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91节

陈省身目瞪口呆，过了半天才道：“先生，您在这里玩文字游戏挖坑，这也太坑人了吧？”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上海大学不得不宣布，这张考卷作废，后面会另外安排重考。然后，李谦再次拟了一张试卷，然后拿给陈建功看，让他看看会不是难度上又失控了。然后，陈建功先生表示，这一张试卷大有进步，平均分应该能突破二十分了。结果这张试卷还没拿出来，就被枪毙了。

最后还是陈建功先生出了一张试卷，然后李谦换掉了里面最后两道题，新的考试才得以正常进行。但即使如此，上海大学的入学考试依旧是非常难的，能考进上海大学，就是精英。这也成了上海大学给大家留下的刻板印象之一了。

第一百零五章 收音机和电台

虽然李谦的上海大学号称是最适合穷人读的大学，但事实上，在通过了严苛的入学考试后进入上海大学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其实家庭条件都不错。这也正常，因为如果没有至少是过得去的家庭条件，除非有着非同一般的天赋，否则要想能把数学学到足以通过上海大学的考试的地步，本来就很难。

不过李谦的这一套搞法却达到了另外一个特别的效果，那就是后来，无论是中统还是军统，在试图往上海大学里面掺沙子，扎钉子的时候，都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那就是他们的人考不进上海大学。

如果是公立的学校，通过政府机构，安排一两个人进去真是太容易了、如果是普通的私立学校，只要给钱，进去也不难。又或者通过学校的校董什么的，塞一两个学生进去，那还不容易？

但是这些招数，在上海大学这里都行不通。上海大学是私立的，没法走政府机构派人的路子。另一方面，上海大学又不是给了钱就能进的，甚至因为李谦过于强势，校董们都没有推荐人来读书的权力。

所以要混进上海大学，尤其是混进一些关键的学院，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进去。而说实话，在这个时代里，有自己考进去的本事的，谁愿意去当一个特务？更何况自从清党之后，国民党就已经是一个没有理想的团体了，谁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学该死的数学，有这个时间去干点别的，比如说去王利发老板的后院里抓几个租房子的学生，赚的不是更多吗？而且就算混进去了，日子也不好过。

李谦的上海大学在上海的大学中以学习任务重而出名，每天的学习任务很多很重，要跟上学业可不轻松，而如果努力地跟上学业，那就太累了；如果不认真学习，立刻在成绩上就会显得很突出，然后就容易引人注目，然后……嗯，要干什么就都不方便了。

这就像后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试图向人民党内部渗透，但除了拉拢个别变质的叛徒之外，他们的自己人总是没法渗入人民党内部，更不要说弄出军统南京联络站开会，大家聚在一起，然后站长开口说“我们中出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故事。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的人，有几个受的了人民党那边的清贫的生活？而在上海大学这边，他们同样也受不了学习的苦。据说中统曾经有人想尽办法进来了，结果不过几个月之后，就因为学习态度不好，学习成绩太差，品行也不好，经常违背学校纪律，被老师们一致认为会败坏学校风气，然后他就被开除了。

不过以这都是后事了，在开学典礼之后，李谦便让李强童鞋去校办工厂看看，并和他在签订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

进了李谦的办公室，两个人坐了下来，李谦道：“要喝点什么不？我这里有黄楚九送来的宫廷玉液酒，很贵的，知道多少钱一杯吗？”

李强摇了摇头道：“李校长，我不喝酒的。而且黄楚九先生的酒，最好还是别喝，虽然他肯定吹得天花乱坠的，但是那位先生卖的药物大部分都是没啥用的东西。”

李谦心中暗暗的叹了口气，看来对方并不知道这个切口。不过考虑到多重世界理论，也许他是从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的世界里面穿越来的呢？

“黄楚九的这些玩意儿，一般来说的确是没啥用的，不过一般也没啥大害处，基本上就是安慰剂而已。”李谦又说道。

“安慰剂”这东西其实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但是这个名字，却还要到1955年才被明确地提出。所以，这又是一个切口。“

“安慰剂？什么意思？”李强道。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的说法，他认为有些病人只要给他们一点淀粉团子，并且告诉他们那是特效药，他们的吃下去之后，也会立刻感到自己的症状减轻了，他就叫那个为‘安慰剂’。”李谦解释道，同时开始怀疑：“这人难道真的不是一个穿越者？那估计就是幸存者偏差了。也是，在这个时代里，最后活下来，而且还有所成就的人，哪一个看上去不像是开了挂的穿越者呢？”

于是李谦便结束了试探，对他道：“赵国富是我的朋友，我们和兄弟一样。你是他介绍来的，你的身份你不用说，我也不会问。赵国富说你想要学习一些和无线电相关的东西，我这里的校办工厂正好有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准备研制电子管和收音机。一开始我们会从国外进口一些电子管，用以研制收音机，之后我们肯定会自己生产电子管。一开始的研制中总是会有一些损耗的，你说是不是？另外，因为生意上的需要，我们这里也有用于联络的商业电台。商业电台总是要保养的，这个事情也就交给你来做了。对了，你的法语和德语怎么样？”

李强摇了摇头：“我此前学的是英语。”

“那你最好自己抓紧时间把这两门语言学好，因为很多的技术资料是这两种文字的。”李谦道。

“好的，谢谢您，李校长！“李强真心实意地说到。

李谦虽然说我不问你地身份，但是直接从这句话中，李强就知道，李谦是知道他的党员身份的，甚至也是同情党的事业的人。接着李谦的那些安排，更是让他感受到了李谦的善意。所谓的电子管收音机在研制的时候总会有损耗，其实就等于说你可以自己留下一些电子管，用来干私活。甚至于为了干私活方便，李谦还直接让他负责商业电台的维护，这实际上就是给了他一个拆卸仿制商业电台的机会。于是李强就想起了赵国富对他说到的这样的话：“李谦并不是我党的党员，但他却是一位相当认同我党的宗旨，对我当怀有很大的善意的，值得信赖的朋友。在412反革命政变中，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志，都得到过李谦的帮助，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相信我们自己的同志那样相信他！“

“有关法语的问题，你有不明白的，可以来问我。德语我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考虑到技术类的文章中，总会有很多普通人看不明白的地方，就算你去找复旦的德文教师，这类玩意儿的方面，他们多半也不如我。嗯，你还是可以来问我。此外，如果有数学方面的问题，你随时可以来找我。“李谦由补充道。

于是在李谦的数学研究所中，时不时的就出现了一个拿着技术资料跑来找李谦的年轻人，于是陈建功都问李谦，是不是又发现了一个像陈省身和华罗庚那样的天才。

于是李谦想了想，便这样回答道：“李强同学呀，他和陈省身还有华罗庚是不一样的。陈省身和华罗庚，都是纯数学上的天才，尤其是陈省身，已经能够专研相当深刻的问题了。当明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时候，我就准备把他们两个带过去见见世面。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师嘉当先生，让他们在欧洲学习一段时间。毕竟那里才是学术的中心区域。不像我们这里，等个期刊都能等死人。

至于李强，他也算是个天才吧，不过不是那种纯粹的数学理论上的天才，而是一个天才的工程师。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说，一位大工程师，在意义上不见得低于一位大科学家。我已经将电子管收音机，以及电灯和电子管的研制都托付给他了。我们中国的民间工业，一直都仅限于面粉和棉纱这样的低技术的东西，如今我也想试试看，我们走高科技路线，能不能走出一条路来。”

要说李强的表现的确不错，仅仅只用了两个月，他就完成了电子管收音机的研制，他自己还在当中增加了一个整波线路，大大地降低了收音机的噪音，又对天线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天线的灵敏度。现在这款收音机只缺一个漂亮的外形设计，就可以试着生产销售了。

不过就像李谦此前说的那样，研制过程中总会有元器件的损耗的。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损耗了不少的电子管。

这天李强又有一个数学上的难题，一时难以解决，便又跑来问李谦。李谦便停下工作，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两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将问题分析清楚了，又提出了新的改进思路，然后李谦突然问道：“这个技术问题应该在收音机上是遇不到的。嗯，你对电台的研究也进行得很不错呀？当然我说过，你要干什么，我不问。但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天线的技术，非常有经济价值，嗯，我可以去帮你申请一个专利，然后你将这个专利授权给我，我会出钱的。也算是我对你的事业的一点支持。”

第一百零六章 变局

从五月到七月的这两个月中，整个中国的局势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何应钦在徐州被孙传芳打得大败，这一战表明了一点，在经过了清党之后，变得“纯洁”了的国民革命军在战斗力上和传统的旧军阀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而相比传统军阀孙传芳，他们在失去了苏联指挥官的指挥之后，在指挥作战上，尤其是如何指挥一群乌合之众上，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于是自然就被经验丰富的孙大帅轻松地碾压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不得不让何应钦退了下来，然后自己亲自带兵上阵。蒋介石虽然挂着黄埔军校校长的头衔，但是论军事指挥，他真的是个门外汉，可能，也许能和张大帅——东北的那位，不是山东的那位传奇诗人——一较高下。不过蒋介石手下的兵比较多，而在此之前，孙大帅在一系列的作战中，损失也相当的大，所以总的来说，徐州这一战，蒋介石的优势还是很大的，基本上也算是飞龙骑脸了的。

而在武汉那边，也不平静。共产国际那边似乎是终于发现了中国的情况很不对了，过去的策略似乎是出了问题。于是便派了一个出身于殖民地地区的革命家，前来指导一下中国的革命。想来，相比那些欧洲来的革命者，他应该能给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中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帮助吧。

这位革命家叫做罗易，他来自印度。

罗易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887年2月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早年曾是一名激进民族主义者，投身于使印度摆脱英殖民者桎梏的解放事业，从事反英活动。1916年起使用罗易这个化名。1917年罗易在美国被捕，他利用保释的机会冒险逃往墨西哥。在墨西哥邂逅鲍罗廷，在其影响下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罗易参与组织成立了墨西哥共产党，不久被推举为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代表墨西哥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 团委员。此后，在革命圣地莫斯科，他因为在殖民地问题上见解独到而闻名于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中声望很高的活动家。列宁称赞他为“殖民地革命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和“东方革命的象征”。

但是罗易毫无实际的工作经验，在抵达中国之后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的主张，也就是立刻广泛地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大众；另一方面在上层改造国民党，使之“工农化”，改造以汪精卫为中枢的武汉政权，使之成为工农民主专政机关。

这几乎就意味着要对武汉政府进行一次清洗。但是当时的人民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力量，在此前的一段日子里，他们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一退再退，自己的力量不断损耗，已经没有进行这样的行动的能力了。鲍罗廷和陈仲甫都表示，如果这样操作。立刻就会导致两党的决裂，并且让人民党遭受重大的失败。

客观地说，鲍罗廷和陈仲甫在此前的一系列举动的确都太过软弱，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革命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刻就从一端跳到另一端就是正确的行为。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实际上就是从过去的无原则退让，一下子跳到不管客观条件的冒进，虽然一个表现为右倾，一个表现为极左，但是其机会主义的本质却毫无变化。甚至于这样的大幅度的横跳本身，就是机会主义的一大特征。

于是对鲍罗廷和人民党的软弱深感失望的罗易便直接去找他觉得更勇敢的革命者——汪兆铭。在罗毅看来，目前还在公开的说，反对两党合作，反对人民党的，就都是在反对中国的革命的汪兆铭是比软弱的陈仲甫和鲍罗廷更为可靠的，更能够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的“真正的革命者”。

6月31日，罗易亲自去拜见汪兆铭，并且向他出示了共产国际关于广泛进行土地革命，影响并控制革命军队，建立真正的革命的政府的主张的文件。并且允许汪兆铭对这份文件进行抄录。

于是到了七月十五日，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也发起了清党行动，“真正的革命者”汪兆铭甚至喊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被记入了历史教科书的名言：“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大学的校办工厂里面，李强刚刚完成他的特制电台的第一次测试。李强通过自己手中的电台和在上海的另一处未知位置的赵国富进行了联络，信号非常好，试验非常成功。

李强满怀兴奋的完成了实验，收拾好东西之后，从实验室里一出来，就看到李谦等在外面，而且他的脸色格外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