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系文豪 第763节

　　然而文学成就呢？

　　毫不夸张的说，江弦在欧美的知名度绝对是外国作家中第三档的存在。

　　前三档不低了。

　　第一档大概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这种享誉斐名的文豪。

　　第二档是史蒂芬.金这样新崛起的畅销小说作家。

　　江弦把自己在欧美的知名度放在第三档里面，一个刚崛起刚被读者所熟知的名字。

　　最夸张的是一直到现在，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作家string和他江弦就是同一个人的不同账号。

　　如果外界知道，写出《月亮和六便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string，和写出《饥饿游戏》《漂流记》等小说的江弦就是同一位作家。

　　江弦都不敢想，两个“账号”的知名度会叠加到一个何等恐怖的地步。

　　这还没算上他在国内的成绩。

　　要知道，“今天”如今在国内可是毫无影响力的。

　　而他已经是皇家刊物《人民文学》的主编，是在国内文坛已经能被视作“宝藏”“泰斗”的超人气作家。

　　这么一解释，朱琳确实哑口无言。

　　没办法，谁让江弦太能干了呢。

　　“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写本书。

　　”

　　朱琳躺在江弦怀里，杏眸闪烁：“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我所熟知的江弦》。”

　　“.”

　　江弦心说这话可不太吉利，难道写这种东西不都是回忆亡夫的么，和杨绛写的《我们仨》一样，是回忆钱钟书，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也写过类似的东西，讲和王小波生前的点滴日常。

　　翌日，江弦才准备把自己的“小作文”递出去，没想到刘绍棠又找上门，来意很简单，江弦还欠着他们《中国》杂志一句终刊词。

　　这事儿已经约了很长时间，刊物组稿都组完好几天了，江弦这终刊词还迟迟没有动静，刘绍棠只好亲自过来问问。

　　而江弦又不好说，自己这段时间忙着《编辑部的故事》，一直没什么头绪去写好这一句终刊词。

　　此刻面对刘绍棠急切的目光，又联想到《中国》杂志其实和他的《顽主》一样，最近遭遇的归根结底都是同样的事情。

　　他一拍脑门，很快想到“小作文”里的一句话：

　　“笔来！”

第545章 极尽污蔑之能事

　　《顽主》所掀起的这一阵讨论热潮还在继续。

　　《中国文学报》、《文学艺术》编辑部以及评论学会这几家组织，还联合召开了“顽主”小说研讨会。

　　关于《顽主》的争论一下子就成了文学界最重要的事情。

　　后世一首歌火了，往往乐评人要热闹一阵儿。

　　这年头也是这样，一篇小说火成这样，但凡是个文学评论家都必须掺和进来，不管是骂还是捧，不管是蹭热度还是怎么着，总得掺和一脚，谁让他们这个职业就是干这个的。

　　对《顽主》的评论越来越多，批评和赞扬总体上五五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双方论者之间，明显地存在一条年龄的分界线，批评的大多年长，赞扬的大多年轻。

　　老一辈虽然保守，但骂的也确实够狠，毕竟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精通斗争工作，其中数刘聃骂的最严重，直接扣帽子，说江弦的小说反人道主义、反现代化。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青报上发表了一篇江弦的回应：

　　诸位读者、文学界同仁，当《顽主》最初在《当代》杂志发表时，我未曾预料它会掀起如此波澜。

　　但最近，阅读了刘聃同志的一篇文章，我没想到，一篇描写几个普通青年生活状态的小说，竟然会被刘聃同志冠以“反人道主义、反现代化“这样沉重的罪名。

　　既然批评已从文学范畴上升到价值判断，我想有必要作些澄清。

　　接着，江弦发了一些小说原段。

　　刘聃同志批评的核心，在于他认为《顽主》中的人物“缺乏崇高理想““沉溺于低级趣味“，因而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

　　解释清楚这些，江弦就开始骂了：

　　这种论断让我不禁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些拿着锤子的人，对他们而言，世界上的一切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

　　什么是人道主义？

　　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难道必须通过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才能体现？

　　那么那些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通青年，他们的迷惘、挣扎与小小的反抗，就不值得被书写？

　　刘聃同志所推崇的“人道主义“，究竟是活生生的人性呈现，还是仅仅只是某种被意识形态过滤后的标本？

　　我承认，《顽主》中的主人公们或许不够“崇高“，但他们真实地存在着。他们用调侃消解生活的荒诞，用玩世不恭掩饰内心的脆弱。

　　而这一点，正是一代年轻人人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时普遍的心理状态。

　　如果文学连这种真实都不敢正视，还谈何“人道主义“？

　　更有趣的是，刘聃同志将小说与“反现代化“挂钩的论断。

　　按此逻辑，描写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就是反对现代化本身？

　　那么我想问，卡夫卡写《变形记》是否意味着他反对工业文明？加缪创作《局外人》是否代表他抗拒现代性？

　　那么我想问，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写《祥林嫂》是否意味着他思想的倒退与堕落，茅盾先生写《子夜》是否意味着他推行资产主义道路？

　　刘聃同志的批评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线性思维：

　　凡是不能直接为现代化唱赞歌的作品，就是反现代化的。

　　在物理学上，有一种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一种电子器件名为二极管，二极管有两个电极，正极，又叫阳极，负极，又叫阴极。

　　给二极管两极间加上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

　　加上反向电压时，二极管截止。

　　在常见的收音机电路还是在其他的家用电器产品或工业控制电路中，都可以找到二极管的踪迹。

　　我真想问问，刘聃同志是否也插了一根二极管在脑中？不然怎会如此可笑的满脑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于我看来，这种“二极管思维”恰恰是文学创作最大的敌人。

　　真正的作家应该记录现代化浪潮中人的真实处境，包括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褶皱与阴影。

　　最后我想说，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

　　对《顽主》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分野。

　　老一辈批评家多持否定态度，而年轻读者和评论者则普遍表示共鸣，这种代际差异或许比小说本身更值得探讨。

　　老同志这代人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文学评价体系。当他们用这套体系来评判新生代创作时，难免产生认知偏差，就像用衡量古典油画的标准来评价印象派，结果只能是误解。

　　而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改开中的文化环境中，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表达习惯都与老一辈大不相同。

　　当刘聃同志指责小说“语言粗鄙““思想浅薄“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年轻一代对抗虚假崇高的方式——用日常口语解构宏大叙事，用黑色幽默消解生存压力。

　　对于老一辈评论家们公正善意的批评，我不觉得刺耳，反而感受到了温暖，虚心接受。

　　而刘聃同志没写过一部小说，却对《顽主》产生这么大的恶意，不惜胡编乱造的造谣，所谓文人相轻，淋漓尽致。

　　难不成是身处高位，日子过的太滋润了，这才能张口闭口“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正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允许青年人说“我不相信”的现代化。把文学变成思想宣传单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自己在反现代化？现在年轻人写点真话，倒成了大逆不道？

　　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那句“拉大旗作虎皮”。

　　刘聃同志挥舞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干的却是最不人道的勾当——用僵化的教条绞杀鲜活的文学。

　　今天不妨把话说明白些，好让读者看清：究竟是谁在反人道？谁在开历史倒车？

　　顺便告诉您一个秘密：我们这代作家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批评。你们越是暴跳如雷，越证明我们写到了痛处。您尽可以继续您的批斗表演，而我们——会继续写作。

　　至于您送来的那两顶“反人道主义”“反现代化”的帽子？还是留给您自己戴吧，和您的气质很相配。

　　您这种“报喜不报忧”的现代化叙事，在我看来完全是封建时代掩耳盗铃的太监！

　　“.”

　　鲁迅先生有句话说得好“不管你后台如何硬，都必须和我好好说话，我一般不惹事，一旦惹了，那都不叫事儿，叫新闻。”

　　作家一向是比较有个性的群体，看不惯这样那样的评论，发表文章，与之对线，这在文学界从来常见，在当今文学界也仍旧盛行，别说当今了，就是以后韩寒也没少对线过这样那样的评论。

　　而江弦毕竟文学大家，骂架这就不能太粗鄙了，必须要骂的用词考究，鲁迅先生那几句“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近几时来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这已经很过线了。

　　他就客观且冷静，直接用“二极管”这词给刘聃做总结。

　　虽然最后也不冷静了那么一句，飞出来一个“封建时代掩耳盗铃的太监”.

　　歘歘歘。

　　刘聃看完文章以后，气的直接将报纸撕个粉碎，然而报纸虽然碎了，上面“太监”“拉大旗作虎皮”的字样却依旧清晰。

　　他纵横评论界，靠的就是一手碰瓷儿和蹭热度，厮混评论界这么多年，深谙唱反调的重要性，发表一些异于主流舆论的观点，常常被人夸奖这叫高屋建瓴。

　　另外，刘聃特别喜欢对那些已成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指点江山、挥毫泼墨，这些作家往往会顾忌自身身份，保持大家气度，不然就会被说成目空一切、恃才傲物。

　　刘聃靠着这一点，在文坛一连发表几篇“重磅”，文学地位水涨船高，还从未有过败绩。

　　谁能想的到，这回给江弦写了一篇反倒被啄了眼，没想到江弦这个作家这么不好惹，被他在文章里这么指名道姓的骂成了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