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第79节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者虽然昭示了未来的路径，但其命运常常是孤独的，多以悲剧的形式谢幕。
害怕改革失败而导致工作上的缩手缩脚，为求四平八稳而导致行为决策的故步自封，因为安于现状而导致思想上的创新不力。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能力不强，对存在的问题分析不透，缺乏独到的见解和思想眼光，是不可能搞好改革的。
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参与改革，改革才能成功。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和投票权。
改革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干。所谓敢想，不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而是要凭借聪明才智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所谓敢说，是别把想说的话装在肚子里，公开场合说一套，肚子里装一套；所谓敢干，就是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不墨守成规，敢于去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业。
在中国的改革中，有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一是道德主义的。只问动机，不看效果；只要动机是好的，大搞违反法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情，也问心无愧。二是功利主义。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达到了目的，不管中间使用了什么手段。
22.2关于人民与改革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由企业管理者自己，或者与官员联手，通过自买自卖的方式完成的；而经营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官员以大规模圈地的方式完成的。前一项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利益视而不见，他们被要求承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后一项改革把千千万万的农民赶入失业的行列，买卖土地的巨大差价，分别流入了政府的部门小金库以及极少数个人手中。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改革的发起者。
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着眼于少数人的改革，不可能是正义的改革，排斥了大众参与的改革，只能是权势者的该，它通过伤害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权势者的自身利益。大众参与的改革，如果不能采取直接参与的形式，也必须是间接参与的形式。间接参与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干预改革。因此他们的代表是否能够真实地代表其群体的利益，决定参与的真实程度。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代表。
事实是，民众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需要民众受权，更谈不上受民众控制。可想而知，公众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样的代表手中是非常危险的。
制度改革被搁置起来后，只留下切蛋糕的改革单兵突进，而且切蛋糕的刀是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决定切的方式，他们决定谁得多少。切蛋糕本身没有问题，错误的是切蛋糕的方式，它使少数人趁机分肥。改革面临的真正风险也许不是改革失去控制，而是改革背离多数人的利益。
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置于所有人的监管之下，才能得到可信的保障。而实现共同监管的基础是，所有人在他们的共同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存在两种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是给予道德评价，这就是正义标准，关于善不善的判断；二是给予技术评价，这就是正确标准，关于对不对的判断。它们各有自己的重点领域，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标准是正义标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中，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正确标准是最高标准。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所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行政治理权不能超越统治权。
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达到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多数同意原则也是大众平等参与原则的归宿，大众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哪一种意见将成为公共政策的依据。
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财富创造的结果，而是财富分配的结果。
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
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缺失和失效。社会公共品是指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对称、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环境保护。。。。。。这都是“社会公共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会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给不足、失效，这个“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
改革的问题恰恰出在，我们没有回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上来。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照理说，一个称职的政府首先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这一点我们恰恰很少考虑。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由此看来，目前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的提供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讲改革改错了，改出资本主义方向了，这是不对的。
既然产生“社会公共品”的供给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现在大家有意见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腐败，这就是根源。
中国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绩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到政治体制层面，就可能会动摇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机制。
加入21世纪，社会前行的方向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垄断，不能将各种关于改革的不同意见、对现状的不同判断、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人群与利益，排除在公共政策与制度法律的形成过程之外。民众并非只有接受的权利，他们还是社会行为的主体。在广泛的共识形成之前，改革难获前行的动力，立法也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相当的民意共识，就没有改革，更没有立法，这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
在一个利益分歧的多元化社会，不管经过多么充分的酝酿与讨论，理想化的、全民一致的共识都不可能出现；即使一时出现了，其实质也不过是将反对的声音、阻挠的力量尽可能降到最小。而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共识，本应是程序表决机制上同意的多数。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也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最终出台的方案也可能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改革者、立法者要有承受反弹与震荡的心理准备。改革过程也是利益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无论改革方略或立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根据社会进步和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调整。
22.3关于农村改革问题
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鼓励生育的，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人头决定兵力、地力和财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生育。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起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当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生活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愚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
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西方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人事：雇工偷懒没有，佃户漏租没有，官员贪污没有，农民起义没有。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
“革命”一词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是“循环往复”，就象四季更替一样。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看到了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
农民革命的目的——杀尽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最终结果——封建社会继续维持下去，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他们没有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现在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象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的劳动纪律，才能体会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缺少的是组织。他们比西方人自由得多。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中国农民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是短暂的，不会长久，中国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而不是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到崩溃。
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很多人认为，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农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总的来看，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方面的状况非常糟糕。一种弥散的、难以控制的、破坏性的无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长。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无序的力量正在破坏着建国以来农民组织化的对未来尚存的预期。当前农村的无序，是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从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力量。
“三农”肇始于这样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是流民。中国历代王朝都毁灭于流民之手。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有另一个称谓叫“盲流”，实际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打天下的法宝就是依靠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问题究竟在哪里？
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中国虽然是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深地在每一个人心中，包括农民自己心中。
中国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还有就是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就是愚民的，愚民首先就是愚农民。
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紧紧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徒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的限制。在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休养生息。
真正高明的政治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整个中国的潮流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对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把他们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生根。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却相差无几。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权力腐败。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带来绝对性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中国的改良为什么老是失败，就是缺少人民参加。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
“三农问题”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从所有的问题中区分出“三农问题”，在于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导致“三农问题”这一提法。所以，在“三农问题”中，我们用以评价三农领域各种现象所用的标准，其实是来自非三农领域。
经过分析，“三农问题”就转化为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巨大差异的成因，“三农问题”的对策，就是解决这个差距的政策措施。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领域的核心是经济产业。农村与农民是因产业而区分出来的，没有产业的区别，便没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而产业的转移，意味着农民身份变化和农村城市化。因此，“三农问题”实质是产业结构问题，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中国公民缺失尤其严重。
过去的“农业税”其实既不是所得税、地租或资产税，也与“农业”没有实质的联系；它其实是一种身份性贡赋，或者用舆论广泛比拟的说法，是无优免特权的臣民交纳的“皇粮国税”。
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财富，怎样使土地从理论上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改革是解放农民，使农民成为自由人。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里讲述的一个水渠被废弃的故事，针对曹锦清说的：“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者说，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吴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聪明。这里面的成本太高。
如果有人组织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与原来的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地挑战，这是挑战现政权，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烦是明智的。
在农村，没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仅仅靠谈判，靠利益引诱，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没有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在那条废渠下边，就埋藏着许多利害计算，因为帐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政权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
所谓村级民主选举，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负担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级民主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划算。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看问题，村级民主选举这种试验成功与否，形成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农民集团与迅速膨胀的官吏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
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要求行政权力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把农民全面纳入国家层层委派控制的社会组织系统中。而农民天然是分散的，“每时每刻都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传统农村社会是自治村落的松散结合，所以需要“教育农民”：时刻强力克服、控制农民和乡村社会天然的分散性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终于走入了历史检验的死胡同。
现在，农民依然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缺少现代社会组织和协调能力的群体，在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农村社会迅速出现的基层组织弱化、封建迷信抬头、宗法组织复兴等一系列现象，令人感到惊讶。
农民缺少自治能力和经验，往往成为乡村基层政权干预乡村自治的借口。这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往往有名无实，继而大量出现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集体资产被少数人控制、村民自治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这三个焦点矛盾，成为引发农民群体性反抗事件的导火线。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和恐惧，尤其在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处理群体性反抗事件过程中，出现“以民制民”、甚至默许暴力的现象，不但会激化农民与乡镇政府的矛盾，而且会使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的权威流失。
中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是层层集权、部门分割、压力行政和全能主义为基本特征。政府权力和功能过度扩张，管理职能过多，管了许多管不了、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事”的负担又直接加重了政府“人”的负担和财政困难。特别是长期以来，从上到下的各种任务和指标不断，迫使基层政府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完成任务，导致过度膨胀，最终都转变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转嫁到农民头上。
22.4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组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活动，据说现在已经有54万家国营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把国有企业一口吞下，是当今迅速致富的捷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并有志于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一是绝对不要把国有企业当成国有资产，也不要相信它是全民的财产；二是你不要费尽心机谋求企业赢利，以获得上级的奖励（这种奖励虽然不少，但与你的目标相比就太不值得了），因为一个经济效益好的老总是令人羡慕的，有些人会因此跃跃欲试，你也就干不长了；三是你要换个思路，努力把企业搞得一年不如一年，当然你要准备好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企业年年亏损，麻烦很多，你的位置就不会对人有吸引力了，你的位置反而很安稳；四是要不断向上级报告企业的困难，巧妙的诱导职工到上级机关求助，当然你要做出积极化解矛盾的样子，取得上级的信任；五是适当的提出改制方案，即“管理层收购”办法，同时对企业的资产要尽可能地评估得低一些（这是你的关键利益所在），同时要利用上级部门急于成功的心理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当这一过程变为现实的时候，你就象做梦一样成了大股东，身价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多么神气。
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辱负重的企业家。
新的政经力量登场后，国家战略开始走向寻求内部的均衡，意图防止急速的转型和过分的财富差距，将中国社会的秩序颠覆和断裂。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在艰难前进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而被凸显的财富阶层，最终演变为秉持正义的媒体和揭穿真面目者，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人们将被压迫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这往往能赢得大众的认同。
那些重大的企业丑闻，所彰显的“老板”的中国式权力膨胀，管理习惯的章法无度，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一脉相承。这表明，企业内部缺乏一场商业伦理和企业管理上的自我革新。曾经披着“全民所有制”神圣外衣的庞大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和官场规则下传承企业价值；而新生民企的价值传承，则回到血缘纽带上。
在这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中国企业界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当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财富、权力、秩序，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甚至人性对此无止境的贪婪上升为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开始习惯于追求毫无节制的成长方式了。
国有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企业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这些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人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唯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为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移给公众实现的。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在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也不容忽视和回避。
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四大产权制度尚未落实。
三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不够规范。突出表现在国企改革中的违规操作及“官商联手”。在党内和社会上腐败势力的干扰下，一些正当的制度安排，如中小企业MBO制度、职工持股制度等，有一定程度的“异化”，然后又将“异化”后造成的恶果扣到广大改革者的头上，既伤害了投资人和职工的利益，又给国企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四是理顺劳动关系与追求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产权改革中，按规则有些企业需要解除劳动关系，但解除劳动关系涉及人的利益问题，考虑到社会稳定，推进有一定难度，使一些地位处于停顿状态。
解决的办法：
一是推进以“突破垄断性行业传统格局”为重点的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二是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内部治理结构为重点内容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
害怕改革失败而导致工作上的缩手缩脚，为求四平八稳而导致行为决策的故步自封，因为安于现状而导致思想上的创新不力。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能力不强，对存在的问题分析不透，缺乏独到的见解和思想眼光，是不可能搞好改革的。
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参与改革，改革才能成功。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和投票权。
改革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干。所谓敢想，不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而是要凭借聪明才智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所谓敢说，是别把想说的话装在肚子里，公开场合说一套，肚子里装一套；所谓敢干，就是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不墨守成规，敢于去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业。
在中国的改革中，有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一是道德主义的。只问动机，不看效果；只要动机是好的，大搞违反法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情，也问心无愧。二是功利主义。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达到了目的，不管中间使用了什么手段。
22.2关于人民与改革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由企业管理者自己，或者与官员联手，通过自买自卖的方式完成的；而经营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官员以大规模圈地的方式完成的。前一项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利益视而不见，他们被要求承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后一项改革把千千万万的农民赶入失业的行列，买卖土地的巨大差价，分别流入了政府的部门小金库以及极少数个人手中。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改革的发起者。
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着眼于少数人的改革，不可能是正义的改革，排斥了大众参与的改革，只能是权势者的该，它通过伤害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权势者的自身利益。大众参与的改革，如果不能采取直接参与的形式，也必须是间接参与的形式。间接参与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干预改革。因此他们的代表是否能够真实地代表其群体的利益，决定参与的真实程度。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代表。
事实是，民众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需要民众受权，更谈不上受民众控制。可想而知，公众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样的代表手中是非常危险的。
制度改革被搁置起来后，只留下切蛋糕的改革单兵突进，而且切蛋糕的刀是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决定切的方式，他们决定谁得多少。切蛋糕本身没有问题，错误的是切蛋糕的方式，它使少数人趁机分肥。改革面临的真正风险也许不是改革失去控制，而是改革背离多数人的利益。
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置于所有人的监管之下，才能得到可信的保障。而实现共同监管的基础是，所有人在他们的共同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存在两种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是给予道德评价，这就是正义标准，关于善不善的判断；二是给予技术评价，这就是正确标准，关于对不对的判断。它们各有自己的重点领域，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标准是正义标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中，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正确标准是最高标准。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所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行政治理权不能超越统治权。
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达到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多数同意原则也是大众平等参与原则的归宿，大众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哪一种意见将成为公共政策的依据。
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财富创造的结果，而是财富分配的结果。
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
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缺失和失效。社会公共品是指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对称、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环境保护。。。。。。这都是“社会公共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会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给不足、失效，这个“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
改革的问题恰恰出在，我们没有回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上来。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照理说，一个称职的政府首先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这一点我们恰恰很少考虑。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由此看来，目前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的提供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讲改革改错了，改出资本主义方向了，这是不对的。
既然产生“社会公共品”的供给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现在大家有意见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腐败，这就是根源。
中国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绩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到政治体制层面，就可能会动摇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机制。
加入21世纪，社会前行的方向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垄断，不能将各种关于改革的不同意见、对现状的不同判断、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人群与利益，排除在公共政策与制度法律的形成过程之外。民众并非只有接受的权利，他们还是社会行为的主体。在广泛的共识形成之前，改革难获前行的动力，立法也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相当的民意共识，就没有改革，更没有立法，这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
在一个利益分歧的多元化社会，不管经过多么充分的酝酿与讨论，理想化的、全民一致的共识都不可能出现；即使一时出现了，其实质也不过是将反对的声音、阻挠的力量尽可能降到最小。而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共识，本应是程序表决机制上同意的多数。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也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最终出台的方案也可能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改革者、立法者要有承受反弹与震荡的心理准备。改革过程也是利益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无论改革方略或立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根据社会进步和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调整。
22.3关于农村改革问题
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鼓励生育的，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人头决定兵力、地力和财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生育。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起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当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生活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愚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
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西方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人事：雇工偷懒没有，佃户漏租没有，官员贪污没有，农民起义没有。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
“革命”一词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是“循环往复”，就象四季更替一样。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看到了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
农民革命的目的——杀尽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最终结果——封建社会继续维持下去，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他们没有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现在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象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的劳动纪律，才能体会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缺少的是组织。他们比西方人自由得多。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中国农民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是短暂的，不会长久，中国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而不是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到崩溃。
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很多人认为，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农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总的来看，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方面的状况非常糟糕。一种弥散的、难以控制的、破坏性的无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长。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无序的力量正在破坏着建国以来农民组织化的对未来尚存的预期。当前农村的无序，是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从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力量。
“三农”肇始于这样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是流民。中国历代王朝都毁灭于流民之手。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有另一个称谓叫“盲流”，实际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打天下的法宝就是依靠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问题究竟在哪里？
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中国虽然是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深地在每一个人心中，包括农民自己心中。
中国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还有就是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就是愚民的，愚民首先就是愚农民。
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紧紧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徒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的限制。在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休养生息。
真正高明的政治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整个中国的潮流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对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把他们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生根。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却相差无几。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权力腐败。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带来绝对性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中国的改良为什么老是失败，就是缺少人民参加。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
“三农问题”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从所有的问题中区分出“三农问题”，在于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导致“三农问题”这一提法。所以，在“三农问题”中，我们用以评价三农领域各种现象所用的标准，其实是来自非三农领域。
经过分析，“三农问题”就转化为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巨大差异的成因，“三农问题”的对策，就是解决这个差距的政策措施。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领域的核心是经济产业。农村与农民是因产业而区分出来的，没有产业的区别，便没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而产业的转移，意味着农民身份变化和农村城市化。因此，“三农问题”实质是产业结构问题，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中国公民缺失尤其严重。
过去的“农业税”其实既不是所得税、地租或资产税，也与“农业”没有实质的联系；它其实是一种身份性贡赋，或者用舆论广泛比拟的说法，是无优免特权的臣民交纳的“皇粮国税”。
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财富，怎样使土地从理论上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改革是解放农民，使农民成为自由人。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里讲述的一个水渠被废弃的故事，针对曹锦清说的：“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者说，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吴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聪明。这里面的成本太高。
如果有人组织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与原来的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地挑战，这是挑战现政权，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烦是明智的。
在农村，没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仅仅靠谈判，靠利益引诱，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没有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在那条废渠下边，就埋藏着许多利害计算，因为帐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政权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
所谓村级民主选举，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负担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级民主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划算。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看问题，村级民主选举这种试验成功与否，形成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农民集团与迅速膨胀的官吏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
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要求行政权力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把农民全面纳入国家层层委派控制的社会组织系统中。而农民天然是分散的，“每时每刻都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传统农村社会是自治村落的松散结合，所以需要“教育农民”：时刻强力克服、控制农民和乡村社会天然的分散性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终于走入了历史检验的死胡同。
现在，农民依然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缺少现代社会组织和协调能力的群体，在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农村社会迅速出现的基层组织弱化、封建迷信抬头、宗法组织复兴等一系列现象，令人感到惊讶。
农民缺少自治能力和经验，往往成为乡村基层政权干预乡村自治的借口。这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往往有名无实，继而大量出现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集体资产被少数人控制、村民自治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这三个焦点矛盾，成为引发农民群体性反抗事件的导火线。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和恐惧，尤其在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处理群体性反抗事件过程中，出现“以民制民”、甚至默许暴力的现象，不但会激化农民与乡镇政府的矛盾，而且会使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的权威流失。
中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是层层集权、部门分割、压力行政和全能主义为基本特征。政府权力和功能过度扩张，管理职能过多，管了许多管不了、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事”的负担又直接加重了政府“人”的负担和财政困难。特别是长期以来，从上到下的各种任务和指标不断，迫使基层政府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完成任务，导致过度膨胀，最终都转变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转嫁到农民头上。
22.4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组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活动，据说现在已经有54万家国营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把国有企业一口吞下，是当今迅速致富的捷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并有志于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一是绝对不要把国有企业当成国有资产，也不要相信它是全民的财产；二是你不要费尽心机谋求企业赢利，以获得上级的奖励（这种奖励虽然不少，但与你的目标相比就太不值得了），因为一个经济效益好的老总是令人羡慕的，有些人会因此跃跃欲试，你也就干不长了；三是你要换个思路，努力把企业搞得一年不如一年，当然你要准备好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企业年年亏损，麻烦很多，你的位置就不会对人有吸引力了，你的位置反而很安稳；四是要不断向上级报告企业的困难，巧妙的诱导职工到上级机关求助，当然你要做出积极化解矛盾的样子，取得上级的信任；五是适当的提出改制方案，即“管理层收购”办法，同时对企业的资产要尽可能地评估得低一些（这是你的关键利益所在），同时要利用上级部门急于成功的心理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当这一过程变为现实的时候，你就象做梦一样成了大股东，身价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多么神气。
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辱负重的企业家。
新的政经力量登场后，国家战略开始走向寻求内部的均衡，意图防止急速的转型和过分的财富差距，将中国社会的秩序颠覆和断裂。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在艰难前进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而被凸显的财富阶层，最终演变为秉持正义的媒体和揭穿真面目者，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人们将被压迫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这往往能赢得大众的认同。
那些重大的企业丑闻，所彰显的“老板”的中国式权力膨胀，管理习惯的章法无度，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一脉相承。这表明，企业内部缺乏一场商业伦理和企业管理上的自我革新。曾经披着“全民所有制”神圣外衣的庞大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和官场规则下传承企业价值；而新生民企的价值传承，则回到血缘纽带上。
在这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中国企业界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当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财富、权力、秩序，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甚至人性对此无止境的贪婪上升为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开始习惯于追求毫无节制的成长方式了。
国有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企业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这些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人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唯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为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移给公众实现的。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在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也不容忽视和回避。
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四大产权制度尚未落实。
三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不够规范。突出表现在国企改革中的违规操作及“官商联手”。在党内和社会上腐败势力的干扰下，一些正当的制度安排，如中小企业MBO制度、职工持股制度等，有一定程度的“异化”，然后又将“异化”后造成的恶果扣到广大改革者的头上，既伤害了投资人和职工的利益，又给国企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四是理顺劳动关系与追求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产权改革中，按规则有些企业需要解除劳动关系，但解除劳动关系涉及人的利益问题，考虑到社会稳定，推进有一定难度，使一些地位处于停顿状态。
解决的办法：
一是推进以“突破垄断性行业传统格局”为重点的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二是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内部治理结构为重点内容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