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693节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联系诗歌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苏雪林知道，周赫煊不是在写农民，而是在写古老的中华民族。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

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是一首接近60行的长诗，周赫煊花了十多分钟才写完。当他划上最后一个句号，身边的苏雪林已经眼眶湿润，嗓子里哽咽着什么难以倾吐。

看诗，看哭了！

凌淑华见苏雪林正在擦拭泪水，走过来问：“小梅，你怎么了？”

苏雪林指着周赫煊手里的诗，缓和情绪道：“你自己看吧。”

凌淑华埋头看去，把诗反复默念了好几遍，用沉重的语气说：“我心里有些难受。”

一个又一个人走来，一个又一个人思索，一个又一个人沉默。

这首诗表达的东西太多了，通过繁密的朦胧意象，呈现出新奇怪异的晦涩情思。或许每个读者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它核心寓意是很明确的，这是一首对古老中华民族的赞歌。

良久，徐志摩才开口道：“大家，都讨论一下吧。”

陈梦家想了想说：“有些艾略特的影子。”

“风格偏向于奥登。”张嘉铸道。

“意象雄浑，冲击力十足。”刘海粟道。

胡适说：“这是明诚创作的所有诗歌当中，价值最高的一首。”

陈西滢这个理性主义者，突然问道：“周先生，你为什么在诗中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因为我看到了。”周赫煊说。

“看到了？”陈西滢苦笑摇头，“我却没有看到，我只看到东北四省接连沦陷，连察哈尔都被日寇侵占大半。这个民族正在走入低谷，哪里有半点崛起的样子？”

周赫煊说：“政府和军阀依旧软弱，但国民已经开始觉醒。无数健儿，从全国各地奔赴东北抗日；无数志士，呼吁着民主政治和低于外侮；无数百姓，为了前线的抗战踊跃捐款。识字率正在不断提高，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深入人心，这样的中国是不会被打倒的。”

事实上，这首诗在全面抗战后写出来更适合。

穆旦在诗歌中反复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就是看到了全民抗战的热情。

但现在就写这首诗，也能从其他地方理解这句话，经典诗作在任何时候都能体现它的力量。

徐志摩说：“我认为这次的写作活动，《赞美》应当拿第一，这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专门讨论这首诗。”

“我赞成！”

“我也赞成！”

众人纷纷附和。

第六百零九章 现代派

接下来两天，大家没有做别的事情，而是聚到一起讨论周赫煊的新作《赞美》。

这是一首非常成熟的现代派诗歌，当然，“现代派”这个名字还没被广泛认可。要等到明年，孙作云在《清华周刊》发表《论现代派》一文，“现代派”才真正在文坛上得以确立。

十几年前，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等人，开创并摸索出白话诗的路子。他们借鉴西方诗歌的创作模式，再继承中国古诗的已有特征，将东西方诗歌融会贯通，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

整个1920年代，中国白话诗基本以“浪漫主义”为主，最典型的就是徐志摩和郭沫若。

而到了30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诗歌创作从“浪漫主义”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比如陈梦家，他以前写的就是浪漫诗，近几年渐渐的偏爱现实诗。

“现实主义诗潮”的代表人物，有艾青、蒋光慈、殷夫、蒲风、田间等等，大部分都属于左翼诗人。他们抓住现实、追踪时代，写出来的诗作能够吸引大众，现在已经占据了诗坛主流。

至于“现代派”诗歌，追溯其命名的由来，出自于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等到明年，卞之琳在北平主编《水星》杂志，后年，戴望舒主编《新诗》月刊，越来越多的诗人加入“现代派”行列。

“现代派”诗歌的创立，对于中国诗坛来说意义重大，它是中国白话诗真正走向成熟的体现。它不能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区分，比如周赫煊剽窃的这首《赞美》，就完美的融合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不仅如此，西方的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手法，也经常出现在“现代派”诗歌当中。

周赫煊现在就把《赞美》这首诗拿出来，绝对比七年以后穆旦创作时更容易引起轰动。因为如今“现代派”还在摸索阶段，《赞美》这种风格完全成熟的现代派诗歌，对1934年的诗人们来说无异于原子弹。

还是那句话，就像在诺基亚横行的时代，突然推出一款苹果智能手机。

事实上，周赫煊以前抄的那几首朦胧诗，严格来说也属于现代派诗歌范畴，这些年不断的被民国诗人们研究。但《赞美》这首诗更加可怕，它的思想情感与技巧性的融合几乎完美，让人深深的为之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