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玩家 第343节
晚饭请了洪英东，盘了盘棉衣的账，洪英东对由卖转送的操作表示理解，谢绝了冼耀文给他分红的好意，一桩买卖彻底收尾。
之后的两天，与米歇尔、周孝��又开了一次董事会议，议题一，关于中华成衣和中华制衣厂房分开，投建一栋新的车间楼，改变在同栋楼里开工的现状。
议题二，组建代工事业部，将中华成衣、金得利、金满堂服饰、长城毛织在内部分别命名为第二至第五分厂，纳入代工事业部旗下，由此对四间厂的长远定位确立为代工企业。
议题三，设计&制版科拆分独立，一部分设计师拆分出去注册独立的设计公司Color-S，这是属于冼耀文个人的公司，与中华制衣无关，主要的业务是给秘密品牌提供设计服务。
另外一部分设计师和实习设计师、制版师留在拆分后的设计科，依旧隶属于中华制衣的办公部门。
议题四，中华制衣组建一条内衣生产线，做好为秘密品牌做代工的准备，因为产品品质需要精益求精，朱丽叶品牌管理给中华制衣的代工费会比较可观。
九月初四，冼耀文出席了洽谈会，会议不是太正式，一堆人围坐圆桌，听洪兰友讲述台湾会给投资商的优惠与便利，没有当场要敲定投资意向的说法，只是鼓动大家先去台湾看看，投不投资另说。
散会时，洪兰友和冼耀文单聊了几分钟，给了他一张邀请函，冼耀文趁机打听了“三七五减租”的土改政策，以及未来企业和台湾自耕农联营之可能。
洪兰友没给出明确答案，只说台湾政府对土改的决心很大，要在十年之内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粮”。
冼耀文不置可否，只说过些时日去台湾实地看看。
十月的后半月，冼耀文主要忙于友谊影业的事务，他参与搭建郎朗唱片公司的架构，并介入对音乐人的招募工作����山口淑子忽悠来服部良一，服部良一出面说动有师徒之实的姚敏，姚敏又勾搭来李厚襄、梁乐音。
这几个人加上袁文怀从和声唱片挖来的周聪，以及从印尼赶来的葛桑，组建了公司的作曲班底。
在编曲方面，招募了小有名气的宾佬葛士培、雷德活，又招募了一支去年从上海来港的乐队，成员都是宾佬，精通西洋乐器和中国古典乐器，个个都有绝活。
在作词方面，没有特意招募什么人才，因为当下流行歌曲的受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歌词多为通俗易懂，不会用太华丽的辞藻，有的甚至可以说低俗，是个耍笔杆子的都可以写，完全可以从广撒网开始，将作词部分分包给报纸撰稿人，然后从中挖掘出“作词家”。
不过，姚敏还是介绍了一位作词人李隽青，让公司在这方面的人才不至于光头，起码达到了光杆级别。
在歌手方面，根本没有制定招募计划，友谊影业的女明星一个个都要走影台歌三栖发展的路线，除了王霞敏短期之内不会有第二个专业歌手，歌手都是从电影明星跨界。
为了避免办公室太松散，公司干脆将加山球场对外出租的几个空房间都租了下来，其中一间将改造成录音室，其他几间会改造成办公室和化妆间，用来给奥德经纪公司安置明星。
等友谊影业名声在外，闹哄哄的场面都去加山球场，青年会的办公室保持宁静。
除了以上的工作，冼耀文还写了一封信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在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并请求西哈努克推荐几个柬埔寨音乐人给朗朗。
家学渊源的关系，西哈努克不仅热爱音乐，还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能写能唱，这位“亲王父亲”大概乐意看到柬埔寨音乐人走出国门，名扬世界。
另外，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泰国的普密蓬��阿杜德，协商歌曲发行事宜。
相比西哈努克，阿杜德是更为专业的音乐人，造诣颇深，不仅精通各种乐器，且创作了几十首歌曲，够发六七张唱片。
当然，他也没忘记在信中请求阿杜德推荐泰国的音乐人。
越南有后世被归类到战前乐的抒情浪漫情歌；缅甸有一批不错的作曲家，如瑞台扭、��马恩、多达貌等，也有名气不俗的女歌手麻麻埃、丁丁渺；韩国有东洋作曲家古贺政男将传统韩国音乐与美国福音音乐相融合创造的“民族唱法”Trot……
有枣没枣打一杆，没有合适的收信人就打印多份信件满天寄，仅仅是浪费几张邮票，没准信会到正确的人手里。
音乐是敲门砖，等把国门叩开，电影就可以跟上。
电影的发行渠道越广，总票房就越高，进而营收就越高，反应到股价上会造成飙升。如果在营收上做点文章，比如把部分影片发行分成放到营收数据后进行计算，营收数据会更加漂亮。
闲暇时，冼耀文用公司的公款买了不少欧美的黑胶唱片，朗朗重视创作之余，也不能忽视拿来主义，后世香港流行音乐的成功已经证明拿来主义是一种先进经验，东洋暂时没多少歌值得一薅，就先从欧美下手。
最先遭殃的是乔治��比才，已故七十多年，《卡门》的曲子拿过来就用，压根不用考虑版权费。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L'amour，L'amour，L'amour，L'amour…什么叫情，什么叫意，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做戏……”
乔治��比才作曲，李隽青作词，王霞敏站在冼耀文办公室里哼唱。
王霞敏唱到一半时，冼耀文侧头问李隽青，“李老师，你怎么看？”
“冼先生，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不太适合方小姐，她唱不出俏皮感，交给一位活泼的歌手演唱会更加契合。”
冼耀文颔了颔首，冲王霞敏摆了摆手，“阿敏，可以停了，下一首。”
演唱被打断，意味着这首歌不属于自己，但王霞敏并没有不开心，而是把手里的歌谱翻到第二页，很快温习起曲子。
昨天她已经拿到歌谱，很厚，上面有三十几首歌，好几首她都喜欢，但并不包括刚刚这首《卡门》。
第二首《深情的吻》，翻译自墨西哥女作曲家Consuelo Velazquez的作品《Besame Mucho》，没有重新填词，只是进行了信雅达的翻译，九年前发行的歌曲，传唱度非常高。
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想着好好发挥，一定要拿下。
王霞敏目前是朗朗的唯一一位歌手，又是冼耀文的贴己人，好歌自然先紧着她，只要她开口要，不管适不适合她唱，冼耀文都会把歌给她。
“吻我，深深地吻我吧，就好像今晚是最后一夜。吻我，深深地吻我吧，我好怕今夜之后就会失去你。我想很近很近地感觉你，我想面对着你、看着你，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
……
友谊影业的发展细节不会展开写，会用简单的文字进行交代过渡，以免后面大家对它的成功感觉莫名其妙。
第368章 友谊影业两三事
这章很干，但该看看，承上启下的信息不少。
……
《Besame Mucho》，冼耀文听过切萨里亚��埃沃拉的版本，也听过安德烈��波切利的版本，相比这两位，王霞敏的演绎差得不止一星半点。
不过，看王霞敏唱得相当投入，他并没有打断，听她完整地唱完，稍事歇息，进入第三首《斯卡布罗集市》，歌词采用当下男性视角的版本，他并没有将“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女性视角版本拿过来用。
有些歌词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和时间背景下才能诞生，《斯卡布罗集市》这首歌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苏格兰，进一步到维京人和凯尔特人在斯卡布罗小镇的一段历史典故，把作词人扣到一个没有在英国长期生活过的华人头上，稍牵强了些。
第四首《友谊地久天长魂断蓝桥版》，第五首《希特勒只有一颗蛋》，一首改编自《布基上校进行曲》的丑化纳粹的歌曲，这首歌他打算用来改编，将歌词里出现的德国元帅的名字改成小鬼子的。
他有打算拍一部抗日神剧试探一下香港和东南亚市场，这些地区对小鬼子都有切肤之痛，或许会非常有市场。
第六首……
十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就在王霞敏哼唱中逝去。
吃饭的点，冼耀文去了一趟九龙塘，转了转朗朗的唱片压制工厂，厂里有一台美国Finebilt Manufacturing的手工压制机，理论上一天能压制6000张左右的唱片。
这个产能已经足够了，他并不太重视黑胶唱片的销量，天花板摆在那里，即使每张唱片都卖到金唱片的水准，也很难满足他。
转过唱片压制工厂，代表着冼耀文对朗朗的架构搭建工作告一段落，后期的发展交给朗朗的经理赵明恭。
赵明恭原来是美亚唱片的老板，美亚唱片不是公司，仅仅是一间售卖黑胶唱片的门店，说是门店都有点抬举，其实就是在轩尼诗道一间钟表行租了一个角。
但赵明恭是个有想法的年轻人，对大众的音乐喜好把握很准，美亚唱片从谋得利、钻石、怡和等批发商入货，再以较低廉的价格抢占中产市场，生意很好，每个月都能卖掉数百张唱片。
会把赵明恭猎到朗朗当经理，才能是一方面，也不乏冼耀文的记忆作祟，他老头是邓丽君的歌迷，收藏了邓丽君的所有黑胶唱片，鉴于此，他知道了一些那时候无用的知识。
邓丽君初试啼声，第一张唱片《蔓莉蔓莉我爱你》就是由美亚唱片发行的，而制作人正是赵明恭，听老头说，唱片销量并不是太好，本就不看好邓丽君的美亚唱片高层，不再给赵明恭一意孤行第二次的机会，对邓丽君采取冷藏的态度。
那是1970年的事，邓丽君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知怎么回事，在冷藏期间，邓丽君可能主动也可能被动勾搭上一个新加坡的老板，一脚踹掉美亚唱片，去了星马发展，最终大红大紫。
下午，冼耀文召集朗朗唱片所有重要人员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明确了在之前招募人时抛出的合伙人制度。
朗朗唱片发行的唱片分两种：
第一种是友谊影业指定发行，朗朗只需执行即可，唱片销量一旦不好，黑锅不用朗朗的人员背，反之，唱片销量火爆，首功也不属于他们，最多能分润给他们一点苦劳。
第二种是朗朗唱片自行发行的唱片，权力下放，总公司友谊影业不过问朗朗签哪个歌手，也不过问给谁发片，赚了，参与制作发行的所有人员都能拿到不菲的分红，亏了，先记下亏多少，等到年底算总账。
一旦唱片发行业务亏损或利润微薄，一干人等就甭想分红和奖金，能把工资拿全就不错了。
总之，就是一个原则，公司好过，大家都好过，公司不好过，每个人都得分担点责任。由着大家随便搞，最终没搞好，雪崩来临，任何一片雪花都没资格说自己无辜。
会议非常成功，公司给的优厚条件和自由创作空间，令每个人嗷嗷叫。
对此，冼耀文冷眼坐看结果。
自由和商业从来是风马牛不相及，规则很重的一言堂前期可以凭借掌门人的智慧快速发展，但到了后期，几无可能避免掌门人刚愎自用，昏头一意孤行做出种种错误决定。
规则不重，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策略，这样的团队，磁场和运气尤为重要，磁场契合，一加一大于三，个人的智慧融汇到一起，爆发出巨大能量，再有一点运气，完全可以创造奇迹。
磁场不合，每一步都会争论不休，磕磕碰碰，很难走远。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冼耀文就要跳出去雷霆万钧进行整改，一帮行业里的佼佼者、顺毛驴，想反着梳毛，就得给他们大闹天宫的机会，闹完了才好扣上紧箍咒。
进入十一月，冼耀文开始关心明星社（明星杂志社）的事务。
《明星》杂志的定位是半月刊，15日上市发行第一期、十一月下旬的期刊，社长兼总编梁瀚宇决定第一期的封面给电影《小城之春》，版面内容主推已经病入膏肓，眼看快油尽灯枯的导演费穆，以及人在香港的女主角韦伟。
《小城之春》虽然只是两年前拍摄的影片，却显露出纵横中国百年、数百年电影史的霸气与潜力，大概说到中国电影就绕不开它。
对梁瀚宇的选择，冼耀文表示认同。
第二主推的内容是介绍中国电影史，包括第一间临时戏院喜来园，第一间固定戏院比照戏院，以及第一间全华资的戏院影画戏院；中国电影之父黎民伟，香港电影之父黎北海，以及捎带上对黎民伟两个太太严珊珊、林楚楚的各一篇专访，其中严珊珊是中国首位电影女演员。
其他还有戏院大亨卢根的文章，卢根对电影在中国的普及贡献颇大，冼耀文看过文章后，作了批示：“补上卢根事业由盛转衰的部分”。
卢根的戏院事业早些年已败落，梁瀚宇只说他风光时刻，落魄时避而不谈，可不是给卢根留面子，而是陷他于不义，要知道卢根目前生活在羊城，说他富贵未必是好事。
新华社那边送来几张金焰的照片和一篇文章，字里行间私货不少，但冼耀文看过之后一个字没改，金焰这位韩国欧巴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值得一提。
在众多文章当中，还有包括阮玲玉在内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的相关报道文章，但凡人还健在且生活在内地的，冼耀文把文章都给抽了出来，并作了批示：“三十年代在上海发展、人在内地的女明星不许报道，特别是与联华影业相关的女明星，绝对不许谈及。”
有些女明星太过厉害，数次改名，数次改嫁，最终嫁给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但在上海发展期间，有过一段不愿别人提及的往事，与她沾边的女明星被刊登在香港的杂志上，极有可能成为一道催命符。
无冤无仇又无利益牵扯，何必害人。
有关男性名人的文章，不仅局限在影视行业，体育行业的名人也有，第一期就有两位体育界的名人，球王李惠堂和谭铜头谭江柏。
李惠堂是中国足球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比他成就高的只有高俅，值得报道。
谭江柏被选中，一是因为他在抗日期间所作出的贡献，二是已退役，夸上几句不会给当事人和杂志引来麻烦。
他的文章配图是一张小全家福����谭江柏、谭夫人陈珍妮，以及陈珍妮抱在手里的襁褓，文章里并未提及乳儿名讳，冼耀文盲猜咏麟。
第一期杂志的主题是“过去”，冼耀文对样刊挺满意，补上被抽掉的几篇文章，就可以送到印刷厂印刷。
明星之后是萨恩影视投资公司，如今还是空有名头，却没有一名职员，也没有资金注入可用来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