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们穿越到北宋 第442节

　　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下，江南治水工程以雷霆之势铺开。

　　转眼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春，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治理，各项水利工程陆续竣工。

　　高家堰大堤巍然屹立，宛如一条巨龙横卧在洪泽湖畔，守护着周边州县；淮河入海通道宽阔通畅，汛期洪水得以顺利宣泄，不再倒灌内陆；黄河两岸堤防固若金汤，大运河漕运恢复往日繁忙。

　　这一年夏天，江南地区再次遭遇暴雨，但得益于新修的水利工程，洪水未再造成大规模灾害，百姓安居乐业，庄稼长势喜人。

　　消息传回京城，百官纷纷上书，称赞赵俣“亲赴一线、体恤民情、力挽狂澜”，将此次治水成功誉为“洪武盛世之基石”。

　　而赵俣并未居功自傲，他在扬州发布诏书，表彰了宋江、赵鼎、唐恪等有功之臣，恢复了唐恪的官职，还提拔了一批在治水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基层官员。

　　同时，赵俣下令将治水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整理成册，颁行全国，要求各地官员引以为戒，重视水利建设，防患于未然。

　　很多人都以为，此事到此就结束了。

　　实际上并没有。

　　当年夏天，赵俣就宣布，今年秋天自己要第二次下江南，去南方过冬。

　　赵俣之所以下江南，是因为江南之地，从来都是大宋的命脉所系，尤其是自从大宋收复了西夏、收复了燕云、收复了东北、收复了高丽、收复了日本、收复了西域、收复了吐蕃之后。

　　不可否认，新收复的这些地区，有些地区也盛产粮食。

　　最典型的就是东北地区。

　　但因为战争和开发程度不够，这些地区目前自保尚且艰难，就更别提支援其它地区了。

　　至少短时间内是这样的。

　　如此一来，比较成熟的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就犹显得重要了，尤其是江南地区。

　　现阶段，大宋的疆域是空前辽阔，但主要产粮区域就在江南，可以说，全国差不多有三四成的粮食都出自江南。

　　还有赋税、丝帛茶盐，也有差不多三成出自江南。

　　这里要是出事，那对大宋的打击可就大了。

　　是。

　　赵俣曾以重拳清理过一遍江南，让江南的士绅地主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

　　可是，随着这些年赵俣将大宋发展的重心放在北方，江南的士绅阶层似乎又成了气候。

　　此次的黄淮大水，就如同一面镜子，让赵俣看出来了，江南的士绅阶层好像又开始抱团上下勾结起来了。

　　有这样的事，赵俣一点都不意外。

　　江南士绅，自唐末五代便盘踞于此，历经数朝繁衍，早已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他们坐拥万顷良田，却巧立名目隐匿田亩，逃避赋税；他们把持地方州府的胥吏之职，勾结官员，将朝廷的政令扭曲变形。这哪是那么容易彻底消灭的？

　　而此次黄淮治水，那些贪污工程款、阳奉阴违的官员，背后几乎都有士绅的影子。

　　赵俣想要深挖此事，可宋江和赵鼎包括赵俣派去江南的密探都告诉赵俣，他们下去查案，官官相护，阳奉阴违，这案子查到谁，谁就畏罪自杀，一连死了十几个官员。

　　宋江和赵鼎跟赵俣汇报，说要是再查下去，江南官场就得发生大地震。

　　更有甚者，宋江和赵鼎以及赵俣派去江南的密探还查到，江南运河沿线的港口、漕运码头、盐铁榷场、大型工厂，差不多有一半被士绅家族掌控，他们低买高卖，囤积居奇，既攫取了巨额利润，又扰乱了朝廷的物资调配。

　　赵俣有心再在江南搞一波清洗，可现在，大宋有太多新收复地区嗷嗷待哺，这时，江南不能出大事。

　　再一个，赵俣一直都知道，当初帮方腊起义的摩尼教，始终都没断根。

　　关键，据统计，南宋载入史册的起义有二百零三次之多，其中很多次都是摩尼教推动的。

　　最有名的就是岳飞消灭的钟相、杨幺起义。

　　钟相早年借助摩尼教（明教）的“分财互助”的教义，在洞庭湖区秘密传教串联群众，还融合教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精准契合底层百姓诉求，快速凝聚起数十万追随者，为钟相、杨幺起义筑牢了组织根基与群众基础。

　　起义爆发后，摩尼教的信仰联结更是维系钟相、杨幺起义军凝聚力的关键，支撑队伍坚持抗争六年之久。

　　这一世，赵俣不仅完成了大一统，还大大的开疆拓土，打得北方诸国全都并入了大宋的版图，关键，赵俣搞的《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纳粮》给江南的民众大大松了绑，又搞了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工业革命、加强了海上贸易，给江南的百姓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和美好的生活，关键，赵俣靠袁倾城大大增加了粮食的产量，靠麻晓娇发明了众多利国利民、减轻民众的劳动力、提升民众生存和幸福感的先进物品，靠叶诗韵增加了民众的治愈率，使民众能够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而历史上的南宋时期，南宋长期与金、蒙对峙，军费开支浩大，朝廷不断加征赋税（如经制钱、总制钱），再加上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底层百姓无地可耕、无粮可食；还有，靖康之变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耕地承载力接近极限，人地矛盾尖锐，流民数量激增；南宋小朝廷的官僚集团又腐败，以至地方官府苛政频发。逼得民众只能铤而走险。

　　两相一对比，按说，赵俣不应该担心摩尼教再搞事，尤其是在他一直派人打击摩尼教的情况下。

　　可问题是，赵俣登基以后，一直在对外发动战争，不断榨取江南的粮食和财富，这很容易被坏人给利用，尤其是在江南出事的情况下。

　　这么说吧，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万一江南出事了，那么赵俣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是有崩塌的可能性的。

　　赵俣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赵俣准备去江南转转，好好敲打一下江南的士绅集团，给他们一些警告，再好好安抚一下民众，给他们信心。

　　这次下江南，赵俣没搞什么微服私访，而是大张旗鼓地去。

　　并且，在去之前，赵俣先搞了个招标。

　　什么招标？

　　就是招标此次赵俣下江南的花费赞助。

　　赵俣事先就说明了，谁赞助的多，这次自己下江南就去谁家住。

　　这第一项赞助就是赵俣下江南所乘坐的座船。

　　礼部、户部、兵部一统计，赵俣这次下江南所用的船只多达一千多只。

　　而且，多是大型豪华的座船，以及运送兵马的马船。

　　这绝对不是一般私人造船厂可以拿出来的。

　　对此，赵俣一点都不急，而是让人放出风声去，谁要是赞助自己下江南的船，今后朝廷的船只，就拿出三分之一的订单给谁做。

　　赵俣以前的宋朝，每年打造各式船只多达数千艘。

　　这是因为，那时的大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所以大宋在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造船的重要基地。

　　——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

　　史记，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3337艘；北宋真宗末年，仅纲船，就年产量为2916艘。

　　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

　　两浙的明、温、台、婺等州，江西的虔、吉等州，荆湖的潭、鼎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到了赵俣登基以后，开启大航海时代，大力推动海上贸易，又开启了工业革命，关键大大地对外开疆拓土。

　　这使得大宋的造船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州岁造船甚至达到了近万只。

　　——这还只是官方的造船量，民间每年造多少只船，那就无法统计了。

　　这要是能拿到朝廷三分之一的订单，真是想不发都难。

　　关键，赵俣也没说所有的船都要新的，并且没说朝廷就要了这些船，这里面就可以大做文章。

　　比如，他们要是把赵俣伺候开心了，等赵俣在江南玩够了，再大手一挥把这些船赏赐给他们，这不就跟白嫖了朝廷的三成订单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还能请赵俣去他们家小住几天，这可是光宗耀祖、够吹嘘几辈子的光荣事。

　　于是，朝廷一招标，江南的各大造船厂纷纷响应。

　　因为响应的人太多了，赵俣又让他们竞标，以赞助自己下江南的钱多少定这个美差给谁。

　　不只是船只，赵俣这次下江南的一切花费，全都是竞标，赞助多者得。

　　后来，见投标的人多，赵俣索性不装了，直接要钱，明说了，谁赞助的多，自己此行就去谁家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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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9章 利益绑定

　　…

　　抗战时期的福建，素有“兵家不争之地”的称谓。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福建既非产粮要地，也非经济重镇，更算不上军事枢纽。

　　中国的产粮核心区域，向来集中在东北平原、华东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

　　这些区域地势平坦，可耕面积广阔，自然成了侵华日军首要争夺的目标。

　　反观福建，境内九成以上的区域都是丘陵山地，自古便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可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

　　耕地面积直接制约着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因此福建在抗战时期的经济实力与人口数量都并不突出。

　　从军事意义来看，福建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难以跻身兵家必争之地的行列，这里牵扯的战略利益相对有限。

　　侵华日军的侵略目的性极强，占领东北是看中了当地完备的工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产出，东北地区地大物博，还能作为进一步觊觎中国腹地的跳板。

　　此后，日军的觊觎目标转向了中原、南方的诸多经济重镇，或是江西、湖南这类冶金产业发达的省分，再或是为了实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意图。

　　抗战时期的福建，完全不在日军的这些战略规划之内，因此日军并未分兵攻打此地。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曾对福建有过这样一番评价：“如果据闽争天下，则福建的兵力和钱粮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这句话，堪称对福建地缘格局的精准概括。

　　然而，时代不同，形势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不同。

　　这个时期的福建，虽然依旧没有充足的人口与粮食产出，但有钱。

　　此时的泉州，已是东方首屈一指的港口城市。

　　从泉州驶出的航船，主要开辟出三条远洋航线：

　　西南航线自泉州出发，经广州，可抵达占城、真腊、渤泥、阇婆、三佛齐等国，再往西便能直通天竺、大食等地，以后世的地理概念而言，这条航线足以让泉州的商船直达中东，借由中东与欧洲的商贸通道，亦可辗转通往欧洲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