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9 第139节
这几天寿山的饭店装了电话，可把他显摆的不轻。
早些年想装电话得看级别，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才能申请在家里装电话。可线路太少，那么多领导都只能排队等着，托关系找人批条的事情太常见了。
改革开放之后，新开了不少电话线路，电话户数都在翻倍增长，但是依然很难申请，通信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刚刚“下海”的个体户和文艺明星，是最早一批自掏腰包装电话的用户，装电话的难题忽然成了社会问题，报纸都在长篇累牍的报道。
寿山装上了电话，气坏了不少人，他们打到了电话局：“你们电话局是不是吃了他的饭了？为什么我们申请装电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却装不上？”。
寿山对李和说，“你申请了，拖上几个月到半年是常有的事儿，有个别人五年都没装上电话的事情也发生过”。
李和笑笑，拿起电话，打到学校宿舍楼，市内电话还是占线、占线，转而打起深圳的长途，也还是占线。
再拨。占线。再拨。占线。
嘟、嘟、嘟、嘟……
寿山有点尴尬，“这个我们主要用来接电话，人家订餐什么的，不过晚上不会占线，你要不再试试？”。
李和说，“早晚会好的，有电话也方便了，以后有事我可以直接打你们电话了”。
电话局在各个主要路口设置了不少铝合金投币式公用电话亭，但是注定是赔本的买卖。
没多久，有人为了偷电话机身里的硬币，把机身拆走了。
当然机身也能卖钱，地下埋的线缆都保不住，更别说一个电话亭了。
勤劳的人，总能到处发现机会。
后来电话局为了防盗，外壳又改成了塑料的，电话机改成了ic卡公共电话，在拨打电话时将卡插入IC卡话机中，就可以打电话。
可这还是保不住电话亭，许多报亭、小商店老板装了电话，靠电话盈利，公共电话挡了他们生意，他们就故意去砸毁公共电话亭。
能硕果仅存的电话亭也通常都是在学校或者火车站的。
李和开学后，拿到本学期的课程表愣了下，问老大姐陈芸，“这门选修课，不应该是我的啊，什么科学简史？”。
“科学简史”是高校科学素养类选修课，面向所有专业学生而开设。
陈芸笑呵呵的道，“初一十五的道理你还不懂啊”。
旁边一般很少说话的杨浩老师也道，“这就叫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李和问，“教务处安排的？”。
“废话，当然是教务处了”，陈芸回答道，
李和终于知道这是教务主任的报复了，不过也得打落牙吞肚子里。
“这是因公废私啊”，按照条件资历，李和是不符合带这门课的条件的，最主要的是这门课还占用了他一大半的学时，还不长工资。
陈芸没回答，好像想起了什么，转而道，“哦，对了，这个月后勤的江处长的儿子结婚，别忘记份子钱”。
“随多少？”，李和只要还活着，就必须应对人生三大难题：借钱、买单、随份子。
陈芸道，“随多少都是心意，想好了到我这登记”。
李和不知道这老大姐今天哪根筋不对了，怎么突然拿捏起来了呢，只得在脸上挤了点笑容，呵呵道，“别啊，姐，我这可是坚决以你为核心的，你可不能害弟弟，还得你指教”。
随份子不在于感情，而在于红包的大小。
给少了，人家骂你小气。
给多了，压了同事领导一头，得罪人。
陈芸被捋的舒服，直接道，“没什么讲究，还是老规矩。如果是一般的同事，像我这种结了婚的就随个三块钱，像你这种没结婚的给个二块就成”。
“那我就给2块？”。
陈芸道，“你也太实在了吧？2块是给一般的同事，你听不懂话还是怎么的？”。
“我的姐，你别绕弯了，直接说呗，给多少？”。
“你还没结婚吧，你将来要分房吧？”，陈芸见李和点点头，继续道，“按我说，你就直接五块”。
李和想了想道，“那听你的”。
接下来几天，他开始找以前代过科学简史的老师借书、借教案，看课程大纲，他对科学史很熟悉，但是对教学范围和课程设计并不熟悉。
66、南巡
1984年1月24日至29日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
小平同志2月份在厦门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
尽管“改革”和“开放”这两个词汇已经早已被他提及，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汇。
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
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
“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已经有了共识。
南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万象更新。
1984年3月1日，国家出台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并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以促进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承包制和双轨制作为两大制度基石，为发展扫清了障碍。
一大批一直闷声发大财的中国的商业教父，真正的步入了历史的舞台。
李和的选修课有200多人，五个专业的学生，新建的电教室坐的满满当当。
选修课上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忙自己“业务”，有写作业的，有看小说的，有聊天的，有做觉皇的。。。
这门课让他少了一半的休息时间，但是他还是认真的教，在课纲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研究方法论的知识，这些都是经过后世系统总结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零散的、碎片化的世界里，所有判断和决定都是一分钟内做出来的。你无法在几秒钟的判断里理解世界的复杂。而科学提供的不是即时的、一分钟三分钟做出来的决定，而是一套用以评价经验知识的程序而进行的。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
“回顾最近几年的出版物，将那些非常感兴趣的复制下来。这不仅是由于其中很多都是意义重大的论文，对于了解实验室成员的工作进展也是很重要的。每年都应该去图书馆，翻阅其他院校出版的和自己相关领域技术报告，并选出自己感兴趣的仔细加以阅读......”。
“找出该领域最棒的期刊是什么，向该领域的高人请教。然后找出最近几年值得阅读的文章，并跟踪相关参考文献。这是最快的感受该领域的方法，但有时候你也许会有错误的理解”。
“谈到中国科学史的部分，我们就要说徐光启这个人，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
“到晚清的时候，《微积溯源》翻译出版后，华衡芳、李善兰、徐寿这些人基本已经厘清了物理学和微积分数学中的概念，这些都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自然科学的词汇概念意外，在洋务运动时期，法学、政治学的词汇也有了比较准确的中文翻译词汇...”。
课堂上突然嗡嗡响，李和问，“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说？”。
一个学生站起来道，“李老师，据我所知，许多词汇好像是根据日文翻译过来的吧，我觉得承认事实不一定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民族观去否定吧”。
李和说，“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物理’这个词汇”，学生振振有词的说道。
李和笑笑，这个误解太大了，“我是学物理的。这个词肯定不是出自日苯的。而是最早出自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跟日苯人是一毛钱关系的”。
学生面色有点窘，李和摆手让他坐下，“这个误解很多人都有，事实上是日苯的明治维新从中国引入了对西方词汇的汉语翻译。有个疑问就是日苯人为何会用汉字去翻译新词汇？难道是日苯群众致力于汉文化的发展壮大，每次顺便帮助我国搞些翻译工作？中国的洋务运动要远早于日苯明治维新，我们有像京师同文馆这样的专门翻译机构，日苯就没有。虽然晚清很落后，大家都有共识，但是却有庞大的知识科举阶层。提到科举大家会想到顽固儒生，可也是首先是这个阶层的一些人提出向西方学习的”。
洋务运动时期，有许多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魔都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魔都的南洋公学、胡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
林林总总的各地各省都有翻译机构。
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
日苯的引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中国人自己都信了。
包括现在还有许多人一直以为这些词汇是日文翻译，天朝借用，万万没想到是天朝翻译，日苯借用！
其实日语翻译是惨不忍睹的，悲催的雅蠛蝶永远不会被赋予汉语的灵魂，最终于的命运可想…
这就是所谓的出口转内销吧，或者是叫墙内开花墙外香。
上完选修课，李和一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扎海生又过来蹭饭，颈上系一条丝绸花领带，身上着一件格子西装，灰色法兰绒裤子，俨然一付知识分子的形象，年纪很轻，却有着严肃持重的神态。
李和拽拽扎海生的领带，笑着道，“打错了，宽端再绕一圈，从颈圈下方往上穿出，领带的最宽点应位于腰带处”。
扎海生自己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我还特意找人教的呢”。
李和索性直接帮他打了，“不会打领带，还穿这么骚包干嘛”。
扎海生说，“我们今天接待外宾，所以就这么穿了，接待完了我就直接来你这了，也没来得及换”。
李和看着扎海生意气风发，明显是不错，也就没多问工作的事情，只是问道，“李科呢，你没去找他？”。
“开会呢，我们俩吃吧，今天我请你”。
“发工资了？”，李和知道这小子通常口袋装不了几块钱。
“发了，今天吃啥我都请”，扎海生豪气的说道。
李和也没客气，吃回本再说。
67、火箭炮
郭东和齐功勋又来了，李和装作惊诧，“二位，好久不见”。