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舍了植物人，我成了全球首富 第230节

　　最热老先生震惊的是。

　　其他海外华人富商代表到燕京，最多也就是呆一天，就急匆匆离开燕京，仿佛不尽快走，不能安全离开燕京一样。

　　杨先生这个人？

　　先是去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把人家外宾服务部那些字画都买了下来。

　　据说还给国家历史博物馆捐了一大笔钱。

　　又是和荣宝斋做交易。

　　杨先生花了上百万RMB，将近五百万港币，买了荣宝斋几千件的收藏品，包括字画等收藏品。

　　五百万港币？

　　在老先生看来，这绝对是一大笔钱外汇了。

　　也就是说，荣宝斋为国家创造一笔外汇。

　　国家只有拿到更多外汇，才可以购买到更多国外的技术和其他产品。

　　对于这些，老先生也是非常赞同的。

　　老先生也觉得奇怪，像那些现代画家的字画，许多艺术家还是活着的，杨先生居然也不惜价钱，全部都买了下来，让这些现代画家和他们的家人日子都开始好过了。

　　甚至，他们还可以源源不断继续创作。

　　这些，老先生都看不懂，他觉得杨先生是资本家，又不是他想象中那种资本家。

　　在他看来，像李加城，包裕刚这些都是资本家。

　　他们和杨先生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老先生，是买了不少房子，他们要卖掉，我也就买下来。在买卖之前，我已经让工作人员调查清楚，如果房子有问题，我们是不会买的，也不想造成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像有些是因为赌博输了卖掉的。

　　有的是家里唯一一套房产，也想偷偷地卖掉。

　　还有，他们家人根本不同意的。

　　等等。

　　像这些，杨铭并不想要。

　　老先生点点头，他觉得杨先生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怪不得杨先生能够在香江那么成功，必定是有他的原因。

　　接下来。

　　俩人开始聊正事。

　　“杨先生，你老家在哪的？”老先生问道。

　　杨铭来之前，他就考虑过了。

　　果然，老先生还是提起他老家。

　　历史上，香江那些华资代表，老先生都建议他们回老家看看，这样才会触发他们改变老家，甚至改变一个国家的动力和念头。

　　胡应相等人就是回到粤省，甚至老家，看到老家的贫穷，触发到他们内心的情感和对于家乡的热爱。

　　直接拿钱来进行投资。

　　特别像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修桥，修高速公路，修发电站。

　　这些都是需要很多钱。

　　现在国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投在这方面，那么只有依靠这些香江回来的华资。

　　老先生和杨铭熟悉后，也想多了解杨先生的老家情况。

　　“老先生，我老家在哪，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不过，我父母和我提起过。我的父亲杨继荣是五十年代从粤北的龙川县跑到香江发展的，在香江那里认识我的母亲李玉芳，后来就有了我。”

　　杨继荣从五十年代跑到香江的？

　　老先生想到了许多。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甚至在这段时间，一直都有国内，特别是粤省一带的偷渡到香江发展。

　　为什么他们要去香江？

　　还是因为国内太穷，穷到自己都养不起。

　　在国内，现在普通农民吃不饱，甚至一个月都没有几块钱。

　　他们成功偷渡到了香江，轻轻松松几百块，甚至上千港币一个月。

　　甚至，更多聪明人成了香江的富豪。

　　想到这里，老先生也是叹了一口气。

　　“你的父亲和老家还有联系吗？”老先生问道。

　　“以前应该还有书信联系，我听父亲说过，一直都是断断续续。”

　　老先生又是点点头。

　　这个时代，国内真正能够用得起座机电话的，也就是燕京，申城一些机关单位而已，普通人根本就没有。

　　全部加起来，国内还没有到两百万户。

　　这种情况下，粤北那边又怎么可能和杨继荣经常联系？

　　“你父亲对于老家还有感情吗？”

　　“有的，我父亲做梦都想回老家看看。”

　　听到杨铭那样说。

　　老先生终于松开了一口气。

　　他也知道，有些人从国内偷渡到香江，几乎是九死一生，这种情况下，他们在香江活下来，怎么可能不对国内有一股怨气？

　　这样，他们又怎么可能对于国内有感情呢？

　　他们是千辛万苦跑到那边。

　　说起杨铭父亲是偷渡到香江的，又不得不说起历史上的逃港潮。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基本结束的内地居民非法越境进入香江的行为，其原因起初是政治原因，后来主要是经济原因。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江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江的奔涌潮流。

　　以鹏城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鹏城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粤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当时在粤省偷渡香江，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方式，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

　　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鹏城湾，到达香江新界西北部元朗。

　　从陆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鹏城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江，粤省人戏称为扑网。

　　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

　　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

　　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

　　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社团性质，有蛇头，自然也就有这些人蛇，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蛇往往不惜倾家荡产。

　　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城和鹏城之间，距离香江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去年，1977年11月，复出后的老先生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粤省，当时叶老先生与他同行。

　　粤省主要领导向老先生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事件被捅了出来。

　　正当粤省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老先生却出奇的沉默。

　　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

　　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老先生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

　　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江干一天的说法。

　　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江。

　　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江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鹏城的罗芳村过去的。

　　最高决策者老先生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