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第500节

　　估计万历看到《晦翁学案》直接就丢到书桌上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也不知道。

　　就像他对其他的折子一样。

　　王文龙也死心了，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孙隆发现王文龙的想法也是笑了。

　　他也在万历手下做事，深受其害。

　　吐槽老板果然是从古至今员工拉近彼此心灵的最好方式。

　　“建阳有什么需求，我能帮的。”

　　王文龙道：“我想接家人上京城。”

　　王文龙也快半年没见两个老婆和三个孩子了，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下，自然想把老婆孩子接来。

　　他现在被软禁，但老婆孩子还能出门，到了京城也能帮他采买东西，让他生活方便一点。

　　“这事容易，建阳派个心腹，我安排官船接人。”

　　王文龙道谢：“其他事情也没了。”

　　倒是孙隆主动说道：

　　“晦翁学案写得极好，我帮建阳去司礼监印出来。”

　　王文龙点头同意。

　　司礼监经场，全国刻书质量最好的印刷机构，若是由他们负责印刷《晦翁学案》，这书的售价都能高上两成。

　　孙隆又建议说：

　　“建阳还得写些著作。”

　　“万岁爷虽不一定看，但万一问起，总要听说建阳在写书方是为好。”

　　“而且建阳的事情已经传开，多少读书人都好奇你近日作品呢。此时的写作，也是个留下传世作品的机会不是？”

　　王文龙很无语。

　　他写了万历又不看，还偏得要他写。

　　皇帝可以对他态度不好，他对皇帝态度不好，就是轻谩君上。

　　恶心了一阵，王文龙知道孙隆也是一片好意，只能拱手道：“多谢公公提醒，我会做的。”

　　午两人一起吃了顿涮肉，还喝了点小酒，孙隆发现王文龙的生活没有任何不适之处，于是放心，再次承诺会好好安排王文龙的家属上京，便带人离开。

　　王文龙吃饱喝足睡了一觉，起床之后便开始写作。

　　万历皇帝要他研究经史。

　　《晦翁学案》绝对是经学，可以交一半的差了。

　　再接着把《宋元学案》抄完也没什么意思。

　　这种工作没有王文龙后人也会去做。

　　王文龙把目光放向历史。

　　既然万历皇帝不看，自己现在被软禁写书的消息又传遍京城，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受到文人关注。

　　那他不如搞些骚操作。

　　书还是要抄的，但可以写些有意义的作品。

　　他也算是奉皇命做研究，可说是荤腥不忌、无所限制。

　　后世影响巨大的史学著作。

　　《万历十五年》肯定抄不了，开玩笑，这本抄出来，万历皇帝就算快病死也一定仔细看，然后寻章摘句把王文龙打入大狱。

　　而且王文龙想抄一些开创性的作品。

　　他突然想到一本史学小册子。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这本书非常小，却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不可跨过的丰碑。

　　民国文坛所谓“用西方思想，整理国故”的风潮，做的大多数事情其实都是容易剪的低垂果实。

　　拿一种新思想去研究旧学派，能够出的内容实在太多。

　　但大多数“民国大家”所谓成果论文，放在王文龙前世系统化的人文社科研究理论之中都不太经得起推敲。

　　其中能历久而弥新的不多，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算得上一本。

　　此书一经问世，中国政治史研究直接开创新的一页。

　　这本书总共才十万字，两个小时就能看完，但其信息密度绝对是超脱时代的。

　　任何学生想要受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启蒙，读此书的两个小时过程，可说接触一种全新的思想。

　　钱穆写作此书时，正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代。

　　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史都被认为是封建糟粕而遭唾弃。

　　钱穆用其广泛的史学阅读，朗朗提出中国的制度并不是像洋人所说，因循守旧一成不变。

　　从秦汉一直至明清，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是一路传承下来的。

　　而且每一个朝代对于前朝的得失都会进行分析，在新设立的制度中都会加以扬弃。

　　所谓“守旧古板”“泥古不化”的中国制度史，在钱穆的笔下呈现出其本来面貌。

　　让世人看出原来中国的制度变化可说是全世界最有改革性的。

　　放在王文龙前世，新中国已经经历一系列改革、深化改革，国人对于改革已然习惯，也在慢慢建立制度自信。

　　对钱穆提出的这一结论多半会感到理所应当。

　　但钱穆写作此书的背景，却是在一个对旧时代制度全盘批判的环境。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出，有理有据的佐证了他的理论。

　　这本书的证明能力绝对可称一流。

　　这本书放在王文龙前世的大变革时代，都能引起天下文人震动。

　　放在此时，则是身处古代研究古代。

　　影响力和惊人程度只怕是核弹级别的。

　　其学术思想的先进性更是不言而喻。

第919章 反东林联盟

　　整个明代的史学研究，也就是近几十年才开始兴盛。

　　历史研究的焦点还在做着道德评判：哪个文臣武将是否贤良？哪个丞相是否有公心？

　　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则是一本就制度说制度的历史。

　　钱穆几乎抛弃了对于个体的文臣武将评判。

　　而是梳理出中国各朝各代的制度变迁，指明其暗藏的脉络。

　　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都不蠢，哪怕认为孱弱的南宋，被认为是倒行逆施的元朝，他们推行天下的统治制度，仔细研究都是依照着某项规律而在进行。

　　指出这些规律。

　　史学研究就能从研究人、研究事，进入到研究社会制度研究社科人文更本质的问题。

　　这样的思想是绝对碾压性的。

　　这么说吧，如果不是万历下令让王文龙写作，这书王文龙都不敢写出来。

　　也不知道这书能不能刻出来，说不定万历懒得去看，王文龙就能暗度陈仓。

　　即使一时被禁，万历皇帝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顶多十多年后天启年间再把此书拿出来刊刻就是。

　　越到明末，大明对书籍的管理就越是无能为力。

　　嘉靖朝书籍审核还严格，万历朝几乎全部放开，到了天启可以直斥朝廷，崇祯年间更是无书不骂，无书不谣，无书不艳。

　　因为看水浒造反的人太多，崇祯费尽巴力想把《水浒传》给禁了，然而朝廷的管理能力大大下降，所谓禁书效果约等于无。

　　至于这书的名字，王文龙也不打算改。

　　“中国”之说早就有了。

　　原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名字简明扼要，并不会犯什么忌讳。

　　万历三十九年的春天悄然过去。

　　王文龙的家人坐海船北上。

　　《晦翁学案》也被孙隆刻了出来。

　　直接在京城引起哄动。

　　无数史学家经学家欢欣鼓舞。

　　他们觉得王文龙总算开始研究经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