，在暗中嘲笑别人的同时，炫耀自己的精明，殊不知我们的精明往往只体现在自己鼻子底下几寸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精明计算，实际上在长远来看其实是损害了自己，而且损害得非常彻底。
24.10关于中国官僚文化问题
在古代西方，国王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阶层。而在古代中国，皇帝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文化为纽带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起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瓦解于当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大地母亲》一书论述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曾指出过中国官僚阶层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殊性。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忽视了中国官僚这一阶层的特殊作用。其实，认识中国官僚阶层与官僚文化，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加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之所以走向大一统，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官僚文化的反作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持运作，上至帝国宰相，下至官道驿站长，臃臃肿肿，形成了一个温饱有保障的社会阶层。这是这个阶层的特权化的一面。
自秦汉以来，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防止官僚阶层演变为贵族阶层，创造了科举制和诏安制两大政治发明，向民间敞开了做官的大门，把民间文武两界精英分子，笼络进这个队伍。于是致使中国的官僚阶层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部长的儿子未必是部长，军长的儿子未必是军长。穷人的孩子读书报考，或者造反诏安，都有可能一步登天，变寒门为官宦。反过来，官宦人家也能迅速变为寒门。官僚阶层与平民之间的相互流动性，让平民变官宦，官宦变平民的观念深入民心，做官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且也能变为现实。做官是人生最高境界，用儒家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做官当领导依旧是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即使很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心里想的无非还是做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官僚文化。
中国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使这个阶层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因此刺激了一部分意识薄弱分子和投机分子的贪婪性。贪官层出不穷，是中国历代官场的顽症，成为瓦解中央朝廷统治的蛀虫。同时中国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也使得这个阶层的成员在民间没有权威性。民间认为官僚不过是民间的幸运者，是民间的嫉妒对象。凡是当官的，没有不招百姓嫉恨的。这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另一面。正因为中国民间对官僚阶层的天生不尊重，所以民间对官僚的贪污特别不能原谅，找机会就反抗。而朝廷为了平息民愤，就不断对吏治进行反贪整顿。整顿加剧了官场的流动性，更刺激了贪婪性。于是越整顿越贪，越贪越整顿，最后走向崩溃，改朝换代。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都是从反对贪官开始的，最后才演变为推翻皇帝。
为什么千军万马非要走当官这座独木桥？因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当官才能发财。不当官，或者家人亲戚好友当中没有官，发财很困难，甚至基本不可能。这种现象不仅过去是这样，即便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些地方是这样。中国的商人阶层始终没有独立地发展起来。中国的商人当宰相，2千年前到秦朝的吕不韦，就成为绝唱，从此商人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在官僚阶层与商人的较量中，官僚阶层掌握着权力和道德制高点，屡战屡胜。中国官僚阶层的主流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西方来的马克思列宁学说对他们一点就通。而中国的商人只能成为官僚阶层的附庸，小心翼翼地收买和腐蚀他们在官僚阶层中的老爷。他们在被征收为国有，与通过贿赂适度生存之间，不得不选择后者。所以中国的商人喜欢行贿，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另外一个侧面。
中国官僚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是深刻的。就连近代平民革命领袖毛泽东也不能超脱。原本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了一个平分土地，保护工商的民主主义纲领。这样才获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的官僚阶层统治。但是建国之后不久，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层，这批双手空空的新官僚，强烈地呼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他们收了农民土地，在城市，他们收了市民的工厂，商店，和作坊。这批新官僚阶层为自己谋私利的愿望，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谋而合，这时候他们紧紧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了保护自己的官僚阶层利益，击退了右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从基层反映上来，提醒毛泽东他理想的共产党人正在蜕变为他痛恨的官僚阶层，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政策，都遭到了他们的抵制。于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运动。文革运动的目标是官僚阶层，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过是陪绑。
但是这场运动很失败，演变成一场浩劫。毛泽东没有摆脱官僚文化的影响，仍然在老圈子里打转。他一方面用变相的造反招安方式来加强官僚阶层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又用所谓一元化领导的方式，使权力空前绝后的高度集中，使得新官僚阶层在社会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官僚化渗透进各行各业。行政级别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奋斗的目标。没有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显现。走后门，搞特殊化，成为文革后期人们议论的重点。这预告了文革的失败。想必毛主席老人家已有察觉，在失望中离开。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修改了毛泽东的路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回顾30年来的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先把经济权力分散给人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自清末民初新政以来，进行的第二次向现代化转轨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在江泽民先生的推动下，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都预示着中国平民开始向官僚阶层告别。拿当代中国官僚阶层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阶层相比，权力还有不少，但是已经少了许多。在当今中国，经商已经跟从政一样光荣。但是改革的过程，也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那就是许多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向商人阶层转变，出现了一批轻松致富的人物，引起人们严重的不满。对此，有待于进行公平方面的制度改进，而不能成为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借口。
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看似道德高尚，其实是一种变相官僚文化的表现。他们主张把全社会的权力重新集中在清官的手里，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这种主张跟改革过程中混水摸鱼，化公为私的腐败分子一样反动，是官僚文化的代表。中国今后正确的选择是，不仅要在经济上把权力还给人民，而且要在一切方面，把权力还给人民。让官僚阶层彻底瓦解，让当官变成一个名叫公务员的职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平等自由竞争，热爱他人关心社会的好公民。
24.12中国官场的潜文化形态
一、引言
官场，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中不是一个规范的概念，但在大众俗文化的表达中占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主流媒体也都不能回避使用它。所以，官场作为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必然应作为研究的对象。
中国的官场不简单，对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维持并延续着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官场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旧中国的官场就形成了规则严谨、等级分明、森严壁垒、自成体系，独立于社会并处于社会之上独特的社会结构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到了旧官场，建立了新政权，对于改造官场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但旧势力不甘心推出历史舞台，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预见的那样，正在侵蚀着执政党的机体，顽强的表现着自己。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析官场的旧文化在现实生活的顽强表现。
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强大而源远流长的官场文化虽然没有形成规范的逻辑体系，却以文化基因的形态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遗传在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中。官场文化最容易被人们感受到的是离官场规则最近的显文化形态，这些比较容易通过革命变革，改变制度的办法给予改变。而官场文化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潜文化形态，它不易被人们认识，但它更本质，发挥着更深层次的支配作用。它的传承力度更大，改变它不但很不易，更要紧的是它还顽强的在影响、甚至支配着我们现在的官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文化崇拜根本不是创造力，而是重视重复前人的能力，所以会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先从事实引入问题
近年，处理的高级别贪官，从成克杰、胡长清到刚罢免的山西省的副书记，还有卖馒头出身从基层走上去的建委主任杨秀珠。所有贪官一个共性的特点是具有两面性的双重人格，口上是反腐败的先锋，实质却是真正的大贪官。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双重人格是不是升迁的必要条件，越腐越升。带病升迁必有他独特的诀窍；在严密的各级考察中，只以公开的主流规则行事能否顺利过关？如此的官员不在少数，现象的普遍性，表明必有本质隐藏其中。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在支配他们能如此有效的在官场中如鱼得水？相反的例证是，敢说真话的李昌平在原地呆不下去，坚持原则的物价局长被迫辞职,具有庞大权力资源的教育体系发现不了代课教师的不平等问题，只能由挂职的干部上书才能解决。这里有很深的说不清到不明的“道”，这非常“道”，就是我所讲的官场潜文化形态。
从社会感受发现问题
以写官场小说见长的作家周梅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道；“官场的语码系统，外界只看到那层壳，看上去一切都很庄严，一到后台看看呢，很可能是哑然失笑。”官场和大众犹如此岸和彼岸隔开的两个世界，具有不同的语码系统。不少初入官场的大学毕业生，往往迷茫很长一段，他们发现学堂里的知识，公开的理论不能应付复杂的现实生活，需要领悟。而领悟到的东西又往往不可言传。真正深悉官道的人，他们明白自己得到了诀窍，才能事半功倍。不然，你去观察总结，一块毕业的同学，同时进入官场，20年后彼此拉开的差距，绝不是人品和能力所造成的。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能不能得“道”，这个“道”，就是官场的潜文化形态。北大高才生王文景，1989年进入北京市政府，为了实现自我，先是用45分钟的讲演，打动了同去培训的200多同学，得意之后，又用12万字的论文越级想去打动局长。被碰了个软钉子。他初入官场，锋芒太露，犯了官场大忌，自然为官场所不容。如他深悉官道，可能会呆长些，但从此中国就少了个本土的销售大王和销售理论家，正可谓福祸难料。当今，我们众多的官场反腐败小说、影视作品，对官场细致入微的深刻揭示，不能不让理论界汗颜。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在1958年就写出了揭示英国官场病的著作《帕金森定律》1982年三联书店的中译本译作《官场病》，我们能不能出自己的研究官场病的理论著作呢？
学者吴思先生的概括
研究中国官场很有建树的吴思先生，概括了“官场潜规则”的概念，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共识和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官场潜规则”一词的使用律大得出奇，表明这一概念有它不可替代的特定内涵，反映了社会现象的特定本质。同时，也说明官场中确有一个不为人显见的“潜”在的“场”，这个场中有规则，同时也就有支配和形成规则的潜文化形态。我们有必要从官场的社会现实出发，从潜规则出发，去探寻背后的文化形态的原因。文化才是源代码。潜文化形态造就了许多政治特性，研究中国政治就不能不正视并研究中国官场的潜文化形态。
二、官场潜文化形态的概念
用定义的办法去规定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一件难事。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个逻辑悖论，“潜”文化形态的“潜”，就是与“显”相对立、相反的。显文化形态是以概念、判断的逻辑体系来构造的，潜文化形态无法按此形式来构造和表达，而只能以领悟、顿悟、意会的方式传承。对不可言说的形态非要言说，当然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正因为它难以言表，又真实的存在，且不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我们就必须正视它，揭示它，让它浮出水面，再去剔除它的负面作用。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但是，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给它一个界定。
官场潜文化形态，是在官场中通行并独有的，以社会心理的感受、意会、领悟等方式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形态。
当然，其中又有许多需要界定的概念。我们就从它的几个特点来进一步说明它。
1、独特性
它特定的存在于官场，表现于官场中的为人处事所特有的，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文化现象。官场的边际壁垒很强，圈内圈外一般不能共通，以社会公众的文化去行事，就行不通。你深入其中之后，慢慢体会，得其要领，才能顺风顺水。不入其中，难得要领。你如不得要领，或反其道行之，那就寸步难行，甚至被踢出圈子。李昌平就是典型一例。
2、隐蔽性
我们一般人接触到的官，都是处于舞台上化好妆的。走上前台的是以文件、讲话、理论包装起来的具有角色面具的官，他们作为人的深层本质已经藏于幕后。所以看官员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文化观念，就不能看他讲什么，而只能看他在干什么。我们评价某人会做官，不是指他会讲官方的理论，而是讲他会按官场的文化游刃有余。
3、意会性
隐蔽性就决定了意会性。这种文化不以理论形态存在，以社会心理、传统习惯、社会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以非书面文字形态传承。他以逆淘汰的强制方式变成文化基因，具有强有力的社会遗传力。
4、普遍性
它在官场是普遍具有、普遍通行、普遍适用的文化形态。普遍性在于它的实用性。在垂直分布上看，追求实用性的目标上可能不同，越向下向基层是追求自己获取利益的方便，越往上就是越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政见。所以，所有官员他能有效的为官，就必须运用为官的文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很正面的文化表达。百姓不会有此想法。“升官发财”是一个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而不是析取的选言判断，表明了为官的真实目的。一般人就不会有如此的文化表达和精神感受。
三、官场潜文化形态存在的几个关系
1、历史继承性与现实特性
旧中国的官场历史几千年，已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场，但专门揭示它的理论著作没看到。清末的《官场现行记》、《20年之官场怪现象》等是反映官场内情的文学作品。其中能看到对官场潜文化形态的描述。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的特点，虽然历经多少次改朝换代，官场的结构没变，这一特点也没变。官场的文化形态包括显形的和潜形的也就都没有大得变化，还在不断积累、精细化并向社会生活的深处渗透。获得了顽强的遗传能力。
现行的官场与旧中国的不同。但我们无法走出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文化没有被割裂。
新中国刚刚建立，共产党推翻了旧政府，必须以全新的面貌示人。同时，共产党在打天下时的优良作风也是对旧官场的否定，有一股清新气息。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尤其文革完全打断了新政权的建设进程。拨乱反正建立起来的后文革政权，又不得不和已有的17年划清界线。更重要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英明的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来不及对官场下手（可能）。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官场中交易观念的渗入，又缺乏民主的监督，为旧的封建专制式的官场文化的继承，为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结合起来渗入现行官场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人民对腐败的政治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再加上一段时期形式主义政治的大流行，又为官场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为现在官场改造平添许多阻力。在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我们的官场有很重的病态。这就是现实特性。正如此，我们必须研究官场的文化形态，更要重视那些不成文的以隐蔽方式存在的潜文化形态。
2、全局性与局部性
官场潜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它必然带有全局性，具有通病的性质。但在此特点下，不同的区域还会呈现局部的特点。其特点和那一局部的最高首脑的文化品质密切相连。他的喜好，他的作风，他的处事风格，都要表现出来。根本没有成文的东西，但可以说哪一局部的官场，就是那一局部“一把手”品格的官场。爱卖官的就必然造就一大批买官的，爱造假的就是一个造假团伙。
四、官场潜文化形态的基本范式
对官场的潜文化形态不好以理性的文字表达，为了方便还是牵强的归纳几点，以便大家思考。“范式”是引用了科学逻辑的概念，指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遵循的基本概念。
1、“唯上”原则
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是旧官场文化形态的核心原则，这在潜文化形态中有更丰富的内容。按说，服从上级是科层制管理有效性的必须，并不算潜文化形态，但封建的唯上，不是简单的服从。在现实社会中，把服从上级变成封建式的“唯上”，也就顺理成章了。科层制的管理也就变了味。更何况“唯上”还以爬上、拍上、畏上、欺上等变形的心态表现出来，就不是显形的了。
在封建专制下，对皇上必须是绝对服从，这一根本前提不可动摇。那么，怎么把服从与个人目标结合起来，就不得表现出丰富性来。
对“上”不需要进行前提性质疑，不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惟命是从便好。这是最简单的事了，但做的巧不那么简单。
记得有一件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为了给毛主席说句话，徘徊于毛的卧室外，那种心态很耐人寻味。想了一遍遍的话，想的充分有理，但一见到毛，又发现自己是站在一个先知先觉面前，马上否定了自己，转而认为可能自己不对。对于毛彭这么熟悉的人之间，还有这么微妙的心理，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的彭大将军有那么大得功劳，又是那么的耿直的性格，也没逃过畏上的心态。
因为，上对下有生杀大权，在官场一切都是上级给予的，有了上边的肯定就有了一切，反之就丧失了。对上的这种畏惧和服从是很有功利性的。人说在中国当官最容易，容易在“服从”二字上。这是中国官场的命门。在官场中人的第一要义是服从长官。“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不服从的没好果子吃，服从之中就打有诀窍。因为，人是经济人，人的趋利性表明服从要和功利相结合，就必须把服从变形，把自己隐藏，化上妆，尽心算计。需要揣摩上边，投其所好。欺上、瞒上、拍上是变形的通常有效方式。林彪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岂不是做官的诀窍。“真”与“假”在官场完全失去了界限和意义。在官场中，讲究的是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要会理解上级的意图，按上级的意图行事。所以，服从就成了自己美丽的外衣，好去赢得自身的意义。“指鹿为马”的现代版就层出不穷。一切都让位于“唯上”二字，在官场就好游了。
2、特权观念把为官的目的和手段导向极端劣质化
在发达国家完善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任何官员和整个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目标、目的和手段。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但他们有明确的法定程序，是透明的，有各方的监督，不好胡来。但中国的官场并不来自民众，加上“使民”、“愚民”观念的长期统治与渗透，当官为了发财，“当官不发财白到世上来”，就深入人心。官员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与个人的利益，无非“功名”、“财产”四个字。在更深层次又是相对统一的。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和手段，为官的目的很容易私欲化，而特权又使手段卑劣化。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官员的手段可以是极其丰富细致精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会用手段，就是官场的最大失败，它不需要手段的法定、透明，只求有效性。由于文化特性使然，所以在官场使用什么损招都不足为怪了。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比如官员发生过多少次雇凶杀人的事。发生过设陷阱算计对手的事。
另外，在官场讲究的是管制、掌控。要把一切都掌控起来，程序、手段只能是掌控的形式。凡事都要先制定一个为目标服务的掌控方案，各个程序为掌控好全过程服务。当过程中，有不同的民意表达时，就如临大敌，利用各种资源统一思想、校正方向、对好口径，掌控的目的达到了，但民意被抛弃了。
3、走捷径，少找麻烦
官员是有职责的。在民选政府中服务和责任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旧官场实行委任制，一级一级的只需向上负责，直到皇上。没有形成服务和责任的观念。把官员叫做当差的。“差使”就只能是“混”，不需要扎实去做的。只要上边看不出破绽，就万事大吉。最好的办法就是抄小路，走捷径，别给自己找麻烦。有利时冲上去。无利时撤下来。有了问题绕着走，应付上级、装好面子最重要。只要能混到公家饭碗里就好办，一份报纸一杯茶，网上聊天把伊眉儿发。真正干事的人往往是不落好，被指责的就是那些干事的人。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需要“较真”的时候，也是轻轻转几个圈虚晃一枪，带过而已。或是一通比喻、联想就游离了目标，看起来还是那么高雅潇洒。这就是官场最好的自保手段－圆滑。这些已成为官场的流行心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周梅森还有一段精彩的话：中国的官场是“最优秀的和最无能的，最高尚的和最卑鄙的，在同堂议事。这个队伍的色彩非常复杂，他们互称同志，在同一面旗帜下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官场由个体构成，以整体对外互动，在内部的互动就像是铁幕一般，无人知晓。档案又不公开，谁为历史背什么锅，也留不下公论。我们这个民族又多遗忘。最终只有少找麻烦是最好的结局。
4、名份为先，面子有钱
中国的官场最讲究名份，名份渗透在各个细节上。吃饭谁坐哪，说话谁先讲，进门谁先进，发言谁先发，排名怎么排。，都有一定之规，冒犯不得。那其中是包含权力等级的，有明显的阶位之差的。谁先讲话，不是话语本身内容的次序，而是一种规格、待遇和象征，是一个符号。符号的意义大于内容本身。由此，就形成了主流话语体系大多都是桌面上的摆设和象征，而主政者的内心理念却要起到主导作用。比如，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和大伙一块照相有几次是不坐，而站在后排的旁边。马上就有高级干部讲，你看胡连官场的规矩都没了，他这个官坐不长。果真如此。
讲名份就更要讲面子。面子是权力影响力的表达方式。谁在公开场合说话对权力稍有冲撞，这不给面子的事会被记的很深。这些还都是现象界的情况。在官场面子作为一种权力影响力的象征，那是有价值含量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资本使用的。需要办事，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喂，老兄，我那事你就给点面子么”，事办成了，回头自有该有的回报。如果没给办，那也是对自己权力边界的一种试探。可以再用别的办法去进攻。当然，你老兄下次撞到我手下时再等着瞧吧。有权力的人不愁没人去求，总会遇到你来找之时。正如此，官场中同僚之间的事就特别好办。
当然，面子是有层级的，上对下，同层间有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权的人在各个领域都有效。一个财政厅的小科长，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小舅子小姨子都可有好工作，小孩都上好学校。也就不难理解了。裙带也就形成了，而且还有最合理的政策依据：关心群众，解决子女问题。
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没有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公民意识淡漠，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被公民委托来行使公共权力的。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就是官的资本，在人治环境下，很少有官不为自己用权的，因为道德的约束力，只有在高尚人那有效，高尚人太少。
名份还有一个“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被打倒的高官，就会有各种丑闻出现，在这之前这一切都被光环所遮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