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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明新帝国 第1222节

胡远胜作为蔡恒的朋友,当初又是他叫蔡恒出来打架,闹出了这件事,实际上他的压力是最大的。

长叹了一口气,胡远胜说道:“正式因为蔡恒今年站了起来,所以这次来西洲,我才会主动要求前来。”

苏良也是由衷大喜。“他好了?”

“说不上好,毕竟躺了几年,不过总比以前半死不活的时候要好多了。”

苏良沉吟了一番说道:“等你离开的时候说一声,我想托你给蔡恒带一些补品回去。”

“那你别找我,我还要去晋州府,汉州府,这无线电报,今后将会在每一个地方都架设起来。而我今后也会留在西洲,负责维护,最少要在西洲待满三年。”

苏良顿了一下,改口说道:“那我托他人吧,你要留在西洲,今后遇到什么问题,只管说一声,力所能及之处,绝对义不容辞。”

这本是客气话,可是没想到胡远胜竟然说道:“我还真有一件事想要请你帮忙。”

“请说。”

西洲只有黄金城是朝廷直管,也最值得信赖。我想带人从陆路前往晋州府,顺便了解一番这里的风土人情……”

“没问题,我会派一百五十亲卫,护送你们前往晋州府。”

邺城侯府只有两百亲卫的份额,苏良一下子答应派出一百五十人,已经是抽空了几乎所有人。

可是胡远胜似乎还不满足,又说:“我知道你父亲掌管着黄金城的一支细作军,在晋州府和汉州府都有眼线……”

苏良的脸色正经了起来,双眼有神地看着胡远胜,感觉到他的来意似乎不是那么单纯了。

第四十二章 青壮派

斟酌了一下用词,苏良说道:“虽然我对曾经发生的事情有愧疚之意,但是不要指望这种个人情绪会影响到我在公事上施加助力。何况,我不知道你为何而来,代表谁而来,当然,我也不想了解。”

对苏良的反应,胡远胜显然早有准备,他沉吟了一下说道:“其实我的心里依旧恨你,也根本不想跟你打交道,只不过,一切为了大明!”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黑色塑料外皮的小本,在苏良面前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大明的金色日月国徽,下面有胡远胜的一张小照片,而在国徽与照片之间,有一排大字。“大明帝国通政司。”

在胡远胜的照片下面,还有一些小字的个人介绍。

由于照相机的出现,现在许多人想要伪装成其他人非常困难。

更让苏良放心的是,这种工作证的塑料外皮,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工厂会生产,其他人根本不可能仿造。

看到这个工作证,苏良感到了一种滑稽。

他怎么也想不到,胡远胜这个曾经被文官集团作为标杆的的年轻人,现在竟然为通政司服务。

通政司虽然半隶属于外交部,但是这只是为了方便在外人员管理,实际上在整体编制方面,通政司更多的行政事务归属于国防部。

也就是说,通政司现在应该算是文武相争的武之一边。

见苏良这副表情,胡远胜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懊恼和尴尬。他解释说道:“你被责令返回西洲,有所不知,薛河东在去年去世了。”

六年前,苏良与胡远胜的官司之所以会愈演愈烈,主要就是因为时任礼部尚书薛瑄薛德温在背后发动舆论攻势。

薛瑄与于谦,解祯期是同期进士,当时解祯期状元,薛瑄榜眼,于谦探花。

而这一期进士,也是有明一代,人才济济的一期。

薛德温虽然在官职上最高只做到了礼部尚书,但是其人是继曹端之后一代儒学大家,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

在思想上,此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对朱瞻基重商轻儒,扶持真理教颇为不满。认为重商引发民众趋利,轻儒导致民风败坏。

在为官方面,他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在民间官声颇佳。

作为明代有名的理学大师,薛瑄推崇程朱理学。

不过他虽然在思想上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

为了对抗道教和佛教,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近年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

而且他还创立了儒家实学,发表了“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以及“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的言论。

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论:“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

“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

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

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不过,因为朱瞻基重视真理教,只将儒学作为思想奠基,所以薛瑄这一生,总的来说是不尽如人意的。

他在晚年掀起了儒家正宗之说,批判真理教学术只能为用,不能为体,“体应大于用”之说,在民间引起了不少学术之争。

如果仅仅在学术上进行辩论,朱瞻基能够忍他,因为朱瞻基很清楚,薛瑄说的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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