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235节
还没喊完，他就发现情况不太对，因为铁甲车上的机枪枪口转了过来，却是对着他的。而且铁甲车后面跟着的，居然都是些大鼻子外国兵。
楼上的那些家伙看到这队士兵过来了，也不开火了，反而朝着他们大喊了起来。
那些大鼻子外国兵便围上来，将严醉他们都缴了械，全都捆了起来；那边日本人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照样被缴了械，捆了起来。一些日本人还大声地用美国人压根听不懂的英语抗议着。
这个时候，李谦也带着《求索》编辑部的同事们，在保镖的护卫下，从楼上下来了，带队的美国马润军官上前来和李谦寒暄了两句，告诉他，他们正好从附近经过，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都信。
然后呢，在看到被抓住的人当中还有不少的日本人之后，这件事情自然就变成了日本人贼心不死，再次试图刺杀李谦了。
至于那些蓝衣社，李谦直接把他们无视掉了。反正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蓝衣社，都被美国佬直接带回去了。
再然后，当然是关于这件事该怎么收场的事情了。日本人和蓝衣社都先后出面，把自己的人从美国人那里要了回去。对于报纸上的各种流言，两家也各自做了辟谣。
关于日本人这次行动是又一次对李谦发起的刺杀的谣言，日本方面坚决地加以否认，并表示，这完全是误会，是叛逆分子的阴谋，是那些叛逆分子故意误导了日本方面，让他们相信，他们正在李谦先生所在的酒楼上集会。我们的情报人员报仇心切，没能看出这里面的破绽，所以上当了。
这种辟谣的效果有两个：第一，相信的人并不多；第二，偶尔有个人信了，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日本情报部门的人都是傻瓜。
但是在这个时候，为了不至于让全世界都觉得，在日本没人拿天皇的大命当一回事，情报部门的人就必须出来背一次锅了。
至于蓝衣社，他们面对的谣言就更黑心了。有谣言说，蓝衣社那次去，是和日本合谋，要一起动手干掉李谦。当然这种说法，没多少人信。但是还有谣言说，蓝衣社的人是和日本人一起去抓朝鲜人的——这个谣言就已经有一些人相信了。
在虹口爆炸案之后，上海市民们对于那些把数以千计的日本鬼子送到了九段坂的朝鲜“义士”还是非常的钦佩的，所以官面上虽然同意和日本人一起通缉那些朝鲜人，但是在实际上，中国这边也就说说而已，谁要是真的去这么干了，多半是要被大家骂汉奸的。
最后一个谣言就更为阴险了，这个谣言说，蓝衣社的人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就是赶来保护那些“朝鲜义士”的——因为当时真的有“朝鲜义士”在那个酒楼上，而且这些“朝鲜义士”还一向和“蓝衣社”的人有来往。所以蓝衣社在得到情报之后，立刻就赶去那里，挡住了日本人，掩护了“朝鲜义士”撤离。
这个谣言，老实说也没有太多的人相信，但问题是，有日本人相信呀。其实日本人也不相信，但是如果是这样，那这次的问题，就不是日本情报机构太无能，而是他们的敌人太狡猾了。这样一来，情报机构虽然还需要背一下黑锅，挨一下骂，但是至少，至少岩井英一不需要找个介错的人了。
为此，日本人甚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而蒋介石政府自然进行了辟谣。他们坚决地否认了这一谣言，而且将这一切都归为“都是乱党分子的阴谋啦”。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还对蓝衣社的行动对日本抓捕“朝鲜叛逆”带来的干扰表示了歉意，并保证会严厉地处罚相关人员。
据说蒋介石也对蓝衣社的特务组织居然在马上就要进行全面的围剿的时候，搞出了这样的事情极为不满。据说，戴老板被蒋介石叫了过去，整整骂了两个小时。
然后戴老板脸色铁青的从庐山上下来，立刻就下令撤掉了余乐醒的区长职务，因为有人说了这么一句：“余乐醒他原本是乱党的人，现在他一接手上海区，就出了这样的问题，处长，我怀疑他是不是……另外，他的妻弟严醉，就是亲自带队的那个，听说这次兄弟们都伤亡惨重，就是他连油皮都没破一点，您看……”
于是戴老板的命令就又变成了：“把余乐醒和严醉抓起来！”
第二百八十六章 送功劳上门
按李谦的想法，他给蓝衣社的特务们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应该能给还留在上海的博古他们减轻不少压力。而博古他们自然也会因此继续待在上海——毕竟，他们这帮子人都是相信城市中心论的，都是认为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应该是革命的中心的。所以除非上海的局面非常糟糕了，博古他们才会离开上海。
而博古一旦离开上海，会去什么地方？那肯定是瑞金，是中央苏区呀。虽然如今在中央苏区，李德胜同志已经不能主持工作了，但是至少，如今在那里主持军事工作的还是朱玉阶和伍豪。伍豪同志虽然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导主任，但是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并不突出。不过他至少自己知道这一点，并且在军事问题上愿意尊重包括朱玉阶在内的那些军事指挥官。所以红军在战术和战法上依旧继承了过去的成功的传统。
但是要是让博古他们去了中央苏区，那就真的麻烦了。和伍豪一样，博古他们同样对军事并不精通；但和伍豪又不一样，伍豪好歹还见过一支军队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或者说，伍豪同志好歹还见过二师兄是怎么跑的，而博古同志呢，他对二师兄的了解仅限于看过一点图片。
但是，博古同志他们更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军事上有多么无知。而且他们对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从根本上就是反对的。所以从政治上来说，他们也不可能继续延续过去的军事路线。这样一来，原先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军事原则必然会遭到破坏。当然，因为博古自己对于军事一窍不通，而从政治上来说，他又不愿意像伍豪那样尊尊重那些“思想落后”的土包子军事人员，他们就只能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于是共产国际就送了个李德过来了……
所以要是上海的环境好了一点，压力小了一点，这几位可能就一直留在上海了，然后，他们一直留在上海，不到瑞金去捣乱，那不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了吗？
虽然蓝衣社相比中统，至少在这个时期是要饭桶不少的，但是他们的活动依旧是给人民党的地下活动不少压力，李谦的这个举动也的确让上海的蓝衣社暂时失去了活动能力。但是，蓝衣社失去活动能力了的后果却是李谦万万没想到的。
在蓝衣社暂时失去行动能力之后，人民党中央的几位同志都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是“天赐良机”，当然，他们只在心里这样想，他们是不会把“天赐良机”这样的话说出来的，因为这个话除了“太不无神论”之外，也太有“机会主义”的味道了，是的，越是机会主义分子，越是忌讳“机会”这个词。
既然有这样的“天赐良机”，那么不立刻行动起来，在一些同志看来，这简直就是犯罪。所以，人民党中央发出了“反常抗日，迎接革命的新高潮”的号召。接着在白区，整个人民党的机构都运转了起来。
在上海，人民党很早就重建了总工会，只不过总工会也一直只在地下活动。但是现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总工会要组织罢工，另外，中央苏区的以及其他苏区的红军都要策应各个大城市中的工人斗争，他们要向大城市发起进攻，以配合工人夺取城市——进而夺取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指令传回中央苏区，接到指令后，伍豪就去找朱玉阶商量。
“这是谁做出的决定呀？他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嘛！”朱玉阶将军一看到这样的指令，当时就蒙了，“打大城市，打大城市，就知道打大城市，李立三那会儿我们又不是没打过。”
“现在红军比以前更强大嘛。”伍豪说，“而且中央也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打下大城市，只是要求我们牵制一些敌人。”
虽然伍豪在中央苏区待了这么久之后，对于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也更了解。但是在处理问题的风格上，伍豪一向更倾向于调和，而不是硬抗。当然，在一个组织内部，也需要这样的人。
“牵制个啥？”朱玉阶和伍豪是老朋友，所以也不避讳，“如今红军是强大了一点了，每两个战士就有一条枪了——如果把我们自己造的土枪都算上，每一个半战士，抖有了一支枪了。尤其是我们把复装子弹厂和枪械修理厂建起来之后，每次战斗，每一杆枪，都能有十多颗子弹打了。不像以前，齐射三发，我们就必须冲锋或者撤退了。但是伍豪，你也在黄埔待过，你也应该知道，进攻城市的消耗有多大。当年北伐的时候……”
这个事情伍豪也是清楚的，进攻城市的消耗，可不是在山沟里面打伏击能比的。而且现在国民党正集中了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围剿，整个苏区，都在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应对这次围剿。在经历了三次围剿之后，苏区的经济就已经遭受了相当大的破坏了，备战本身也是对经济的消耗，然后还要执行中央的新指示……哪怕只是佯动牵制，那也是要消耗人力物力的呀。
“中央总是有整体的考虑的。”伍豪说，“我们作为党员，必须要注重大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意识，必要的时候，也要有为大局牺牲的意识。”
这并不是空话或者口号，这也是人民党一直以来的坚持。在人民党这里，是决不能容忍枪指挥党的。决不能容忍个别的小山头不服从全局的。也许党中央在很多时候都会做出不正确的决定，但是能坚决地服从中央，决不允许内部出现独立的小山头，却正是人民党不同于国民党，以及最终能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各个苏区，以及后来的各个根据地，在经济上都是相当的独立的。依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人民党的军队实际上更容易出现各自占山为王的军阀状态。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就算中原野战军打光了，其他野战军照样也能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局观，没有“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就不会有最后的胜利。
1933年一月底，蒋介石按照计划，亲自兼任“江西剿总总司令”，坐镇南昌，开始准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央红军刚刚完成了配合上海罢工的佯动。
在到达南昌后，蒋介石接到了一份电报，然后就非常高兴地下命令给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站记功，并且奖励大洋五百，以表彰他们在粉碎乱党在上海发动总罢工和叛乱的时候立下的功勋。
其实中统在这个时候，真没干什么高难度的事情，主要是人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自己一个一个的主动地冒了出来。要组织大罢工，总工会就不可能再秘密工作了；总工会一开始动作——这样大的动作，中统怎么会看不到呢？即使是蓝衣社，不过不是刚刚出了那档子事，那也是能“立功”的呀。
中统的工作变得格外简单，因为他们只要抓住带领罢工的人就行了，而带领罢工的工人代表是没办法潜伏着的，他们是必须公开行动的。结果……中统一下子就立下了“大功”。
中统一家伙就抓了几百人，这些人都是罢工的领导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人民党人。剩下的，也都是和人民党有联系的人。被捕的人一旦多了，你就很难保证这里面没有变节者。尤其是中统在刑讯手段上比蓝衣社高明多了的情况下。中统在引入电刑的时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平时练手的时候也多，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也普遍提高了，于是一些顶不住的人便变节了。
另一方面，因为抓进去的人多了，所以整个人民党的危机管理体系也遇上了大麻烦。在常规情况下，有一两个人被捕，那么和他有联系的人就可以立刻转移。如果被捕者没有暴露，那党组织还能想办法来加以救援。但是这一次，一家伙被抓进去这么多人，如果要转移，整个的党组织都要转移，甚至于因为被抓进去的人太多了，到底哪些人被抓进去了，组织上都弄不清楚。连这个都弄不清，那转移和营救就都无从谈起了。
结果呢，自然是叛徒一旦出现，很多时候，中统的家伙就能顺藤摸瓜地抓到更多的人。然后整个上海的党组织就都乱成了一团。就连专门负责和李谦联络的李介生同志都差一点被抓住，不得不紧急转移了。紧急得甚至都来不及通知李谦一声。
事实上不仅仅是李介生同志紧急转移了，整个党中央都必须紧急转移了。如果不是现在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封锁严密；同时如今正是枯水季节，进入中央苏区的水下安全通道也暂时无法使用，所以他们暂时只能躲到乡下去，暂时还无法前往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