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651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元宵节确实出奇的热闹，气氛远超春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规定不准过春节，人们只好把春节和元宵放在一起庆祝。
如此一来，每年的元宵节就成了老百姓的狂欢节，常常导致各种混乱，元宵节晚上出门只能步行，因为挤得连黄包车都没法通行。
民国的元宵节疯狂到什么程度？
有词为证：绅士龙灯禁止玩，一般朽崽省得忙。记得去年樊西街，王八婊子齐发狂！
这是湖南某好事者写的《竹枝词》，“绅士龙灯禁止玩”，讲的是蚌壳灯随北洋军阀传入长沙，跟当地的龙灯融合到一起。“蚌壳精”往往是娼妓装扮的，由于其表演具有各种挑逗性，被正义人士严厉谴责，政府也坚决取缔，但却每年屡禁不止。
说起民国的元宵节，最扯淡的当属1912年。
那时中华民国刚刚成立，政府宣布废除农历、采用西历，竟把西历1月15日定为元宵节。政府对此广为宣传，号召大家一起出来欢庆元宵，结果乌漆嘛黑、天寒地冻，街上连鬼影子都见不着几个。
为啥？
因为西历1月15日，距离春节都还有一个多月，而且是农历月底，天上根本就看不到月亮。
“咚咚咚咚！”
远处传来敲锣打鼓声，却是舞龙灯的队伍过来了，许多提着花灯的群众跟着跑，整条街全部沸腾起来。
“砰！”
天边炸出团团的光点，却是不知哪个富商在放烟花，小孩子们仰头望天乐得直叫。
周赫煊看着周遭的热闹气氛，不由想到三年后的七七事变。此刻热闹的天津城，就要沦丧在日寇的铁蹄下，再无这般普天欢庆的模样。
周赫煊带着老婆孩子看了舞龙灯表演，又去海河边放灯，直闹到凌晨时分，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第二天下午，周赫煊带着费正清去天津图书馆。
汽车开进老城区，很快就看到一栋房子的墙面上，贴着巨大的政策宣传海报。海报上画着一只巨大的虱子，一只人手举着匕首，插入虱子的腹部，旁边还画着苍蝇、蚊子等害虫。
海报上还有文字说明，上方写着“扑杀疫病及其使者”，侧面写着“响应蒋委员长号召，全民开展新生活运动，讲卫生、勤打扫、得健康”。
紧接着，天津市政府和市党部的官员们，一个个西装革履的出现在大街上，每人手里都提着把扫帚。
曾经的晋绥军将领、阎锡山的老部下、现任天津市长商震，一边扫大街一边说：“大家都听着啊，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工的，都必须认真履行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啥是新生活，第一要爱干净，今天我领着兄弟们干，以后你们还要自己干，要把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
几十个穿西装的官员一起扫大街，这场面实在太美了，周赫煊都不忍心看。
第五百七十章 一场闹剧
常凯申的新生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的讲话甚至被灌成唱片，要求全国各地的广播必须协助宣传。
这不，元宵节没过多久，周赫煊的中华广播电台，就开始每天播放常凯申的新生活讲话了：“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就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德国不到十五年功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账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嗯，这番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这一届的国民不行，而非中央政府统治不力。
于是乎，伟大的空一格蒋委员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首先从国民的衣食住行着手，吃饭要规规矩矩的坐在桌上吃饭，不能随便找个地儿蹲着吃；穿衣服不能袒胸露腹，扣子必须老老实实扣好，头发也不能搞成烂鸡窝……
蒋委员长还说，“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通通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对比中国人和日本人吃饭、洗脸的样子，得出一个非常英明的结论，即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有纪律性和更具国民素质。他说：“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很快，全国各大报纸都在陆续报道“新生活运动”，并且中央政府还下达指令，把4月份的第一周定为“新生活运动宣传周”。
全国上下搞得鸡飞狗跳，国党的行动队带着红袖箍，走街串巷到处抓那些衣衫不整、奇装异服、发型凌乱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各街巷也被划分了区域，凡是发现卫生情况不达标的，所属区域的商家和住户全都要受罚。
黄包车夫们那是很郁闷啊，载着客人跑得大汗淋漓，还不敢把衣服扣子解开凉快一下。因为一旦被逮到不扣扣子，立即就要遭受罚款，忙活半天的收入直接泡汤。
天津的市民们，以前喜欢一边坐在巷口吃晚饭，一边听电台广播节目。现在也完全不敢了，因为吃饭必须围坐着桌子吃，路边吃饭是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指示的。
好在就那么一阵风，等“新生活运动宣传周”过去，国党行动队就查得没那么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只有那种走背运的家伙，正好遇到巡查人员，才会惨遭罚款，反正自认倒霉吧。
民国的“新生活运动”属于长期活动，整整搞了十多年时间。
反正隔三差五就要抽风弄出新内容，比如禁止婚丧嫁娶寿宴的浪费，禁止穿戴奇装异服，禁止男女浴室同坐，禁止中小学生留长发，禁止妇女烫发和裸腿，禁止在汽车、戏院、会场、山林抽烟，提倡守时运动，劝道人畜分居，提倡救济慰劳伤兵，宣传禁毒禁赌等等。
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好的，对改善社会风气很有帮助。但有些内容就管得太宽了，比如一些地方禁止烫发和裸腿，搞得女人连裙子都不敢穿。
最可怕的是劳民伤财，到1935年新生活运动达到巅峰时，全国有相关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这几万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推进新生活运动，靡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
不但如此，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管控不力，许多地方官员拿着鸡毛当令箭。他们借“新生活运动”之名，到处胡乱抓人罚款，有时候你好端端的走在街上，就因为一颗上衣扣子没扣，便被抓起来强行罚款。
“老蒋这是吃错药了吧？整天正事不敢，专门搞这些虚头巴脑的运动。”胡政之无语地说。
周赫煊笑道：“老蒋在给自己树立威信呢。”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搞新生活运动的初衷就是刷存在感，并在执行过程中宣扬他那套儒家观念。这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独裁运动，反对乱七八糟的各种主义，提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而统一国民的思想道德。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搞全民军事化，方便以后全面抗战时征兵。
老蒋也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他又不敢直接高喊抗日口号，所以就把为抗日做准备悄悄掺杂进新生活运动当中。用老蒋的原话来说：“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
然而屁用都没有，老百姓被管得很严，当官的吃喝嫖赌抽照样在干。
所以冯玉祥才说：“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
宋美龄的好闺蜜项美丽则评价：“新生活运动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