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从抱着孩子上大学开始 第177节
我就知道，要是真搞成了，那得有多少电视要运啊！这对咱们速达肯定是好事。
但要是搞砸了，欠一屁股债，咱们速达这点小家当，肯定也跟着完蛋。
我现在正按你说的，搞那个什么‘爱馊’（ISO）认证，头大得很，但我觉得这是个正路，能让咱们的运输更规范，以后接大单。
彩电这事……我听着就晕，还是你拿主意，你说干，我就想办法把以后的电视运好；你说不干，我就专心把现在的货跑好。”
他的话朴素，代表了“战略协同”部门对机遇的期待，和对风险的畏惧并存。
轮到未名科技这边。赵建国在电话里语气激动：“谢哥！我觉得这事能干！太他妈能干了！电视现在多火啊！谁家不想买台彩电？
咱们要是能搞出来，那得多大市场？咱们未名搞芯片，被人卡脖子，不就是因为咱们没在消费电子，这个大市场里站稳，没有足够的利润和规模反哺研发吗？
要是彩电能成，咱们就有用不完的钱搞研发，看谁还敢卡咱们？至于风险，哪件事没风险？咱们搞芯片不也是赌吗？不也赌赢了第一步？
我觉得，就该赌把大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他代表了“科技攻坚”板块，对庞大现金流，和产业规模的热切渴望，以及一贯的冒险精神。
陈向东的声音从魔都传来，冷静而审慎：“谢董，赵总的激情可以理解。
从芯片项目的经历看，高风险高回报的战略，有时是必要的。但彩电项目的复杂度和资源需求，远超芯片。
芯片我们是在一个点上突破，彩电是要重建一个庞大的制造系统和供应链。
技术来源、生产线引进、成本控制、市场营销，每一个都是巨大挑战。
而且，我们最缺的是时间。芯片流片成功只是开始，与WOS整合、推向市场、形成竞争力，需要至少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如果同时启动彩电这种‘吞金兽’，我们的管理资源、技术骨干、资金流，都可能被严重分散甚至拖垮。
我建议，即使要介入，也必须严格控制节奏和投入，不能影响芯片的产业化进程，这是我们的根本。”
他代表了“技术研发”板块的理性，与对核心战略的坚持。
老刘最后发言，他推了推眼镜，看着手中的财务测算：“从财务角度看，这个项目，要么一飞冲天，要么万劫不复。
乐观测算，如果一切顺利，三年后彩电业务年利润，可能达到数千万，彻底解决集团资金问题。
但悲观看，如果失败，集团将背上数千万的债务，和人员包袱，现有业务可能被拖累至死。
关键就在于两点：第一，能否以最小代价，解决红星厂的历史包袱。
第二，能否在资金链断裂前，让彩电业务产生正向现金流。
目前看，地方的支持能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但第二个问题，需要至少1500-2000万的启动资金。
这笔钱，我们靠自己攒，至少需要两三年，而市场窗口可能只有一两年。
必须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这意味着我们要让渡股权，分享未来收益，甚至可能失去部分控制权。这是一个痛苦的权衡。”
他代表了“财务与风险控制”板块，冰冷的数字逻辑和底线思维。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在谢建军身上。岳父林志远也看向他，目光中有关切，也有审视。
谢建军一直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等所有人都说完，会议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寂。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谢建军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
“大姐担心服装发展受影响，建华觉得隔行如隔山，建英忧虑生产不熟悉，建民怕被拖累，建国渴望规模反哺研发，向东担心资源分散，老刘点出了资金和控制的死结。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机遇巨大，风险骇人，且与我们现有业务，存在明显的资源争夺和战略冲突。”
他站起身，走到会议室前方的小白板前，拿起笔，画了一个简单的矩阵：
战略价值|芯片，需持续投入，长远核心。
彩电？潜在巨大现金，但风险极高。
服装，现金牛，品牌基础。
物流，战略协同，培育中。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他在“芯片”和“服装”之间画了一个圈。
“芯片是未来，但需要长期哺育。服装是现在，提供哺育的粮食。
物流是血脉，需要建设。彩电，”他在矩阵右上角的高风险、高战略价值区域点了一下。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象限。它需要我们从现有的，‘生存与发展并重’模式，切换到‘极限杠杆、搏命扩张’模式。”
他转过身，看着众人：“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该不该做’，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在确保现有根基不被撼动的前提下，去搏这个未来’？
以及，‘我们愿不愿意，为这个可能的未来，付出失去部分控制权，和分享巨大收益的代价’？”
他停顿了一下，让每个人消化这句话。
“我的初步判断是：机会千载难逢，但我们必须设定，极其严苛的前置条件，并做好最坏的打算。”谢建军的语气变得斩钉截铁。
“基于此，我提议，启动‘彩电项目预备方案’，但并非立刻全力投入，而是分三步走，每一步都设定明确的‘继续/停止’决策点。”
他在白板上写下：
第一步：谈判与架构设计（5-6月）。
目标：与地方政府、红星厂留守班子、潜在战略投资者，港资，信托，达成一份四方框架协议。
明确债务处理、人员安置、资产作价、许可证激活路径、投资额度与股权比例、管理权安排等核心条款。
决策点：如果无法达成一份，能将集团风险隔离、且获得可靠启动资金的框架协议，项目即刻终止。
第二步：技术锁定与资金到位7-8月。
目标：在框架协议基础上，锁定具体的彩电生产技术来源，引进生产线或合资方，并确保首期至少800-1000万资金到位。
决策点：如果技术来源不可靠，或资金无法按约定到位，项目终止。
第三步：试点恢复与量产准备9月-明年春节。
目标：完成对红星厂部分生产线的小规模改造，试生产出第一批合格样机，并通过市场测试。
同时，完成管理团队组建，和供应链初步搭建。
决策点：如果样机失败，或市场反馈极差，或管理出现重大混乱，项目收缩或终止。
“这三步，每一步我们都保留退出的权利。整个过程中，现有各板块业务预算，和资源投入不受影响，按原计划执行。
彩电项目所需资金，主要依靠框架协议，引入的外部投资，集团只提供有限的信用背书，和必要的初期协调费用。
项目管理团队，从集团抽调少数精干，与社会招聘相结合，独立运作。”谢建军详细解释道。
这相当于设定了一个“有限冒险、逐步加注、随时止损”的机制。既抓住了机会，又最大限度控制了风险，避免了对现有业务的冲击。
会议室里众人听完，神色各异，但显然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方案比他们预想的“梭哈”要稳健得多，也更具操作性。
“当然，”谢建军最后补充，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位兄弟姐妹：“即使这个方案，也需要在座各位，以及你们身后团队的理解和支持。
因为一旦启动，必然会分散我的一部分精力，也可能需要大家在各自领域，给予一些协同。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统一思想，做好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现在，对这个‘三步走’的预备方案，大家表决。同意的，举手。”
沉默片刻后，谢建红第一个缓缓举起了手，眼神复杂但坚定。
接着，谢建华、谢建英、谢建民也陆续举手。赵建国在电话里大声说：“我同意！就这么干！”
陈向东也表示：“赞同，可控范围内尝试。”老刘最后举手：“从财务风险控制角度，这个方案可以接受。”
全员通过。
“好。”谢建军放下笔，目光如炬：“那么，‘彩电项目预备方案’正式启动。
刘强，你继续负责与地方，和潜在投资者的谈判。
老刘，你配合做好财务架构设计和风险测算。其他人，各司其职，稳住现有基本盘。
我们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散会！”
会议结束，众人带着复杂的情绪陆续离开。谢建军独自留在会议室，望着白板上那个矩阵，和“三步走”的计划。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谈判桌上的刀光剑影，技术引进的波诡云谲，资金到位的重重关卡，管理整合的艰难磨合……每一步，都可能让这个看似稳健的方案夭折。
但他别无选择。在时代的大潮与产业的峡谷之间，他必须带领这个家族和商业共同体，闯出一条生路，也搏一个未来。
而彩电，或许就是那扇，可能通往新天地的大门，尽管门口，布满了荆棘与陷阱。
窗外的阳光更加炽烈，春天正在走向深处。而一场关乎百亿梦想，与生死存亡的漫长战役，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
五月，春夏之交，万物疯长，竞争也进入白热化。谢建军的“彩电项目预备方案”，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虽然没有立刻掀起惊涛骇浪，却悄然搅动了多方利益，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攻坚”，在三条战线上同时打响。
第一条战线，也是核心战场，谈判桌。
刘强再次奔赴华东，这次他不再是秘密侦察，而是带着谢建军的授权和初步方案，以“未名集团全权代表”的身份，正式与地方政府、红星厂清算组、以及他通过港城渠道秘密引入的、一家有中资背景的“港城南洋信托”的代表，坐在了四方谈判桌前。
谈判地点设在市政府招待所，一个僻静的小会议室。气氛从一开始就异常微妙。
地方政府（以经委主任和国资局副局长为代表）急于甩包袱，态度看似热情，但底线明确。
不能引发大规模下岗和社会不稳定，资产可以“灵活处理”，但历史包袱（主要是人员）必须妥善安置，最好能“就地消化”。
他们带来的方案，是成立一个“红星厂职工安置服务中心”，承接非生产性资产和冗员，但要求未名（或投资方）支付一笔不菲的“安置保障金”，并在未来数年内，优先从服务中心聘用所需工人。
红星厂清算组（由原厂领导和职工代表组成）则情绪复杂，既有对“救世主”的期盼，也有对“外来者”的抵触，和对自身利益的坚守。
他们最关心两件事：拖欠的工资何时能补发？未来的工作岗位和待遇如何保障？
他们手头那张“彩电生产许可证”，是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筹码，看得比命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