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第42节
受贿但不要乱办事已经成为官场的共识。从原来的收钱乱办事到现在的收钱只是公事公办，真是一个质的飞跃：手中掌握的权力只有在利益面前该出手时才出手，否则只是袖手旁观，坐以待“币”；本该正常办理的事情，现在成了恩赐的时机和手段；既然需要公事公办的事情，为什么不鱼和熊掌兼得，即行使了公共服务职能，又坐收了丰厚之利，还收买了人情。
你送钱，我收钱为你办事，出了问题我们俩都跑不掉，这样彼此形成了生存紧密相关的现实，你才是我的人，我才是你的大哥，可以罩着你。
三不收原则：办不到或没法办的事情不收；领导或者熟人托办的事情不收；嘴巴不严的人不收。
四不收准则：领导交办的事情不收，怕领导对自己有意见，影响自己的升迁；两个人一起送的不收，怕有证人或有公款记帐；自己不愿办、不能办的不收；办不好的事情不收，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以上这些原则是贪官们内心盘踞着的一种可怕的“另类诚信”准则。这种准则造成极端恶劣的“小政治气候”，它等于给买官者吃了一颗“投入必有回报”的政治定心丸。在“小圈子内”醉生梦死，尽展贪婪本性；在工作和生活的“大圈子”里戴着廉洁的假面具。这些原则中间隐藏着“潜台词”：除了以上的三不收、四不收的情形以外，其他所有的钱都是可以收的。他是一把手，一手遮天，有多少事情是他办不了或者没法办的？既然办不成的事情不收钱，那么办成了的事，收钱就成了合乎情理的了。
这种“另类诚信”的深层目的是：“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可以大大降低东窗事发的可能性。遵循“诚信卖官”的新潜规则后，行贿者和受贿者各得好处，天知地知，不易被察觉。
这种所谓买官卖官的“诚信”，对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是极其可怕的；节日“送礼”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情感和问候的因素在内，而是赤裸裸的“现金政治交易”。
贪官是怎样炼成的？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
一是制度“作秀”，表面的制度成为了腐败的“防空洞”。好制度是要人执行的，如果贪官想动歪心思，再好的制度也是有空子可以钻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人民的公共权力成了贪官手里的橡皮筋，要长要短可以任意操纵。
二是官场潜规则盛行。官位按“经济规律”办，导致行贿受贿盛行。
三是本性意见不如山，不如身后有靠山。
在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大贪笑小贪，小贪笑不贪，笑贫不笑贪的程度。陕西女贪张改萍在贪官中就很讲“诚信”：
一是守“信用”。拿钱就办事，不拿钱就不办事，办不成事就退钱。
二是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公平”交易，根据送钱的多少衡量，有的跳级提拔，有的“正常”升迁，确保交易等值、增值。
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考察、任用、讨论都要走“正常”程序，够“民主”的；只不过，只要她不点头，谁也别想动位置，更是够“集中”的。看懂了这一潜规则，只要想当官，谁敢不孝敬她。
买官卖官，古以有之。而贪官诚信的恶果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越腐败，越升官；越升官，越腐败；边升官，边腐败，边腐败，边升官的事情屡见不鲜，投桃报李的权钱交易、按需论价的权权交易，以潜规则颠覆我们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官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划上了等号。
贪官的诚信，它扭曲了人民的荣辱观念，在交易过程中，买方和卖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兑现，他们已经构成了贪婪的利益共同体。
正因为贪官的诚信有其温和的一面，比起贪官的背信弃义来，它的杀伤力更大，它的传播会象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和复制。诸如商业贿赂的诚信、打假者对于打击对象的诚信、执法者对于违法犯罪者网开一面的诚信。。。。。。都是贪官诚信的狐朋狗友。
有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官员腐败都是从掌握实权开始的。贪官们之所以能以“诚信”把权钱变现，无非是具备两个条件：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权力凌架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对付此类“诚信”的方法只有一个：让他们的买卖因为无法兑现信用而做不成。
12.10关于权力递延问题
所谓“递延权力”，就是领导掌握的权力，经过亲友或身边工作人员之手，完成利益的交换。
这种“递延权力”，“实际上是早就存在的一种很普遍的社会腐败现象”。现实中突出的典型就是原河北省委书记、腐败分子程维高和他的两任无良秘书——李真、吴庆武。凭借程维高的权力，李、吴两人违法乱纪，为所欲为；李真还被称为“二书记”，在河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弄权谋私的“能人”。难怪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
在这种权力“递延”过程中，有三种角色：一是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二是递延权力的他们的身边人，三是迎合这种递延权力并与它作利益交换的下级或其他人。这三种角色都分两大类，一类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另一类是没有察觉这个问题或没有认识到问题性质或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犯错误者。
“官本位”思想是营造这种怪圈的文化环境。在传统社会中，当官有无限的权力，在官场又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而不论大官小官，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当了官，不仅自己在统治范围内至高无上，而且所有亲友和与他有关的人也高人一等，其中有些宠幸者本领通天，有求于官者不能不通过他们。这种“历史”残渣，还沉淀在许多人头脑中。
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这种怪圈的政治条件。由于对“绝对权力”缺乏监督，就难免品质卑劣的人乘虚而入，利用他的威信以售奸，“收买”他的周边以营私。不少领导干部正是在这方面不自觉地犯了错误。而这种情况的形成，并不仅仅是这类人物个人素质问题，主要的还是体制因素。
可见，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慎防“递延权力”。领导干部应当更好完善自己的政治品质，不仅自身奉公守法，而且从严管好身边人物。除了提高警惕，强化制度外，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顽症，扫荡“官本位”的市场。
官场递延权力现象
《学习时报》本周刊载沈士光署名文章，对官场中的“递延权利”现象进行解剖。文章指出，“递延权力”造成的危害性相当大，应该引起严重关切。文章举例说，最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呈现出的就是“递延权利”的特点，即家族占据公共权力资源。在王昭耀当选副省长后，其妻弟杨枫，原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成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其妻二弟，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妻子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做上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文章分析指出，“递延权力”主要有三大危害，第一，“递延权力”实际是围绕维护私人利益展开的。由于体制、法治等方面尚未健全，在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有不少逐利者千方百计从各个渠道打开缺口，“递延权力”正是他们利用的途径之一。如社会上被称作为“抢夫人”的现象：某个地区来了一位新领导，这个地区的单位，争着要领导夫人，并 委以重任。
第二，“递延权力”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体现的是社会公众的意志，带有明显的公共特点，维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并要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而“递延权力”把公共权力泛化，让某些不应该有权力的人行使了公共权力，这就违反了公众的意志，扭曲了公共权力人民授予的法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公共权力的价值理念。
第三，“递延权力”严重危害了公共权力的制度环境。即使制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在制度运行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使制度停留在文本阶段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是营造一个适应现代公共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个重要的文化观念，它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和社会期待等社会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制度的制定和运行。在某种程度上说，制度环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文章最后指出，“递延权力”从根本上违反了现代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它蔓延出的是人们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对公权的质疑态度。某些人对“递延权力”的利用取代了通过正常途径对公共权力的选择，使得“潜规则”流行，正当制度被贬斥和边缘化，制度的力量被消解。
对权力递延现象的思考
一、何谓权力递延
所谓权力递延就是非权力拥有者因与权力拥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接或间接行使着权力，也就是权力递延到了他们身上。以某一领导为例，他在履行领导职务的同时，也在行使领导的权力，但也可能存在，他的亲属、子女、下级乃至于朋友，都有可能利用其影响行使着权力，或影响着他行使权力，于是领导的权力递延到了他们身上。权力递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权力在载体上发生了递延。权力的载体是人，是有一定职务的人。权力在载体上发生了递延，也就是如上所述，权力拥有者的权力递延给了非权力拥有者。二是权力在时间上发生了递延。权力是领导在执行公务、履行职务时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在工作时间内是领导，行使与其职务相称的权力，工作时间外，并无特殊权力。但在现实生活中，领导被看成是权力的化身，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都充分体现出权力来，私人活动完全被公务化了，导致工作时间内的权力递延到了工作时间以外。三是权力在空间上发生了递延。就以某一领导为例，他在其工作的地方是领导，可以行使其职权，在工作外的地方，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能行使职权。但现实中，领导始终是领导，他可以通过其职务影响带来的关系，在异地同样行使其权力，这就导致了权力在空间上发生了递延。
二、权力递延的成因
权力会发生递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深层次来讲，权力发生递延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是政治权力商品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权力的根本性质。如果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人都能牢记权力这一性质，并始终做到用权为民，就不可能出现权力递延现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导干部扭曲了手中的权力，把它变成了一种发财致富的资源，一种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一种可以参与市场交换的商品。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中看，哪一件不存在权权、权钱、权色交易，权力已成为商品。由于权力具有这一特殊属性，权力寻租现象也就应运而生。由于党中央反腐力度在逐年加大，许多腐败分子纷纷落马，这使一些领导干部在用权谋私上更加小心谨慎，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规避风险的办法，如放任自己亲信、子女、亲属利用自己职务影响巧取豪夺等等，这就导致了权力递延现象的产生。另外，一些别有用心，想靠非法手段谋取巨额财富的人也看准了这一点，采取迁回的办法，巴结领导，如为领导的子女经商办企业开绿灯，向领导的亲信行贿等等，以此来赢得领导的信任，这无疑助长了权力的递延。其二是公共权力的私人化。领导者手中的权力，严格来说是一种公共权力，这种权力来自人民大众，从本质上讲是代表国家履行行政管理和服务公众的职能。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把领导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国家和政府在有些人眼中是抽象的，而各级领导却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领导按政策正常为大家办的事，本来是分内的应尽的义务，却被某些人看成是领导个人对自己的特殊关照或恩赐，于是对领导感恩图报，无形中把一种依法行政的公众行为变成了个人的施恩行为，公权被人为的私化了。其三是神圣权力的世俗化。权力是庄严神圣的，但权力的载体是人，权力的行使也是通过人的行为完成的，所以难免要打上具体人的烙印。
从浅层次讲，权力发生递延也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是领导有意递延权力。其二是领导的亲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的职务影响谋利。其三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下属媚权心理，导致了权力递延。一些为官者不认真工作，不以优异的政绩获取职务上的提升，而是处处迎逢领导，甚至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只要是与领导有一定关系的人，就百般巴结，不管他们办什么事，甚至违反原则、纪律的事，都一路“绿灯”，使权力发生了递延。这种权力递延，是下属惯出来的。
三、防止权力递延的对策
（一）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教育
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教育，首先必须进一步弄清权力的性质，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它来自于民、用之于民，只有每个党员干部真正认清了权力的性质和来源，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把权力看成一种责任，在行使权力时才能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这样权力才可能不被异化、扭曲、变质和寻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力递延。其次是加强正反典型教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用权为民的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教育，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警示教育。再次是加强群众的权力观教育。
（二）要切实加大对各级领导干部社交圈、娱乐圈、生活圈的监督力度
如不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很容易使权力递延到工作时间、范围以外，这就要切实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娱乐圈的监督。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向家庭和社会延伸，针对八小时之外监督管理的盲点和软肋，通过开展比如“廉内助”等教育活动，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的反腐倡廉教育和家庭防范教育，构筑监督的“辅助”防线，有效杜绝和减少妻子的枕边风，亲朋的“照顾情”，子女的“软廉功”以及各类“应酬风”对领导干部的干扰。
（三）要切实加大领导干部反腐败工作责任追究力度
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做到洁身自好，同时也要管好自己的妻子、儿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也要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这也是领导干部的一份职责。一份教育管理的责任，如果他们出了问题，说明领导干部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属于失职行为，追究各种失职行为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四）要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
反腐倡廉是一项社会工程，而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人人喊而打之的舆论氛围，这样腐败现象就没有了市场。
加强“递延权力”监督的思考
“递延权力”是指领导干部身边的家属、子女、亲友及秘书等工作人员借助领导权力、地位、威信等影响，享有并行使的一种附庸权力，是由领导职务衍生出来的权力，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定义摘于《领导科学》）。
当前，各级组织都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与管理，但往往只注重对领导职务权力的监督，而忽视和放松对“递延权力”的监督，导致由其引发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其实，“递延权力”腐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递延权力”具有“隐身性”，更易导致隐性腐败。“递延权力”腐败不是领导者所为，因而也一般不易被察觉，其隐身性很强，往往领导的亲属、秘书等借其权力犯案后，领导者本人却蒙在鼓中，备受其害。
二是“递延权力”腐败明显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极易有损领导形象。很显然，领导者身边的人借领导手中的权力行自己之便，往往在干群中造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错觉与误区，人们极容易错误地认为“领导身边的人可违所欲为”，由此产生极坏影响，并有损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从而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三是“递延权力”腐败造成的后果更严重。领导者身边的人利用领导权力谋私利往往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因为它是“借鸡生蛋”，所以往往不计后果，即使出了问题，也认为前面有领导扛着，所以往往造成的犯罪实事更严重，影响更坏。
鉴此，“递延权力”监督应引起各级组织的重视，那么，如何监督呢？
一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从源头入手，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权力观的教育。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并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经常开展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教育，使之真正心为民想、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坚持掌权为公，执政为民。同时，要教育和引导他们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用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教育和影响身边的人抵御各种诱惑。
二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截断“递延权力”的传递途径，着力管好领导干部身边的人。管好领导干部身边的人，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管好配偶、子女的一系列规定，细化、硬化各项具体措施，让他们静有其位、动有其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人员的警示教育，增强他们的免疫力。要充分发挥好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表现和领导干部身边人员日常行为的监督。
三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一方面，积极适应“入世”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机构改革力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审批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降低诱发“递延权力”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对人事任免、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实行“票决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切实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或“走私”。
四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对权力运行实行全程监督，健全完善防范预警机制。要完善并坚持个人财产申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积极探索个人财产公示等制度，为群众监督提供便利条件。要建立党风建设领导责任追究制，谁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推行公开选用、定期轮岗、任职回避等制度，干部调动时严禁带秘书。要创新监督机制，逐步实现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从根本上减少和防止“递延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
“递延权力”现象，关键在于权力者自身
“递延权力”是个什么权力？家族侵占公共权力资源这种现象被作家周梅森称为“递延权力”。在《绝对权力》一书中他写到：“作为领导干部的权力，除了党和政府赋予的绝对权力外，还有递延权力，比如说，一个市长的夫人被安排在了一个单位，也许市长并不会告诉该单位的领导要如何如何地提拔她，但是市长的秘书或者说是该单位的一些领导会主动去做一些取悦于市长的事情。以前很多作品一说到反腐败，就单纯把目光盯向了领导干部，其实这种由‘下面的人’干出来的事危害也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权力是在正派者的手中，但是通过诸如秘书、下属，甚至社会等第三者的递延，腐败便滋生了。”
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其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是用来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还是用来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成为区分权力观进步与腐朽、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也是权力观的核心内容。“递延权力”现象的出现，应该说是一种严重以权谋私，是对正确权力观的扭曲，是对人民所赋予权力的亵渎。权力外延的扩散，并逐渐形成一种虚幻的光环。就像古时所称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是一个道理，这种权力观具有明显的封建社会的烙印。最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家族占据公共权力资源，王昭耀一家被称为“安徽第一权力家族”。在王昭耀当选副省长后，其妻弟杨枫，原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成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其妻二弟，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妻子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做上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如果没有王昭耀呢？没有他身居省委副书记的高位呢？那么“安徽第一权力家族”还会出现吗？所以说：“鸡犬”之所以能够升天，关键在于“一人”得道后的表现，这个“道”可以是光明大道，可以是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看来王昭耀所得之“道”非前“道”也，以至王家鸡犬得以升天。现在议论此事，虽有“棒打落水狗”之嫌，但这个“棒子”举的好，不但要举的高高，更要狠狠的打下去，要妙杀这种“权力家族”现象的蔓延，这样才会争得民意，赢得民心。
12.11关于家庭腐败问题
古往今来，官和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有多大，权就有多大。有官就有位，有位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威。所以，“官”在职业排位中属于首位，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小官，想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想做更大的官。官场中人又以男性居多，所以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当官、当大官。因为只要做官的男人手中有权，做“官太太”的就或多或少地与某些“特权”相伴随。
那么，“官太太”有哪些“特权”呢？有文章归纳为：公车附加使用权、公款消费参与权、公私馈赠接受权、特殊指令代理权、干部任免建议权、内幕信息披露权、经商办企优惠权、提拔晋升优先权等。这些特权有的是官员夫妻主动争取或者强索的，有的则是“身边人”或者“下边人”自觉营造或奉送的。正是有了这些“特权”，有的“官太太”比巨贪还贪。当男人还处于“有贼心没有贼胆”的时候，“官太太”自己已经捷足先登，提前进入角色。正是这些“官太太”们的贪欲、自私与享受，毁了自己的丈夫，严格地讲，她们是杀害丈夫的真凶。妻贤夫祸少，古来使然；妻贪夫遭殃，今天活证。
在反腐败中有这样一句话：夫人的项链可能就是丈夫的锁链。却同时告诉人们一个行贿的诀窍——找夫人。事实上，多少人的行贿都是通过夫人实现的。只要夫人动心了，收下了，丈夫就是刀枪不入，对老婆也毫无办法。
当官与家属在一起很麻烦，家里天天有人送礼；如果一个人，只要自己把好关就行了，家一搬去要堵好几个门户。到时候老婆的工作，孩子的教育，都有人给你操心，你不得不领好多人情。干部不敢找你，却敢找你老婆。家属一天给你出个主义，不听都不行，你不知道她出这些主义是因为收了别人的贿赂，还是听了别人的一面之词。如果你要认真，家里就得天天吵架，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就会酿成大错。
所谓“家族腐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因为如果不出意外，一切权力腐败必然导致家族腐败或者家庭腐败。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这就是权力腐败。但是，我们从未见过自私到只为自己一个人牟取私利的腐败官员。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取私利等等。利欲熏心的官员们无论是积极主动出击、以权敛财，还是守株待兔、愿者上钩，权力腐败的“阳光雨露”总是“无私”地播撒在自己妻子儿女的头上。而在诱人的利益面前，我们更没有见到哪个贪官污吏的家庭或者成员有过符合法纪底线的行为。
并且，从权力腐败的过程看，官员个人腐败与家族腐败胶着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死圈之中，二者紧密得无法分别。比如，在众多“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案件中，我们无法分辨是“儿子”为了谋取不法利益诱使“老子”滥用了权力，还是“老子”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利用“儿子”做自己的“遮羞布”；我们搞不清楚是妻子的贪欲击溃了丈夫的理智，还是丈夫的贪欲毁灭了妻子的人生。其实，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一个“双赢”的大目标下，“老子”和“儿子”，“丈夫”和“妻子”配合默契、协同作战、步调一致如一人。
更为关键的是：家庭或者家族极容易成为最坚实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信息共享和利益兼容程度最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志最为坚固，对外界进犯力量的抵抗能力也最强大。因此，竭制权力腐败，防范的对象不仅是官员个人，而必须是其整个家庭或者家族。我们非但不能寄希望于“廉内助”或者“小眼睛看住大眼睛”等作秀式的反腐败措施，而且要将权力掌握者的家庭和家族纳入重点监督的范围。
如何让官员“亲戚”的数量成为常数
为澄清越来越多的“七姑八姨”，海南省委书记、省长卫留成日前向参加该省经济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详细谈了自己的家属情况。他无奈地表示，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当省长时亲戚就比以前多出很多，现在当书记了，“亲戚”也许会更多，“亲戚”的数量与官职高低成正比
卫留成言许多官员之所不能言，道出了“‘亲戚’的数量与官职高低成正比(也即与权力大小成正比)”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足见坦荡和无畏。
其实，俗话所说的“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早已揭示出了类似的“哲理”。既然位置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而权力往往又比金钱更管用、更有尊严，那么“亲戚”越来越多，实在不难理解。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一走茶就凉”——权力一旦失去，马上就由“车如流水马如龙”变为“门前冷落鞍马稀”。
官越大亲戚越多的现实，无非说明了一点：官越大利用价值越大，权力越大则其向外递延的空间也越大。“亲戚”们想做的，也只不过是充分挖掘官员的利用价值，以为“我”所用。实际上，真正亲的亲戚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利用价值一大，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来“攀亲”。这里面不乏自充小辈来认干亲的——“奴性的人总是按照他人的法规生活”，也不乏扯大旗作虎皮行狐假虎威之事的。
到官员这里来“攀亲”的为什么多？那是因为成为官员的“亲戚”才好办事、才容易获取利益。而这，正体现出熟人社会的鲜明特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在程度上的伸缩”。既然如此，某些人竞相成为拥有权力者的熟人，也就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知，要让官员“亲戚”的数量成为常数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权力没有那么大的缝隙，可利用价值极其有限，“含金量”大大降低，官员不能随意打招呼、批条子，不能任意突破法律。
卫留成公开自己直系亲属的情况，表明了勇于接受监督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赞赏的。而事实上，进行这样的信息公开是为官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仅靠自觉，而是必须这么做。在法治国家，公务员的家庭财产以及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等，都是向社会公开的。因为只有充分进行公开，官员手中的权力才是可监督的。要想让官员的“亲戚”不再对权力趋之若鹜，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应通过实行金融实名制、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来增加监督的可操作性。
当然，仅有这样的公开并不够。如果权力一滥用，比如官员为“亲戚”谋取了不当利益，民意立刻就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滥用权力者马上就会受到纪检监察人员的调查，就会被人大代表向权力机关提请质询、问责、罢免，而不再是往往只由上级决定其命运，那么我想，官员“亲戚”的数量就不会随着官位的改变而改变了。
权力家族现象已成官场腐败新动向
大文豪莎士比亚曾经诅咒“万恶的金钱”———“金子啊，是多么的神奇，它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难的变成易的，穷的变成富的，无耻的成为高尚的。”权力同样具有催化作用，一个王昭耀就使整个王氏家族人人具有权力磁性，跻身厅级处级行列，连货车司机也能被包装成组织部部长！这幕现代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权力家族化、家族权力化，俨然成为时下官场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除了王昭耀的安徽“第一权力家庭”，被挖出来的家族窝贪还有不少，如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家庭、湖南原省政府副秘书长王道生家庭等。贪官们已不局限于做“衙内”的庇护伞，而是通过权力交易、权力置换等瞒天过海之法，与其他权力家庭、权力关系进行利益交换，将妻儿家人以及七大姑八大姨直接推向权力前台。如此近亲繁殖，不仅增加了权力的边际效益、扩大腐败收益，也使权力根基更为牢固和隐蔽，即使自己日后退休下台，权力也不会过期作废。
运作模式类似于传销的“权力家庭”，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多方位的。王昭耀、杨大爱及其子王伟专卖厅局级官帽子和含金量高的商业利益，收获上千万元；杨枫集中批发处级官位和含金量次之的商业利益，收受48人126次的财物；而杨哲信则不择手段地通过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卖出69顶乡镇科级红顶子，获利百万。而这上百个买主又仿效此法，将权钱交易“传销”下去，整个灵璧、阜阳、宣城乃至安徽的官场焉能太平？！
什么孕育了“权力家族”？变本加厉的“权力家族”把社会风气引向何处？这些都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对王昭耀、杨枫、杨哲信这几个特大毒瘤的定点清除，尚属反腐斗争的第一役，彻底摸清权力传销链并一网打尽，将“权力家族”的家丁、奴才和官场渎职失察者清理出局，恢复法纪尊严和制度防火墙的功能，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
查一查有多少“权力家族”？
“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怎样形成的？报道称，始于王昭耀当选副省长那年。其妻杨大爱在设宴为夫君举杯庆贺时说，“你如今做了副部级官员，千万别忘了对我娘家亲戚多加提携哦！”王昭耀当场拍着胸脯承应下来。不久，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的杨枫便当上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之后，几经运作，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杨大爱本人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顺顺当当地做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形象概括封建官场裙带关系盛行的成语，而今可以说被王昭耀演绎得淋漓尽致。“王氏权力家族”之所以能在当地逍遥十余年之久，我看至少折射出当下官场普遍存在的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党管干部成了主政官员说了算。在一些地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同虚设，组织部门对拟用干部的考察仅仅是走个程序，用谁或不用谁，最终都由主管领导一锤定音。杨枫从政之初其所以可以“坐火箭”，从一名普通教师升任市气象局局长，关键在于王昭耀当时是分管气象的副省长。后来，王昭耀被任命为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成了当地权倾一时的“政坛大佬”。此时，他要继续“培养”一下自己的两个小舅子，估计只须让秘书给组织部门打个招呼也就成了。谁敢不给省委副书记面子？
二是不排除相关部门主动“培养”高官亲属的可能。尽管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由王昭耀在其妻子鼓动之下构建的。但仅凭直觉，我以为作为省委副书记，公开伸手为妻儿要官的可能性似手并不太大，而且他也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一般来说，相关部门为间接讨好堂堂的王大书记，为其妻儿封官许愿的几率或许反而要高一些。事实上，无论哪个中央部委和省市，省部级高官的妻子、儿女，不管工作能力如何，只要是国家公务人员，没挂处级头衔的恐怕不会太多。
王昭耀“权力家族”的崩溃缘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家族成员涉嫌经济犯罪，而非事发于用人上的腐败。这就更让人顿生杞忧：以家族成员为中心的官场利益集体，由于上下都有照应，其腐败能量是不是更大？如此非程序“近亲繁殖”将对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为此，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对省部级高官及其配偶直接亲属的任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看看其中还有多少王昭耀式的“权力家族”。
你送钱，我收钱为你办事，出了问题我们俩都跑不掉，这样彼此形成了生存紧密相关的现实，你才是我的人，我才是你的大哥，可以罩着你。
三不收原则：办不到或没法办的事情不收；领导或者熟人托办的事情不收；嘴巴不严的人不收。
四不收准则：领导交办的事情不收，怕领导对自己有意见，影响自己的升迁；两个人一起送的不收，怕有证人或有公款记帐；自己不愿办、不能办的不收；办不好的事情不收，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以上这些原则是贪官们内心盘踞着的一种可怕的“另类诚信”准则。这种准则造成极端恶劣的“小政治气候”，它等于给买官者吃了一颗“投入必有回报”的政治定心丸。在“小圈子内”醉生梦死，尽展贪婪本性；在工作和生活的“大圈子”里戴着廉洁的假面具。这些原则中间隐藏着“潜台词”：除了以上的三不收、四不收的情形以外，其他所有的钱都是可以收的。他是一把手，一手遮天，有多少事情是他办不了或者没法办的？既然办不成的事情不收钱，那么办成了的事，收钱就成了合乎情理的了。
这种“另类诚信”的深层目的是：“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可以大大降低东窗事发的可能性。遵循“诚信卖官”的新潜规则后，行贿者和受贿者各得好处，天知地知，不易被察觉。
这种所谓买官卖官的“诚信”，对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是极其可怕的；节日“送礼”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情感和问候的因素在内，而是赤裸裸的“现金政治交易”。
贪官是怎样炼成的？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
一是制度“作秀”，表面的制度成为了腐败的“防空洞”。好制度是要人执行的，如果贪官想动歪心思，再好的制度也是有空子可以钻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人民的公共权力成了贪官手里的橡皮筋，要长要短可以任意操纵。
二是官场潜规则盛行。官位按“经济规律”办，导致行贿受贿盛行。
三是本性意见不如山，不如身后有靠山。
在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大贪笑小贪，小贪笑不贪，笑贫不笑贪的程度。陕西女贪张改萍在贪官中就很讲“诚信”：
一是守“信用”。拿钱就办事，不拿钱就不办事，办不成事就退钱。
二是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公平”交易，根据送钱的多少衡量，有的跳级提拔，有的“正常”升迁，确保交易等值、增值。
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考察、任用、讨论都要走“正常”程序，够“民主”的；只不过，只要她不点头，谁也别想动位置，更是够“集中”的。看懂了这一潜规则，只要想当官，谁敢不孝敬她。
买官卖官，古以有之。而贪官诚信的恶果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越腐败，越升官；越升官，越腐败；边升官，边腐败，边腐败，边升官的事情屡见不鲜，投桃报李的权钱交易、按需论价的权权交易，以潜规则颠覆我们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官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划上了等号。
贪官的诚信，它扭曲了人民的荣辱观念，在交易过程中，买方和卖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兑现，他们已经构成了贪婪的利益共同体。
正因为贪官的诚信有其温和的一面，比起贪官的背信弃义来，它的杀伤力更大，它的传播会象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和复制。诸如商业贿赂的诚信、打假者对于打击对象的诚信、执法者对于违法犯罪者网开一面的诚信。。。。。。都是贪官诚信的狐朋狗友。
有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官员腐败都是从掌握实权开始的。贪官们之所以能以“诚信”把权钱变现，无非是具备两个条件：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权力凌架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对付此类“诚信”的方法只有一个：让他们的买卖因为无法兑现信用而做不成。
12.10关于权力递延问题
所谓“递延权力”，就是领导掌握的权力，经过亲友或身边工作人员之手，完成利益的交换。
这种“递延权力”，“实际上是早就存在的一种很普遍的社会腐败现象”。现实中突出的典型就是原河北省委书记、腐败分子程维高和他的两任无良秘书——李真、吴庆武。凭借程维高的权力，李、吴两人违法乱纪，为所欲为；李真还被称为“二书记”，在河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弄权谋私的“能人”。难怪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
在这种权力“递延”过程中，有三种角色：一是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二是递延权力的他们的身边人，三是迎合这种递延权力并与它作利益交换的下级或其他人。这三种角色都分两大类，一类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另一类是没有察觉这个问题或没有认识到问题性质或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犯错误者。
“官本位”思想是营造这种怪圈的文化环境。在传统社会中，当官有无限的权力，在官场又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而不论大官小官，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当了官，不仅自己在统治范围内至高无上，而且所有亲友和与他有关的人也高人一等，其中有些宠幸者本领通天，有求于官者不能不通过他们。这种“历史”残渣，还沉淀在许多人头脑中。
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这种怪圈的政治条件。由于对“绝对权力”缺乏监督，就难免品质卑劣的人乘虚而入，利用他的威信以售奸，“收买”他的周边以营私。不少领导干部正是在这方面不自觉地犯了错误。而这种情况的形成，并不仅仅是这类人物个人素质问题，主要的还是体制因素。
可见，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慎防“递延权力”。领导干部应当更好完善自己的政治品质，不仅自身奉公守法，而且从严管好身边人物。除了提高警惕，强化制度外，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顽症，扫荡“官本位”的市场。
官场递延权力现象
《学习时报》本周刊载沈士光署名文章，对官场中的“递延权利”现象进行解剖。文章指出，“递延权力”造成的危害性相当大，应该引起严重关切。文章举例说，最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呈现出的就是“递延权利”的特点，即家族占据公共权力资源。在王昭耀当选副省长后，其妻弟杨枫，原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成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其妻二弟，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妻子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做上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文章分析指出，“递延权力”主要有三大危害，第一，“递延权力”实际是围绕维护私人利益展开的。由于体制、法治等方面尚未健全，在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有不少逐利者千方百计从各个渠道打开缺口，“递延权力”正是他们利用的途径之一。如社会上被称作为“抢夫人”的现象：某个地区来了一位新领导，这个地区的单位，争着要领导夫人，并 委以重任。
第二，“递延权力”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体现的是社会公众的意志，带有明显的公共特点，维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并要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而“递延权力”把公共权力泛化，让某些不应该有权力的人行使了公共权力，这就违反了公众的意志，扭曲了公共权力人民授予的法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公共权力的价值理念。
第三，“递延权力”严重危害了公共权力的制度环境。即使制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在制度运行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使制度停留在文本阶段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是营造一个适应现代公共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个重要的文化观念，它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和社会期待等社会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制度的制定和运行。在某种程度上说，制度环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文章最后指出，“递延权力”从根本上违反了现代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它蔓延出的是人们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对公权的质疑态度。某些人对“递延权力”的利用取代了通过正常途径对公共权力的选择，使得“潜规则”流行，正当制度被贬斥和边缘化，制度的力量被消解。
对权力递延现象的思考
一、何谓权力递延
所谓权力递延就是非权力拥有者因与权力拥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接或间接行使着权力，也就是权力递延到了他们身上。以某一领导为例，他在履行领导职务的同时，也在行使领导的权力，但也可能存在，他的亲属、子女、下级乃至于朋友，都有可能利用其影响行使着权力，或影响着他行使权力，于是领导的权力递延到了他们身上。权力递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权力在载体上发生了递延。权力的载体是人，是有一定职务的人。权力在载体上发生了递延，也就是如上所述，权力拥有者的权力递延给了非权力拥有者。二是权力在时间上发生了递延。权力是领导在执行公务、履行职务时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在工作时间内是领导，行使与其职务相称的权力，工作时间外，并无特殊权力。但在现实生活中，领导被看成是权力的化身，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都充分体现出权力来，私人活动完全被公务化了，导致工作时间内的权力递延到了工作时间以外。三是权力在空间上发生了递延。就以某一领导为例，他在其工作的地方是领导，可以行使其职权，在工作外的地方，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能行使职权。但现实中，领导始终是领导，他可以通过其职务影响带来的关系，在异地同样行使其权力，这就导致了权力在空间上发生了递延。
二、权力递延的成因
权力会发生递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深层次来讲，权力发生递延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是政治权力商品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权力的根本性质。如果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人都能牢记权力这一性质，并始终做到用权为民，就不可能出现权力递延现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导干部扭曲了手中的权力，把它变成了一种发财致富的资源，一种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一种可以参与市场交换的商品。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中看，哪一件不存在权权、权钱、权色交易，权力已成为商品。由于权力具有这一特殊属性，权力寻租现象也就应运而生。由于党中央反腐力度在逐年加大，许多腐败分子纷纷落马，这使一些领导干部在用权谋私上更加小心谨慎，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规避风险的办法，如放任自己亲信、子女、亲属利用自己职务影响巧取豪夺等等，这就导致了权力递延现象的产生。另外，一些别有用心，想靠非法手段谋取巨额财富的人也看准了这一点，采取迁回的办法，巴结领导，如为领导的子女经商办企业开绿灯，向领导的亲信行贿等等，以此来赢得领导的信任，这无疑助长了权力的递延。其二是公共权力的私人化。领导者手中的权力，严格来说是一种公共权力，这种权力来自人民大众，从本质上讲是代表国家履行行政管理和服务公众的职能。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把领导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国家和政府在有些人眼中是抽象的，而各级领导却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领导按政策正常为大家办的事，本来是分内的应尽的义务，却被某些人看成是领导个人对自己的特殊关照或恩赐，于是对领导感恩图报，无形中把一种依法行政的公众行为变成了个人的施恩行为，公权被人为的私化了。其三是神圣权力的世俗化。权力是庄严神圣的，但权力的载体是人，权力的行使也是通过人的行为完成的，所以难免要打上具体人的烙印。
从浅层次讲，权力发生递延也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是领导有意递延权力。其二是领导的亲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的职务影响谋利。其三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下属媚权心理，导致了权力递延。一些为官者不认真工作，不以优异的政绩获取职务上的提升，而是处处迎逢领导，甚至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只要是与领导有一定关系的人，就百般巴结，不管他们办什么事，甚至违反原则、纪律的事，都一路“绿灯”，使权力发生了递延。这种权力递延，是下属惯出来的。
三、防止权力递延的对策
（一）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教育
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教育，首先必须进一步弄清权力的性质，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它来自于民、用之于民，只有每个党员干部真正认清了权力的性质和来源，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把权力看成一种责任，在行使权力时才能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这样权力才可能不被异化、扭曲、变质和寻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力递延。其次是加强正反典型教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用权为民的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教育，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警示教育。再次是加强群众的权力观教育。
（二）要切实加大对各级领导干部社交圈、娱乐圈、生活圈的监督力度
如不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很容易使权力递延到工作时间、范围以外，这就要切实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娱乐圈的监督。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向家庭和社会延伸，针对八小时之外监督管理的盲点和软肋，通过开展比如“廉内助”等教育活动，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的反腐倡廉教育和家庭防范教育，构筑监督的“辅助”防线，有效杜绝和减少妻子的枕边风，亲朋的“照顾情”，子女的“软廉功”以及各类“应酬风”对领导干部的干扰。
（三）要切实加大领导干部反腐败工作责任追究力度
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做到洁身自好，同时也要管好自己的妻子、儿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也要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这也是领导干部的一份职责。一份教育管理的责任，如果他们出了问题，说明领导干部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属于失职行为，追究各种失职行为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四）要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
反腐倡廉是一项社会工程，而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人人喊而打之的舆论氛围，这样腐败现象就没有了市场。
加强“递延权力”监督的思考
“递延权力”是指领导干部身边的家属、子女、亲友及秘书等工作人员借助领导权力、地位、威信等影响，享有并行使的一种附庸权力，是由领导职务衍生出来的权力，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定义摘于《领导科学》）。
当前，各级组织都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与管理，但往往只注重对领导职务权力的监督，而忽视和放松对“递延权力”的监督，导致由其引发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其实，“递延权力”腐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递延权力”具有“隐身性”，更易导致隐性腐败。“递延权力”腐败不是领导者所为，因而也一般不易被察觉，其隐身性很强，往往领导的亲属、秘书等借其权力犯案后，领导者本人却蒙在鼓中，备受其害。
二是“递延权力”腐败明显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极易有损领导形象。很显然，领导者身边的人借领导手中的权力行自己之便，往往在干群中造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错觉与误区，人们极容易错误地认为“领导身边的人可违所欲为”，由此产生极坏影响，并有损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从而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三是“递延权力”腐败造成的后果更严重。领导者身边的人利用领导权力谋私利往往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因为它是“借鸡生蛋”，所以往往不计后果，即使出了问题，也认为前面有领导扛着，所以往往造成的犯罪实事更严重，影响更坏。
鉴此，“递延权力”监督应引起各级组织的重视，那么，如何监督呢？
一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从源头入手，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权力观的教育。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并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经常开展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教育，使之真正心为民想、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坚持掌权为公，执政为民。同时，要教育和引导他们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用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教育和影响身边的人抵御各种诱惑。
二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截断“递延权力”的传递途径，着力管好领导干部身边的人。管好领导干部身边的人，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管好配偶、子女的一系列规定，细化、硬化各项具体措施，让他们静有其位、动有其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人员的警示教育，增强他们的免疫力。要充分发挥好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表现和领导干部身边人员日常行为的监督。
三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一方面，积极适应“入世”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机构改革力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审批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降低诱发“递延权力”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对人事任免、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实行“票决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切实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或“走私”。
四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对权力运行实行全程监督，健全完善防范预警机制。要完善并坚持个人财产申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积极探索个人财产公示等制度，为群众监督提供便利条件。要建立党风建设领导责任追究制，谁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推行公开选用、定期轮岗、任职回避等制度，干部调动时严禁带秘书。要创新监督机制，逐步实现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从根本上减少和防止“递延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
“递延权力”现象，关键在于权力者自身
“递延权力”是个什么权力？家族侵占公共权力资源这种现象被作家周梅森称为“递延权力”。在《绝对权力》一书中他写到：“作为领导干部的权力，除了党和政府赋予的绝对权力外，还有递延权力，比如说，一个市长的夫人被安排在了一个单位，也许市长并不会告诉该单位的领导要如何如何地提拔她，但是市长的秘书或者说是该单位的一些领导会主动去做一些取悦于市长的事情。以前很多作品一说到反腐败，就单纯把目光盯向了领导干部，其实这种由‘下面的人’干出来的事危害也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权力是在正派者的手中，但是通过诸如秘书、下属，甚至社会等第三者的递延，腐败便滋生了。”
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其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是用来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还是用来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成为区分权力观进步与腐朽、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也是权力观的核心内容。“递延权力”现象的出现，应该说是一种严重以权谋私，是对正确权力观的扭曲，是对人民所赋予权力的亵渎。权力外延的扩散，并逐渐形成一种虚幻的光环。就像古时所称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是一个道理，这种权力观具有明显的封建社会的烙印。最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家族占据公共权力资源，王昭耀一家被称为“安徽第一权力家族”。在王昭耀当选副省长后，其妻弟杨枫，原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成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其妻二弟，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妻子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做上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如果没有王昭耀呢？没有他身居省委副书记的高位呢？那么“安徽第一权力家族”还会出现吗？所以说：“鸡犬”之所以能够升天，关键在于“一人”得道后的表现，这个“道”可以是光明大道，可以是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看来王昭耀所得之“道”非前“道”也，以至王家鸡犬得以升天。现在议论此事，虽有“棒打落水狗”之嫌，但这个“棒子”举的好，不但要举的高高，更要狠狠的打下去，要妙杀这种“权力家族”现象的蔓延，这样才会争得民意，赢得民心。
12.11关于家庭腐败问题
古往今来，官和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有多大，权就有多大。有官就有位，有位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威。所以，“官”在职业排位中属于首位，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小官，想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想做更大的官。官场中人又以男性居多，所以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当官、当大官。因为只要做官的男人手中有权，做“官太太”的就或多或少地与某些“特权”相伴随。
那么，“官太太”有哪些“特权”呢？有文章归纳为：公车附加使用权、公款消费参与权、公私馈赠接受权、特殊指令代理权、干部任免建议权、内幕信息披露权、经商办企优惠权、提拔晋升优先权等。这些特权有的是官员夫妻主动争取或者强索的，有的则是“身边人”或者“下边人”自觉营造或奉送的。正是有了这些“特权”，有的“官太太”比巨贪还贪。当男人还处于“有贼心没有贼胆”的时候，“官太太”自己已经捷足先登，提前进入角色。正是这些“官太太”们的贪欲、自私与享受，毁了自己的丈夫，严格地讲，她们是杀害丈夫的真凶。妻贤夫祸少，古来使然；妻贪夫遭殃，今天活证。
在反腐败中有这样一句话：夫人的项链可能就是丈夫的锁链。却同时告诉人们一个行贿的诀窍——找夫人。事实上，多少人的行贿都是通过夫人实现的。只要夫人动心了，收下了，丈夫就是刀枪不入，对老婆也毫无办法。
当官与家属在一起很麻烦，家里天天有人送礼；如果一个人，只要自己把好关就行了，家一搬去要堵好几个门户。到时候老婆的工作，孩子的教育，都有人给你操心，你不得不领好多人情。干部不敢找你，却敢找你老婆。家属一天给你出个主义，不听都不行，你不知道她出这些主义是因为收了别人的贿赂，还是听了别人的一面之词。如果你要认真，家里就得天天吵架，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就会酿成大错。
所谓“家族腐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因为如果不出意外，一切权力腐败必然导致家族腐败或者家庭腐败。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这就是权力腐败。但是，我们从未见过自私到只为自己一个人牟取私利的腐败官员。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取私利等等。利欲熏心的官员们无论是积极主动出击、以权敛财，还是守株待兔、愿者上钩，权力腐败的“阳光雨露”总是“无私”地播撒在自己妻子儿女的头上。而在诱人的利益面前，我们更没有见到哪个贪官污吏的家庭或者成员有过符合法纪底线的行为。
并且，从权力腐败的过程看，官员个人腐败与家族腐败胶着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死圈之中，二者紧密得无法分别。比如，在众多“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案件中，我们无法分辨是“儿子”为了谋取不法利益诱使“老子”滥用了权力，还是“老子”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利用“儿子”做自己的“遮羞布”；我们搞不清楚是妻子的贪欲击溃了丈夫的理智，还是丈夫的贪欲毁灭了妻子的人生。其实，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一个“双赢”的大目标下，“老子”和“儿子”，“丈夫”和“妻子”配合默契、协同作战、步调一致如一人。
更为关键的是：家庭或者家族极容易成为最坚实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信息共享和利益兼容程度最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志最为坚固，对外界进犯力量的抵抗能力也最强大。因此，竭制权力腐败，防范的对象不仅是官员个人，而必须是其整个家庭或者家族。我们非但不能寄希望于“廉内助”或者“小眼睛看住大眼睛”等作秀式的反腐败措施，而且要将权力掌握者的家庭和家族纳入重点监督的范围。
如何让官员“亲戚”的数量成为常数
为澄清越来越多的“七姑八姨”，海南省委书记、省长卫留成日前向参加该省经济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详细谈了自己的家属情况。他无奈地表示，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当省长时亲戚就比以前多出很多，现在当书记了，“亲戚”也许会更多，“亲戚”的数量与官职高低成正比
卫留成言许多官员之所不能言，道出了“‘亲戚’的数量与官职高低成正比(也即与权力大小成正比)”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足见坦荡和无畏。
其实，俗话所说的“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早已揭示出了类似的“哲理”。既然位置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而权力往往又比金钱更管用、更有尊严，那么“亲戚”越来越多，实在不难理解。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一走茶就凉”——权力一旦失去，马上就由“车如流水马如龙”变为“门前冷落鞍马稀”。
官越大亲戚越多的现实，无非说明了一点：官越大利用价值越大，权力越大则其向外递延的空间也越大。“亲戚”们想做的，也只不过是充分挖掘官员的利用价值，以为“我”所用。实际上，真正亲的亲戚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利用价值一大，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来“攀亲”。这里面不乏自充小辈来认干亲的——“奴性的人总是按照他人的法规生活”，也不乏扯大旗作虎皮行狐假虎威之事的。
到官员这里来“攀亲”的为什么多？那是因为成为官员的“亲戚”才好办事、才容易获取利益。而这，正体现出熟人社会的鲜明特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在程度上的伸缩”。既然如此，某些人竞相成为拥有权力者的熟人，也就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知，要让官员“亲戚”的数量成为常数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权力没有那么大的缝隙，可利用价值极其有限，“含金量”大大降低，官员不能随意打招呼、批条子，不能任意突破法律。
卫留成公开自己直系亲属的情况，表明了勇于接受监督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赞赏的。而事实上，进行这样的信息公开是为官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仅靠自觉，而是必须这么做。在法治国家，公务员的家庭财产以及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等，都是向社会公开的。因为只有充分进行公开，官员手中的权力才是可监督的。要想让官员的“亲戚”不再对权力趋之若鹜，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应通过实行金融实名制、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来增加监督的可操作性。
当然，仅有这样的公开并不够。如果权力一滥用，比如官员为“亲戚”谋取了不当利益，民意立刻就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滥用权力者马上就会受到纪检监察人员的调查，就会被人大代表向权力机关提请质询、问责、罢免，而不再是往往只由上级决定其命运，那么我想，官员“亲戚”的数量就不会随着官位的改变而改变了。
权力家族现象已成官场腐败新动向
大文豪莎士比亚曾经诅咒“万恶的金钱”———“金子啊，是多么的神奇，它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难的变成易的，穷的变成富的，无耻的成为高尚的。”权力同样具有催化作用，一个王昭耀就使整个王氏家族人人具有权力磁性，跻身厅级处级行列，连货车司机也能被包装成组织部部长！这幕现代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权力家族化、家族权力化，俨然成为时下官场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除了王昭耀的安徽“第一权力家庭”，被挖出来的家族窝贪还有不少，如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家庭、湖南原省政府副秘书长王道生家庭等。贪官们已不局限于做“衙内”的庇护伞，而是通过权力交易、权力置换等瞒天过海之法，与其他权力家庭、权力关系进行利益交换，将妻儿家人以及七大姑八大姨直接推向权力前台。如此近亲繁殖，不仅增加了权力的边际效益、扩大腐败收益，也使权力根基更为牢固和隐蔽，即使自己日后退休下台，权力也不会过期作废。
运作模式类似于传销的“权力家庭”，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多方位的。王昭耀、杨大爱及其子王伟专卖厅局级官帽子和含金量高的商业利益，收获上千万元；杨枫集中批发处级官位和含金量次之的商业利益，收受48人126次的财物；而杨哲信则不择手段地通过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卖出69顶乡镇科级红顶子，获利百万。而这上百个买主又仿效此法，将权钱交易“传销”下去，整个灵璧、阜阳、宣城乃至安徽的官场焉能太平？！
什么孕育了“权力家族”？变本加厉的“权力家族”把社会风气引向何处？这些都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对王昭耀、杨枫、杨哲信这几个特大毒瘤的定点清除，尚属反腐斗争的第一役，彻底摸清权力传销链并一网打尽，将“权力家族”的家丁、奴才和官场渎职失察者清理出局，恢复法纪尊严和制度防火墙的功能，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
查一查有多少“权力家族”？
“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怎样形成的？报道称，始于王昭耀当选副省长那年。其妻杨大爱在设宴为夫君举杯庆贺时说，“你如今做了副部级官员，千万别忘了对我娘家亲戚多加提携哦！”王昭耀当场拍着胸脯承应下来。不久，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的杨枫便当上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之后，几经运作，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杨大爱本人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顺顺当当地做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形象概括封建官场裙带关系盛行的成语，而今可以说被王昭耀演绎得淋漓尽致。“王氏权力家族”之所以能在当地逍遥十余年之久，我看至少折射出当下官场普遍存在的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党管干部成了主政官员说了算。在一些地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同虚设，组织部门对拟用干部的考察仅仅是走个程序，用谁或不用谁，最终都由主管领导一锤定音。杨枫从政之初其所以可以“坐火箭”，从一名普通教师升任市气象局局长，关键在于王昭耀当时是分管气象的副省长。后来，王昭耀被任命为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成了当地权倾一时的“政坛大佬”。此时，他要继续“培养”一下自己的两个小舅子，估计只须让秘书给组织部门打个招呼也就成了。谁敢不给省委副书记面子？
二是不排除相关部门主动“培养”高官亲属的可能。尽管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由王昭耀在其妻子鼓动之下构建的。但仅凭直觉，我以为作为省委副书记，公开伸手为妻儿要官的可能性似手并不太大，而且他也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一般来说，相关部门为间接讨好堂堂的王大书记，为其妻儿封官许愿的几率或许反而要高一些。事实上，无论哪个中央部委和省市，省部级高官的妻子、儿女，不管工作能力如何，只要是国家公务人员，没挂处级头衔的恐怕不会太多。
王昭耀“权力家族”的崩溃缘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家族成员涉嫌经济犯罪，而非事发于用人上的腐败。这就更让人顿生杞忧：以家族成员为中心的官场利益集体，由于上下都有照应，其腐败能量是不是更大？如此非程序“近亲繁殖”将对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为此，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对省部级高官及其配偶直接亲属的任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看看其中还有多少王昭耀式的“权力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