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第81节

　　王文龙知道这首词的气质有个非常恰当的描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过这名词还要几百年才能出现。

　　徐树丕点头：“这首词落笔之处，往往意想不到，灵动之中却又透着一股庄重沉稳，实实是从来未见过的文风。简直是一块飞来石，正是我吴山社所要追求之境界！”

　　吴山社追求的是改革文风，但所有文风都不是平地里生出来的，必然还要和之前的文学有继承关系，大家想要着意避免也避免不掉。

　　可王文龙抄的这一首词因为作者个性原因，气度意象放到千百年中都是词坛少见，倒是完美贯彻了吴山社不因循守旧的文学追求。

　　这时的文学人物是讲辈分派别的，王文龙这词都没填完，但是却直接被捧到如此地位，日后他在文学史上多半会被当成性灵派代表人物。

　　众人一直在文会上闲谈，直到傍晚才回到园中吃饭。

　　王文龙刚刚起身，席浪仙就凑了过来，小声问道：“建阳，听说你在福州想要办一份邸报，不知是怎样的东西？”

　　席浪仙是此时名家，王文龙看出他有意向去福建，连忙趁机说道：“那是福建布政使司衙门塘报房的产业，用了几十个人，正打算大办呢。浪仙大才，如果愿意投身报业，不如随我去福建做个编辑，肯定大有前途！”

　　席浪仙有些心动，他在苏州给人家做清客，收入总是不稳定，而且总觉得自己是趋炎附势之徒，以为非常羞耻。

　　如果能够去福州，凭自己能力挣一份稳定工资，起码对于他的内心会好接受很多。

　　可是他还有些犹豫，他在苏州并不只是为了谋生，同时也为了结交达官显贵，希望能有一个被举荐出人头地的机会。

　　而他一旦去了福州从事编辑工作就意味着离举业越来越远，可能一辈子也就是个编书匠了。

　　席浪仙没有立刻答应，只是说道：“多谢建阳，等我回去思索一番。”

　　王文龙可不愿意放走这么一个好作家：“去了福州也是在布政使司衙门公干，出入公门的机会照样不会少，更何况这样正规邸报是天下前所未见之事物，若是成功，吾辈就将开天下风气之先，日后说不定能青史留名。”

　　“贤弟随我南下，岂不胜过在三吴荒废岁月！”

　　王文龙的两句话正好说中席浪仙的心理，他心中一横，当即点头说道：“若是如此，我便随兄台南下。”

　　王文龙心中高兴，又为自己的《旬报》添一员大将。

第131章 国富论的魅力

　　《旬报》的定位是一份面向市民阶级的报纸，要的就是通俗易懂。

　　吴山社的文人虽然文才高，但是他们许多都出生名门，品位格调和普通百姓并不相同，而且这些吟风颂月的才子，也难得有能力去做那笔案之间的编辑苦活。

　　反而是席浪仙这样的文人历经过世间苦楚，又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更有可能胜任报刊的编辑一职。

　　王文龙打算把席浪仙带回去好好培养，如果能力可以，说不定可以塞给邓志谟做副手，一个负责内容选定，一个负责编辑排版等掌总工作。

　　……

　　在东园文会结束之后，袁宏道就又要启程，他的老家在湖北公安，回去的路程并不算麻烦，只需要从镇江坐长江江船过南京，然后一路溯江而上就可回去。

　　在东园文会的这几天，袁宏道一边于东园中跟文人才子们唱和，而袁宏道手下的仆人则在苏州镇江一带采购大量土产。

　　这些东西全部会跟着袁宏道的船只一起沿长江而上，因为袁宏道现在还是礼部官员，一路上打着官方排驾几乎没有钞关敢拦。

　　走这一趟，袁宏道至少能获得上百两利润。

　　袁家是湖北豪富，有大量的产业，常年都要在湖北和南京之间跑江船，袁宏道和他哥哥袁宗道当官以来已经庇佑了不知多少江船，为家族产业省下好多费用。

　　甚至袁宏道在江南采购商品都不需要付钱，直接打成白条，等过一阵子他家里面从湖北来的商船再将湖北货物运到江南时拿货物充抵即可，相当于零成本进货。

　　这年代的世家大户就是这么豪横，货运和税收成本直接比起其他要从江南运货到湖北公安的商人低了好几成，袁家怎么可能不发达？

　　其实各地瞬间太监能够招到爪牙，以后阉党能够崛起，也和这些世家大族的垄断不无关系。

　　普通的小商人、小文人根本不可能和袁家这样的豪门竞争，攀附上太监中官才能给他们一些和世家大族竞争的机会。

　　但是这种斗争没有把蛋糕做大，从世家大族手上抢来的权利转移到了太监和新晋崛起的攀附文人手中，只是加剧大明内耗而已。

　　对于最底层的百姓来说，太监和世家大族两方为了积攒实力都对下压榨，然后把压榨所得用于互相对抗。不但没有缓解底层百姓的困苦，反而多出一批人来压榨他们，只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

　　王文龙参加吴山文会已经收集到了一大批诗词散文，足够填充《旬报》很长时间的版面了。

　　这时叶成学从南京而来，邀请他过一阵子去东林讲学。

　　王文龙对此已经无可无不可，他现在已经有了一定名气，思想体系也已经通过大量论述在世人面前显现，不会再轻易被贴上东林书院的标签。

　　去往东林讲学，只会更提升他的名声。

　　王文龙的名气已经不小，又是第一次去往东林书院，这次讲座东林党的几个大佬都要来参加，众人回来还需要一定时间，所以王文龙索性留在苏州继续自己的《国富论》创作。

　　《国富论》一开头王文龙就论述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原理。

　　王文龙拿福建德化的瓷器生产做例子。

　　王文龙通过查找福建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德化的人口在南宋和明朝时期差别并不大，但是在南宋和元代德化瓷器全盛之时德化的窑口只有十几座，可到本朝却已经有四十多座，瓷器产量也是宋代的五倍以上。

　　“同样的人口却能够做出五倍的生产差距，原因何在？”

　　“因为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

　　宋朝的时候，德化的窑口自己要负责从挖土塑形到烧造的所有过程，而到了本朝“土场挖瓷土，泥工做胚土，拉胚匠拉胚，雕花匠雕刻，窑户烧造”“每一道工序首尾相连，相应工匠只需要打磨一项技能，而且所有的生产设备都只为一道工序做准备，自然比一个人要做多项工作的效率更高。”

　　解释了劳动分工带来效率提高的原理之后，王文龙又指出市场范围大小对劳动分工的影响。

　　“隆庆以前德化瓷器无法外销，一年产量不过十几个窑口即能满足，不足以养活专门土场，所以各个窑户还要自己前去挖土。”

　　“隆庆后海贸渐渐兴起，德化瓷器外销繁荣，窑口数量达到三十个，土矿主便有足够利润雇佣工人。“

　　“矿主打制专门挖土工具，专业矿工用上合适工具一日掘土量可抵二十年前三倍，原本预计费三日工者如今一日可得。”

　　由此王文龙便同读者解释，为什么大城市的商业发达水平总会高于小村镇，因为“大市场带来多样化需求和规模效应使得成本降低，同样的商业在大城市的经营成本更低，效益更高。”

　　继而“将此推广到一国的范围”，市场越大的国家越能进行广泛的分工，生产力发展潜力也就越大。

　　王文龙便由此解释，为什么大明的种种技术总是胜过周边的番邦小国。

　　“而在航海之事上这却反了过来，因为欧洲人有跨越大洲的远洋贸易需求，所以欧洲人的远航技术日益提高，而大明的船只只走东西洋的近洋航线，所以远洋贸易的技术没有发展机会。”

　　“一百多年下来，大明的远航技术便落后于欧洲。”

　　王文龙用了几天时间便写出前两章，拿给叶成学一读，叶成学读着读着就钻研进去。

　　第二天他顶着一个黑眼圈跟王文龙回馈：“发人深省，玄妙神奇。”

　　这年代的人也在讨论经济现象，但是没有一本书能将市场经济各个要素之间关系写得如此清楚的。

　　王文龙又拿着这书去和屋主徐树丕分享，然后叶成学和徐树丕都看了进去。

　　两人都感觉书是好书，但这书读起来非常困难，不是学习诸子文章时寻章摘句理解气韵的那种困难，而是一种读理科书时战战兢兢绞尽脑汁跟上作者思路的困难感觉。

　　明明王文龙的书稿中没有什么难解的字词，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往往读着读着一个晃神突然就发现自己跟不上王文龙的思路，只能回到前面重新阅读。

　　两人苦读时王文龙也沉浸入创作的世界。

　　直到三天以后叶成学一早急急忙忙来找他：“整日读你这书看得我头昏脑胀，几乎忘记大事，先生们这几日就到了，建阳快随我去无锡！”

第132章 国别研究五要素

　　原历史上要等到四年以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主持重修东林书院，并且将此地定为定期进行讲学的地点，发起东临大会，制定《东林会约》之后，东林书院才正式成为东林党人活动的地点，东林党也才算是正式成型。

　　不过早在此时的万历二十八年，顾宪成等人就已经经常以东林书院的前身作为自己讲学的地点所在了，而且“东林八君子”之中有七人已经罢官回乡，在无锡讲学活动，互相交流思想。

　　苏州和无锡都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从苏州去无锡只要溯河而上就行，路程非常近。

　　王文龙被叶成学拉着来到还未修缮的东林书院之时，只见书院中已经挤满了人。

　　王文龙忍不住惊讶说道：“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叶成学笑着说道：“听说你讲学，无锡的文人几乎全都来了。”

　　日后与顾宪成齐名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十分热情的同王文龙招呼：“久闻福建王建阳大名，今日才能一睹风采。”

　　王文龙忙谦虚道：“存之先生折煞我也。”

　　东林党作为掀起明末党争大幕的明末第一党，做的事情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东林党之中还是有不少优秀人物的，高攀龙就是其中之一。

　　高攀龙七年前就是因为直言上疏而被贬，在历史之上顾宪成死后高攀龙主持东林大会，凭借自己的名声被复起为官之后也组织东林党人打了好几场硬仗，为党派居功至伟。

　　后来和阉党斗争失败，高攀龙眼看东林党人被阉党大肆追捕，连他自己也即将被魏忠贤下毒手，便泰然自若的表示：“我本视死如归。”遣散诸孙，写下给天启皇帝的绝笔信，自沉而死。

　　不管东林党在总体上对历史的贡献如何，但是高攀龙这样的人物是真的相信东林党人的思想有利于国家，并且愿意为了自己党派利益献上生命的。

　　高攀龙所提倡的观点“惠商”“体恤铺行”，强调“实学”等等也不能说不是正论，虽在实际的此时政治之中作用有限，论为高高在上的空谈，但在民间的影响却不小。

　　东林党人能够天下仰望，也正是依靠这一批人做出的贡献。

　　而站在此时的时空环境下，高攀龙也实在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东林党人号召广开言路，反对阉党，反对朝廷对东南沿海商业的干预。

　　这些说法总体来说，在此时是绝对正确。这也是为什么东林党成立之后能造成如此声望的根本原因。

　　此时的东林党人他们总是积极上书，主公正斥邪恶，很多人都觉得只要这群清流能够夺权就能改变天下面貌。

　　此时人根本想不到接下去的时光里这群东林党人将为了上位，先和起党浙党楚党斗争一番，闹的朝堂鸡飞狗跳，然后又和阉党死斗，等崇祯朝打倒魏忠贤之后，东林后人重掌大权，也没把事儿干好。

　　这群家伙在野时天天骂人，觉得人家不行，然而真的让他们众正盈朝了，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

　　东林党成立四十多年以后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救治国家的政纲。

　　自己号召广开言路，实际上自己找到机会同样利用党争打压其他派系的声音。

　　号召打击阉党，但是阉党被连根拔起之后东林党就彻底掌权，他们照样的党同伐异，被剥削的百姓也没见日子好过了多少。

　　至于反对东南沿海商业干预就更抽象，商业税到明末已经成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反对干预商业是对的，但实际执行之中却很快和东南的新兴商业阶级配合，以“不能与民争利”为口号阻挠朝廷收商税，使得大量的税收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导致农民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