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261节

这样一来，这次会议的基调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第一，人民党中央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第二，人民党中央犯下这个错误，不是因为他们背叛革命，主要责任是他们被大野心家米夫欺骗了。

于是会议一开始，博古便不得不先做了一个自我检讨，他表示因为上了大野心家米夫的当，整个中央，都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再加上敌人过于强大，所以才导致了如今被动的局面。

但是这个发言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朱玉阶首先开炮，他认为博古的发言浮于表面，避重就轻，没有深入分析问题，更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党中央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不是丢给米夫就够了的。至少，也要说明白到底什么地方错了，那些决定是错的，谁应该对他负责，而不是现在这样什么都没有，讲什么问题都推给几万里之外的米夫了事。”

“对呀，要说具体一些。”出乎博古意料的，洛甫站出来支持了朱玉阶。

洛甫继续道：“我认为，首先在军事指挥上，我们犯下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误没有从实际出发，客观的分析敌我的情况，盲目的进行战斗，这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出问题才怪呢……”

在下面的林彪听了，忍不住掉头和彭德怀道：“这说话的味道，怎么就这么熟呢？”

朱玉阶首先开炮，洛甫接着反水，然后剩下的人也都纷纷指责博古和李德应该为失败负责。红三军团政委杨诚五更是直接说：“李德是大野心家米夫派来的，他说不定就是个来破坏革命的托派分子！”

李德当然要为自己辩护了，然后自然就吵了起来，最后呢，大家当然就投票解决。首先，反围剿的斗争遭遇到了重大的失败，这是毋庸讳言的。而苏联的同志已经指出了，这里面有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同志还有李德同志是主要的军事决定的负责人，要说他们没有犯机会主义错误，那也是说不通的。更重要的是，机会主义的问题的源头是米夫，是东方大学，那么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跟着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当然是受到了米夫欺骗和毒害的人，说得更明白一些，那就是二十八个半里面的人。如果这个责任不是博古的，那是谁的呢？于是二十八个半自己就先内卷起来了。

最后投票的结果自然是，大家都认为，博古和李德应该为反围剿的失败负责，所以会议解除了他们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并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小组来负责军事问题。这个新的三人小组由洛甫、伍豪和朱玉阶组成。

接着会议开始讨论关于红军的下一步行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开始各抒己见，有人觉得应该去湖南，和红2、6军团会师，在湖南开辟一个新的苏区，也有人觉得应该去恢复鄂豫皖苏区。还有人觉得干脆去川陕，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接着李德胜也作了发言。李德胜指出，突围和建立新的根据地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做决定的，一定是要基于可靠的情报，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所以在没有对相关的情报进行系统的收集和分析之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

不过突围行动的准备，现在就应该认认真真地准备起来了。他建议组建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相关的准备工作。这个委员会必须包括真正懂得军事，尤其是运动战的同志。因为此后红军将进行一系列的运动战，突围之后，红军必须能保持高运动能力，所以要在能保证后勤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那些会拖慢行军速度的坛坛罐罐，轻装前进……

接着大家有对李德胜同志的建议进行了表决，这一次，李德胜同志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苏区又建立了一个转移工作委员会，李德胜同志负责主管相关工作。

最后就是最为艰难的任务了，那就是要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拖住敌军，以掩护红军主力的突围。

既然博古已经靠边了，有人就打算干脆就让博古来负责这个工作，也算是废物利用了。据说当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博古的脸都气白了。

但是这个建议立刻遭到了湖南吐槽王的反对，但是他反对的理由，却让博古的脸又变红了。因为他认为，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博古同志的军事能力，不足以承担这个任务。

于是最后讨论了一番之后，陈世俊和夏英被留下来，负责掩护和牵制任务。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央苏区便开始为突围和转移进行准备了。

考虑到根据李谦提供的消息，美国白银市场的行情最多到年底就会结束，而很显然，一旦这波行情结束，国民党军队的补给就会得到恢复。而且就李谦在经济上做出的分析，虽然白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了非常大的破坏作用，但是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却是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关税收入和购买力。所以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状况可能反而会有所改善。而且国民党政府也正在进行货币改革，如果法币改革完成，那么短时间内，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能力会变得更强。所以红军必须抓住这个时间窗口。

第三百二十一章 突围

九月初，比原本的历史上提前了一个多月，中央苏区的红军开始进行总突围。在这段时间里，负责转移工作的准备的李德胜，又和很多同志发生了争执。因为李德胜同志打算丢掉很多在他看来太过笨重，会严重拖累红军的行军速度的东西。比如说军工厂以及其他一些工厂的机器。

很多同志不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短时间内派不上用场，而且移动起来也格外的困难。但是大家还是打心眼里觉得舍不得。多好的机器呀，当初苏区的同志们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一点点地将它们运进苏区来的。后来，为了维护以及保护这些机器，同志们不知道花了多少努力，甚至是付出了多少牺牲。如今李德胜却要直接将这些机器全都抛弃掉，这实在是……虽然大家在理智上都承认李德胜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情感上他们却是真的舍不得这些“坛坛罐罐”。很多同志都表示，他们愿意豁出命去背着这些机器转移，“在我累死之前，绝不拖部队的后腿”。

但是李德胜同志却明白，坚强的意志力固然可以创造很多奇迹，但要是认为有了意志力就什么都可以做到，那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了。所以他不得不努力地说服那些同志，放弃那些机器。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同志们，如果我们过去能在困难中建立起自己的工厂，那么将来，我们也能再次重建起这样的，甚至是更好的工厂。”

当然，李德胜同志在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李谦已经开始在陕西为他们准备一座他们根本就不敢想象的“大工厂”。

最后，同志们被李德胜说服了，他们依依不舍地将机器拆开，然后将一个一个的零件小心地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接着将它们藏入山洞里。期待着有一天，红军还能回到这里，还能把它们挖出来。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机器零件埋藏的地点，渐渐地变得不为人知。抗战时期，由南方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一度想要将这些机器找出来，好重建一个军工厂。只是很多记录都在游击战中丢失了，再加上他们又通过其他手段，获得了更先进的设备，所以将会这些机器挖出来的打算也就被搁置了。

直到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江西省的一些老同志，想要为红军的第一座兵工厂建立一个博物馆的时候，人们才再次想起了这批用油纸包着的机器零件。只是这个时候，当年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不少已经在革命中牺牲了，相关的记录也不完备，剩下的一些人凭着自己的记忆，想要找到这些东西，但是却一直都没能找到。所以博物馆中的展品就是都是解放后的复制品。直到二十一世纪，几个不知死活的驴友，在私自去一处溶洞“探险”的时候，却无意中找到了一大堆被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机器零件。据说当那些油纸包被打开之后，其中的一些零件还光亮如新。

虽然放弃了工厂，但是另一样东西，李德胜同志却把它整个的都带上了，那就是苏区的一系列学校，从瑞金小学，一直到“革命技术学校”（这是一所用于培养包括工业、医疗等方面的技术人才的学校。）和“红军大学”都被带上了，在原本的历史上，瞿霜同志因为身体不好被留下了，最后因此而牺牲。但是在这一次的情况下完全不一样，链霉素治好了瞿霜同志的肺病，如今瞿霜同志的身体状况虽然还是偏弱了一点（毕竟，结核病即使治愈了，也是有一定的后遗症的。而且它对肺部造成的某些伤害也是不可恢复的），但是却也不是没法跟着部队转移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今负责转移工作的是李德胜同志，李德胜同志和有些人不一样，他并不打算借这个机会，将一些自己不己喜欢的同志丢在即将沦陷的苏区。

至于红军突破选择的路线，则是先向南边从粤北突围。

粤北是陈济棠的地盘。在第五次围剿中，陈济棠照例是出工不出力的。毕竟和红军拼命对他的利益只有损害。再加上陈济棠可没有钱像蒋介石那样大修碉堡，所以，当红军开始向粤北转移的时候，陈济棠立刻派人通过关系联系上了伍豪，表示希望能够和红军达成一项君子协定。

陈济棠表示，他本人对红军并没有恶意，只是广东是他的地盘，他不希望红军呆在广东。如红军真的要进入广东，那他当然只能和红军拼命。但是如果红军只打算从广东借道的话，那么大家完全可以商量。

红军这边，如今的方案是前往湖南，而不是南下广东，而且为了给突围找个理由，还打算宣称自己是要北上抗日的。

不过既然陈济棠这么配合，那伍豪也还是要表演一下的。伍豪表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自然不会在广东长时间停留。只是红军物资匮乏，就算想走，也要先在广东北部收集一点补给再走。

陈济棠当然知道红军物资匮乏，也知道红军的收集补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嘛。当然如果红军要走，这分田地多半是分不好的。但是打土豪也受不了呀。更要命的是，要是红军行动慢了，蒋介石可就追过来了。到时候打土豪打到了补给的红军撒腿就跑，但是蒋介石进了广东，想要再让他跑，那可就不容易了。

所以陈济棠只好提出：“兵贵神速，你们不要在广东耽搁时间，赶紧走。实在是缺啥，咱们不是朋友吗？我老陈最讲义气了，我支援你们一点东西，你们快走！”

陈济棠果然很够意思，立马就送来了一些粮食还有弹药。然后双方在陈济棠安排好的封锁线前表演了一番，吝啬的红军在铁皮桶里面点了不少的鞭炮，不吝啬的粤军朝着天开了不少枪，然后红军就突破了粤军的封锁线，往西边去了。

蒋介石知道红军从粤军这边突围的消息之后，当然是大怒，但是，目前他还拿不出让手下赶紧追击的开拔银子，所以蒋介石手下军队的追击也不是很得力，再加上追红军这事情又必须很谨慎，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的。比如说不久前，薛岳在占领了一座空城的瑞金之后，立功心切，手下有一个师跑得快了点，结果被林彪打了个埋伏，大半天时间，一个师就没了。然后薛岳再一看，发现汤恩伯还在自己后面有大半天的路程呢，于是立刻来了个急刹车，好等汤恩伯跟上来，没想到汤恩伯也来了一个急刹车，然后因为“致力于剿灭赤匪游击队”，又过了两天才跟上薛岳。

而据说蒋介石对此，还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汤克勤沉稳谨慎，真有大将之风！相形之下，薛伯陵就还是有些沉不住气……”

有了这样的一句话，薛岳便也沉稳了下来，一路尾随着红军，保持着两到三天的安全距离，奋力追击。薛岳和红军保持这样的距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依照此前的经验，红军的强行军能力相当惊人，他们短时间内的运动能力远超过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两到三天的距离应该也是红军进行一次强行军的极限距离了，在这样的距离上，相对安全。

红军在粤北“突破”乐陈济棠的粤军的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广西，然后转向湖南方向。这时候，因为军费被大量的挪用，所以国民党军队没来得及在广西和湖南边界上安排历史上的那样的封锁线，即使是湘江天险，守军的人数和准备，也远远不能和原本的历史上相比。再加上红军没有带上历史上那么多的坛坛罐罐，行军速度比起原本的历史，不知道快了多少。

所以红军突破湘江的时候，并没有像历史上那样经受多少损失。九月十五日，红军的一支先遣队通过强行军，首先来到江边，并找到了三条打鱼的小船。他们便用着三条船将一个连的部队送到了湘江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