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389节
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党是反动的。
上面这句话，在《新文化运动与国党》中反复出现。胡适从思想自由、对文化的态度等各方面，举例分析并指出国党的反动性质。
胡先生的胆儿也太肥了。
幸好胡适跟宋三小姐关系不错，自己的名气也够大，不然他估计已经被逮捕了。
上海，法租界。
新月书店（出版社）。
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三人，拿着他们整理出来的文章集子，找到新月书店的经理潘孟翘说：“潘兄，你不是一直愁着无书出版吗？现在就给你送稿子来了。”
潘孟翘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哥哥，他只翻看了几篇文章的标题，就叫苦道：“你们祸害了《新月》诗刊还不够，又要来祸害新月书店？”
“什么叫祸害？这是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梁实秋大义凛然道。
胡适温和的笑道：“也只有新月书店能出书了，勉为其难就出版了吧。”
潘孟翘无奈的摇头叹息：“唉，出版就出版吧，反正你们是老板，我就一个跑腿儿打工的。”
潘孟翘为何如此为难？
因为胡适三人拿来的文章，全都是跟南京政府唱反调的，包括已经出版和无法出版的文章，现在准备集结出书，名为《人权论集》。
《新月》诗刊由于“违规”刊载胡适的文章，前段时间已经被国党查封了。胡适也是没有办法，只能直接出书，因为再没有报刊杂志敢刊登他的文章。
可想而知，新月书店离被查封也不远了，直到胡适避走海外才能恢复营业，《新月》诗刊也是如此。
就在胡适他们讨论出版编校问题时，徐志摩和张嘉铸突然冲进来：“喜事，喜事，大喜事！”
“什么喜事？”梁实秋好奇道。
徐志摩高举着越洋电报说：“仲述兄（张彭春）从美国发来的消息，明诚兄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和龚古尔文学奖！”
“真的？”胡适无比惊讶。
罗隆基问：“这都11月中旬了，怎么国内都没见到相关新闻？”
张嘉铸纳闷儿道：“我也不太清楚，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入围名单，早在十月份就公布了，南京政府应该收到了消息才对。”
胡适很快想明白其中道理，叹气道：“恐怕南京政府早就知道了，这种大新闻，中国驻瑞典公使肯定会通知国内。但想想明诚的小说都写的是什么？不管是《神女》还是《狗官》，都在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这种作品要是真在国外获奖，恐怕政府那边会感觉脸面无光。”
“确实如此。”梁实秋点头附和。
如果换成去年，或许南京政府都不会如此反应。但今年不同，国党正在打压文化界，以前可以随便发表的问题小说，此时却要面临各种审查。
北伐的最终胜利，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结束，许多东西是不能写的，就算写了也没法出版。
想到这里，众人都陷入沉默当中。
大家都是文化人，对此有切身体会，这对他们而言是莫大的悲哀。
徐志摩道：“不管如何，都要把这个消息告知大众。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和龚古尔文学奖，是值得全民庆祝的事情！”
张嘉铸笑道：“别的报纸不说，《大公报》是肯定会报道的。”
第二天，包括《大公报》、《申报》、《新闻报》在内的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头条登载消息——中国作家周赫煊先生，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候选人名单。
“据欧洲发回的确切消息显示，我国大作家周赫煊先生，已经成功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候选人名单。入围名单包括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27位作者，其中，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以及德国诗人史蒂芬·乔治是周先生的最大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周先生还入围龚古尔文学奖最终候选人名单。龚古尔文学奖是法国最高小说奖项，迄今为止，还没有亚洲的文学家入围，周先生这次入围代表着整个亚洲的荣誉……”
此新闻一出，顿时引发全国热议。
特别是中国文学界，无数作者欢欣鼓舞，学生们更是把周赫煊视为“伟人”。
是的，就是伟人！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此时的中国人心中也是个伟人，只因他是亚洲唯一荣获诺贝尔奖的学者。
赞誉之声铺天盖地袭来，全国报纸到处都在报道，南京政府想压都压不住，这个消息太令国人振奋了。
甚至有人说，周赫煊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崛起的先兆，是西方开始重视中国的证据。
章太炎甚至为此赋诗一首，送去报纸换了顿酒钱，喝得酩酊大醉。
林语堂撰文赞道：“周氏入围诺贝尔和龚古尔文学奖，乍闻之下令人惊异，但细想实属正常。《神女》意象瑰丽，构思精妙，结构离奇，放眼世界文坛，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实实在在属于伟大作品。事实证明，中国人在写文章上面，丝毫不弱于西方白人，周先生不愧为中国文学巨匠。”
徐志摩写文章吹捧道：“初读明诚兄的作品，便能感受到莫名震撼，有一种拜读世界名著的惊喜。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是我辈难以企及的，他是文学之神的宠儿，是文学精灵的化身，我要为他唱响一曲发自心灵的赞歌。”
庐隐在《晨报》副刊写文章说：“《神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从一个弱女子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扭曲，继而探寻人类内心的黑暗面。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丁玲在《新闻报》文学批评专栏里写道：“《神女》和《狗官》对于现实问题的揭示，是最有力度，也是最深刻的。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作品，就影响力和文学性而言，第一当属《狂人日记》，第二就是《神女》，第三当属《狗官》。”
茅盾在《小说月报》的评论文章里说：“文学的伟大在于其思想深刻，《狗官》的白描式风格相当于扒中国社会的皮，《神女》的幻想式描写则在拷问中国人的灵魂。”
在一片赞誉声中，也有不少人唱反调，有些属于眼红后的尖酸刻薄，有些则更倾向于理智冷静。
鲁迅和陈西滢这两位作家，曾经互相写文章唾骂，是打笔仗打了好多年的老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