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221节

诺特作为一位女数学家，在这些年的处境的确比爱因斯坦要艰难得多。首先在经济上，爱因斯坦在1922年获得过诺贝尔奖，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奖金。虽然据爱因斯坦宣称他将这笔奖金给了自己的前妻米列娃·玛丽克，但是据说爱因斯坦根本没把这钱给米列娃·玛丽克，而是拿到伦敦的股票市场上去投资。然后在29年的股市风波中，亏了个精光。

但即便如此，爱因斯坦的收入水平依旧是远高于诺特女士的。物理学家本来就比数学家高光，男性教授的收入又比女性高，爱因斯坦还经常性的走穴，这又是一笔收入。相形之下，在大学教授工资最高的时候，诺特女士还只能以希尔伯特教授的助教、讲师的的身份，在大学中任教，后来虽然弄到了一个荣誉教授，但是这个教授一分钱都没有。等到再后来，终于获得了正式的教授编制了，经济已经完全垮了，正宗的教授也很难养活自己了。可以说诺特女士一直都生活在贫寒之中。而去上海大学走个穴，在经济上其实对于诺特也很有帮助，只不过诺特女士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于经济方面要求不多，在她看来，每天能提着两个面包，一壶水回家，维持住生命，来进行数学研究就已经够了。

所以，虽然是数学家，但是当李谦拿出一个月就超过她一年的收入的走穴费用的时候，诺特女士却并不是非常动心。她甚至说：“我一个人，每天有一壶水喝，有两个面包吃，也就够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虽然钱上面的事情诺特女士不是特别关心——虽然她是一位数学家，但是她对工资的数字并不敏感——但是对于安全问题，她也是相当的纠结的。

诺特女士遭遇到的安全问题，比爱因斯坦严重得多。因为爱因斯坦的名气要比诺特女士大得多。这种名声，也使得哪怕是纳粹，在这个时候也不敢轻易对他下手。但是诺特女士就不一样了。的确，诺特女士是伟大的数学家，而数学则是高居于自然科学歧视链顶端的学科。你看看希尔伯特经常性的鄙视一下爱因斯坦，李谦习惯性的鄙视德布罗意，凭的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他们是数学家吗？

但是数学家的名气是出不了圈子的。要说在大众范围内的影响度，李谦大概是这个时代最广为人知的数学家了，但是他之所以广闻人知，并不是因为数学。所以虽然诺特女士在数学家、科学家的圈子里影响巨大，甚至被人们尊称为“代数女皇”、“数学的雅典娜”，但是出了这个小圈子，谁知道她是谁呢？这就意味着她的影响力有限，也就意味着她特别容易被欺负。

因为她的女性以及犹太人身份，她到处被人欺负。如今即使是哥廷根也已经不是世外桃源了。29年底的时候，诺特女士就因为犹太人和单身大龄女子的双重受歧视身份，被租住的公寓楼的全体住户一起，以非常民主的方式驱逐了出去。

除此之外，遭到辱骂威胁也是家常便饭，甚至于直接被某些种族主义分子殴打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数学的雅典娜”在数学领域内有着强大的战斗力，但是在数学之外，她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而已。仅就战斗力而言，和黄婉贞这样的女暴徒差距明显。

“我会抽空去找特纳女士谈谈的。”爱因斯坦在告辞之前，最后这样说。

几天之后，在数学家大会闭幕之后，诺特终于下定了决心，准备跟着李谦先去一趟中国，然后再和爱因斯坦一起前往美国，然后再看看情况决定要不要返回欧洲。毕竟这个时候美国的数学水平，相比欧洲差距还非常大，甚至可能比物理水平的差距更大。

在大会结束后，李谦带着他的代表团以及爱因斯坦和诺特女士南下前往意大利，如果是以前，李谦他们可能还要在意呆利顺便旅行一下。毕竟作为罗马帝国的故地，虽然意大利已经一点都不罗马，但是罗马的那些遗迹还是很值得看看的。不过这时候，“领袖”已经终止了意大利的议会，在意大利建立起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如今天天在那里硬充罗马帝国，所以那些古代遗址一带，总是少不了一大堆的最没用的法西斯垃圾在那里自我感动。让人看了，尤其是让来自后世，知道关于意呆利的各种故事的李谦看了，只觉得恶心。

再加上进入意大利之后，那种对东方人的歧视甚至比在德国都要明显，所以李谦干脆便放弃了在意大利玩一玩的打算，直接带着团队在安科纳上了船。

从地中海，经过苏伊士运河，然后通过印度洋再通过马六甲返回中国的航线相比穿过大西洋，然后穿过北美大陆，要短一些。唯一的问题就是，跑这条线的船普遍条件不算太好，速度也不能和大西洋上的那些船相比。

所以等李谦他们回到上海的时候，就已经是32年的十月中旬了。

在李谦返回上海之前，关于爱因斯坦和诺特女士将来来中国讲学的事情，就已经通过新闻，传到了中国。所以当李谦和爱因斯坦以及诺特女士抵达上海的时候，有不少的社会名流都来到码头上迎接他们。

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还有学界的不少人，比如说中央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蔡孑民，以及上海的各个大学的校长，还有工部局的各位董事基本上也都来了。毕竟爱因斯坦这个时候，几乎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科学家了。至于诺特女士，大部分人也已经通过此前的报纸上的介绍，知道了这位“代数女皇”，“数学的雅典娜”。其实相比欧洲国家，中国人在传统上，虽然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但实际上对于“才女”什么的宽容度，要比欧洲更高。某位才女甚至还主持过官修史书呢。

所以诺特女士也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很多大学都提出，希望能邀请诺特女士前往演讲。只是诺特女士不像爱因斯坦，她对于靠演讲拿钱并不热衷，只是出于对鼓励大家，尤其是女性学习包括数学之类的自然科学的目的，挑选了有限的两三所大学，做了一些最为基础的学术报告。

按后来某位弃数从医的同学的回忆，诺特女士的学术报告的听众总是很多的，但是很多时候，当作为她的翻译的陈省身，（因为一般的翻译真的干不了这个活）把她的话翻译完了之后，全场的听众虽然都在鼓掌，但是他们当中真正听懂了的，未必有一个两个——据说诺特女士原本是不想讲得太难的，但是讲着讲着就难了。而他之所以该学医学了，也是因为他听了诺特女士的演讲之后，才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真的不是搞数学的料。

据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为此李谦还有点埋怨诺特：“某人去学工程了，这当然不坏，但是，其实他也可以学一下统计学的……”

当然，李谦为这种副作用头疼是更晚一点的事情了。如今他还有立刻要头疼的事情——在回到上海大学之后，人民党那边就通过李介生送来了请求购入更多的平价武器，以及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员的要求。

因为和胡汉民的争端，以及此后的918，第二次下野、128事变的影响，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组织第四次围剿了。如今这些事情基本上都平息下去了，丢了的地方也已经丢了，靠着空间，蒋介石终于换到了时间，准备再组织一次围剿了。而且，据说这次围剿的力度将比前三次更大，而苏区那边也刚刚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所以要应对这次进攻，他们必须多做准备。

关于“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李介生没有细说，李谦也没多问，所以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一位老朋友，已经被闲置起来了。

第四百四十七章 约谈

李谦意识到苏区的这个变化，还是因为伍豪通过李介生给他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他提到自己已经接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现在正在负责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如今中央苏区存在一些现实上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李谦的帮助。

从这封信上，李谦才意识到，可能他的老朋友李德胜同志这会儿已经靠边站了。

“人民党中央的这帮子人已经把手伸进中央苏区去了呀。”李谦想，“这也是必然的事情，中央苏区不断地获得反围剿的胜利，不断地扩大影响之后，即使是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人，也不可能不关注它了。毕竟，在他们眼中，中央苏区以及其他的一些苏区，是他们夺取中心城市的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可能不伸手进去。”

李谦知道，如今人民党中央，更准确的说是博古等人还在他们认为的革命最重要的中心位置——“中心城市”当中，而如今他们虽然对苏区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各种指手画脚的干预了，但是因为他们的重心还在城市里，还在梦想着依靠一两次或者更多次的城市工人总罢工进而发展成的总起义，一举夺取一些中心城市，然后再依靠这些城市，来夺取更多的城市，最终获得政权。

但是，中国的城市和欧洲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在欧美等工业化国家，农村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才是社会生产的核心。但是在中国，这个关系是颠倒过来了的。在欧洲，整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彻底地市场化，脱离了城市，农村几乎就无法运行。但是在中国，自然经济依旧占据上风，中国的城市，自身并不能生产太多的东西，只是农村“富余产物”的聚集地而已。所以博古等人在中国的城市中的革命越是努力，他们的失败就会越大。

“这就像是南辕北辙，马车本身、拉车的马、驾车的车夫，这些条件越好，最后的错误就越大，这甚至不是给他们多少援助就能够改变的事情了，除非你能开个时空双向门，然后直接拖着他们转过大半个地球，要不然，这事情还真不是援助能解决的。”李谦忍不住开始怀疑起自己现在做的这些事情的意义了。

“我现在给他们提供更好的马车，更好的马，更好的御手，然后，他们就使劲地往莫斯科跑，这真是……要这样玩下去，你说我这穿过来，最多也就是救下了几个原本的烈士，然后，还能干个啥呢？让今后的家伙说一句：还是民国能出大师？”

不过最后的一点，李谦估计是想多了的。后世的那些家伙说民国的大师的时候，是从不会把郭鼎堂先生算进民国大师里面去的，虽然单就学术成就而言，郭鼎堂先生一只手就可以吊打胡适之这种既没有大胆假设，也没有小心求证的著书监。所以，后世的那些人，也不会将李谦视为民国大师的。说不定，倒是能把李谦说成是民国渣男也不一定。

总之，李谦觉得如今的这种合作模式，实在是有那么点难以继续下去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路线错了，钱越多，危害越大。

于是在认真的考虑了几天之后，李谦让人找到李介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光与中国当前的局势，以及世界局势。我希望能和贵党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博古先生，找个地方好好聊一下。地方和时间都由他来确定。”

这个要求倒是真的出乎了李介生的预料。这样的事情，李介生自己当然没法替组织答应下来，他也只能向李谦表示，他会像党中央转达这个要求。

如果现在，处在中央的位置上的人是王明，那李谦是不会提出希望和他谈谈的要求的。但是博古虽然是王明一个系统的人，虽然如今推行的政策也是没有王明的王明政策。但是博古从根本上来说，和王明还是不一样的。从后世的历史来看，博古这个人其实只能算是不成熟，算是思想认识有问题，但是并不能算坏。相比王明那种勾结米夫，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当钦差大臣，然后又在苏联肃反中从背后捅米夫一刀的野心家，更书生气一些的博古或许还是可以加以影响的。

对于李谦的这个提议，博古倒是很有兴趣，便在中央的会议上提起了这件事情：

“李涉川先生对于我们党，一向是支持的。412中，李校长保护了不少我们的同志，后来在党内出现叛徒的时候，李校长也为我们的同志奔走过。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事情，李校长也不止一次的表示过对此的反感。他不止一次地斥责过国民党反动派，但是从来没有指责过我党。总的来说，李校长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不过最近，李校长在抗日方面的主张和我们有了不小的分歧。

大家知道，我们的政策是反常抗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的政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卖国政府，不打倒他们，就无法真正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李校长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对国民党反动派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他提出了所谓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一错误的思想。当然，李涉川校长不是人民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限，所以出这样的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李校长是我们的老朋友，对于我党是有过很多帮助的。虽然我们对他的错误想法进行了批判，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和他多沟通。你看，我们在文艺上和鲁迅先生也有一些意见，但是有人因此提出要打倒鲁迅，那就真是胡说八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找个机会和李校长好好谈谈，也是必要的事情。如今李校长既然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去，你们觉得呢？”

第四百四十八章 备战

博古本人对于和李谦谈一谈很感兴趣，其他人呢，大多也不反对。只不过有人提出说是不是先让中央的其他同志和李谦先接触一下，比如说，让洛甫同志代表中央去见见李谦。

但是博古对这个建议并不赞同，他说：

“首先，如果说出于安全考虑，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这恰恰增加了安全上的隐患。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大大的增加了过程环节。你们还记得我们总结的，关于地下工作的一些教训吗？其中有一条就是行动环节过多会增加安全上的风险。另外，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干的事情，包括我每一天都在干的事情，哪一件不比去见李谦更危险？

另外，如果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比如我现在不在上海，那么派其他同志先去接触，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现在在上海，而且也不是抽不出时间。难道我们搞革命工作的，还要讲面子问题吗？”

总的来说，博古虽然有点天真，还不成熟，但还是一个很有勇气的革命者。在新闻宣传方面，博古其实很能干，只不过他被放在了一个并不合适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